多年前在报纸上看过一篇《好心与造孽》的文章，印象颇深刻，对我们理解“大跃进”有那么一点点帮助。
说的是隋朝末年，有个叫李靖（唐朝开国功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的年轻人欲从龙门山的道人文中子学道，路上借宿于一户人家，却不料这户人家原来是龙宫。半夜里，李靖闻得玉皇大帝宣龙王前往河东行雨，恰龙王与龙子均不在家中，而龙孙幼小难以应命，龙母十分焦急，忽想到李靖，就请李靖代行。李靖一想这是一个“济世救民”的好机会，于是便欣然允诺了。
临行前，龙母嘱他只需将柳枝在净瓶中沾一滴水洒下就行了。
李靖来到河东，见下方赤地千里，心想如此大旱，洒一滴水无济于事，便将净瓶中所有的水都倾向地面。
李靖高高兴兴地告别龙宫，往龙门山前行，一路上只见山洪暴发，河水陡涨，及至到了龙门山下，只见众多百姓纷纷逃往山上避水。
李靖不知就里，自往山上见文中子，并告诉他为龙王代为行雨之事。
文中子听罢大叹：“哎呀，这边厢大水滔天，原来是你造的孽！”
李靖说：“弟子是好心，怎说是造孽？”
文中子说：“就是你这好心办了坏事了！岂不闻瓶中一点水，地上一尺水，怎禁得你随手挥水，这岂不是要救千人，反伤万命？况且违了玉帝敕旨，那龙王母子，难免天诛，这不又是受人之托，反害人之事吗？”
李靖这才明白自己闯了大祸，汗流浃背，深自忏悔。
文中子又说：“从来救世的人，偏会做出误世的事来，也只为他信心太深，便下手太重了。那干大事的人，恶心不可有，好心也不可有。”
这则寓言故事的情节并不是那么合情合理，但其中所包含的道理却很深刻，足以发世人之深省。
这世上“好心办环事”的例子多的是，人所难免，也世所常见。
不过也要有所区分。对于常人而言，影响小，或许可原谅；或许也不需要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就被世人遗忘了。而对于那些存救世之心而干大事的人而言，不做坏事便罢，一做坏事，动辄就是祸国殃民的绝大的人间惨事，即便是出于好心也难以遮掩并抵销其罪衍。
天下救世的人，却偏会做出误世的事来。只因他“信心太深，便下手太重了”，一意孤行，不听劝阻，又不耐烦先试验再推广，即使搞个“试验田”也是浅尝辄止，只想着一劳永逸，一蹴而成。而“信心太深”则是因为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拥有遮天蔽日的权势，生杀予夺之权柄，天下无人敢触其龙须，日久天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天下真理也就非其莫属了。
有人说，毛发动大跃进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急于改变中国的穷困面貌。
我们并不能断言说毛就没有一点好动机，我们也尽量将他往好处想。
毛死后，梁漱溟先生评论说：毛的功劳最大，错误也最大。没有最大的功劳，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梁的话与云中子的意思差不多。自以为为天下百姓做了天大的好事，却不知做了天大的坏事。
李靖将瓶中之水全洒尽了，觉得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心中无限愉快。
毛发动大跃进之初，也曾有一个很短的时期也是信心满满，心情愉快的。
1958年8月，那时大跃进的危害还没有充分彰显，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毛这一辈子的文章中是很少用“幸福生活”这四个字的，你若不相信就去查查雄文五卷。“幸福生活”类同于“贪图安逸”，后来又等同于孳生“修正主义”的土壤，所以毛是不用这个词的。然而在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之中，面对着赫鲁晓夫，毛却很希罕地用了这四个字。难道用了这四个字就能说明他发动大跃进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吗？这也是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的事。而且毛所面对的这位赫鲁晓夫同志既是他一向看不起的，却又不得不承认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所以，毛说这句话时，也有下意识地在赫鲁晓夫面前显摆显摆的心理。
李靖只办了这一件“坏事”，当“好心变成坏事”的事实摆在面前时，李靖汗流浃背，深自忏悔。
而毛呢？在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上，“坏事”已经彰显，毛却说：“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直至1960年9、10月间，形势进一步恶化，毛泽东终于宣布“不吃肉”。据说一直坚持到1961年的4月份，长达七个月。而且也仅仅是指不吃猪肉，牛羊肉似乎不属于“肉”，吃吃还是可以的。
不管怎么说，这也许是伟大领袖“与民共渡时艰”的一种态度呢！
2014-0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