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生忧红旗多久，须菩提诸天雨花
九大落幕，“朱毛之争”画上句号。三天后，红军初期的另一重要历史公案“红旗能打多久”开始。
“红旗能打多久”其实并没有形成争论，不过是红军队伍中一度存在的一股思潮。这股思潮历来被党史军史界的主流学派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悲观的取消主义的错误思想，林彪也被认定为这种错误思想的“代表”。
林彪生前对此一直不服气，心中有抵触。即使是在四十年后当了副统帅红极一时的年代，林彪的内心仍然对四十年前的这一段历史公案耿耿于怀，企图翻案。他也要树立他一贯正确的历史形象。
1969年9月的某天，林彪重游井冈山。这是一次经过林彪同意，叶群精心策划的重大政治行动。林叶让文人捉笔填写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全诗如下：“繁茂三湾株树，茫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势把敌顽埋葬。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全诗的核心就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两句，言下之意我林彪从来都是“革命意志坚如钢”的，哪有什么怀疑“红旗能打多久”的事，你老毛当初是误会了，现在既已树我为接班人，就该将这件小事为我平反了。岂料毛泽东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画了两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林彪翻案企图被毛泽东一眼洞穿，一句话否了，可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九一三”后，当局又在“红旗能打多久”问题上做文章，用于说明林彪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只因为伟大领袖的一再帮助与挽救才没有当逃兵。而眼前发生的“九一三”正是四十年前林彪故态复萌与本质暴露。由此坐实林彪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而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投机分子；坐实林彪的“三反两叛”由来已久，以此来向全国人民交这一笔永远无法厘清的烂账。
（一）“红旗能打多久？”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这段公案最标准的说法是：“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八个字一个疑问号，这是毛泽东信中的原话。通常用六个字表述“红旗能打多久？”有的文章表述为“井冈山的红旗能打多久？”加上“井冈山的”四个字并不妥当，虽然这种思潮是在井冈山时就有了，但毛泽东写给林彪的那封信并不是在井冈山写的；而且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仍然普遍地存在着这种思潮。
六个字也好，八个字也好，表达的是同一种思潮。对于曾在井冈山及后来走下井冈山的大多数两湖、江西、福建籍的红军战士，他们的问题其实就是“现在这样的日子还能坚持多久？”
其中又细分了两层意思：
①就这么一座山，就这么几百户人家，人嚼马料从何而来？能维持多久？
②就这么一点人马，就这么几杆枪，国民党大兵一旦来剿，如何敌得过？
于是又派生出两种想法：
①消极的：混到哪天是哪天；
②积极的：想方设法谋出路？
这样的想法太正常不过了，普通将士们全都有的想法。
毛泽东既是一般人，又是与众不同的。虽然他也看到了现实问题，同样也有“红旗能打多久”的想法；但他“独观大略”，渐渐形成了“守时待变”的宏观策略及“一年占领江西”的积极战略。毕竟已经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山头，先就这么着“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可以休整，可以练兵，坐待天下之变，静候革命高潮之到来，届时再作进退之谋。
再说了，对于毛泽东，他有别的选择吗？他别无选择！如果按“红旗能打多久”的想法发展下去，结论必然是散伙了事。对于将士们可能还有家可归有田可种，但对于毛泽东他已经无家可归？一旦离开了这个山头，离开了这支队伍，等待他的只能是“头悬城门”。
更重要的他好歹要将这支人马捏合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打天下”的资本。“打江山，坐天下”，是唯一目的。
（二）毛信中所说的“红旗能打多久”是指什么人？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全文也仅只此一处提到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按照毛泽东的分析，显然持有这种观点的是“井冈山的一部分同志”，这一部分同志与前一阶段极度乐观的是同一拨同志。此外，毛泽东也指出这是“红军和地方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中央的“二月来信”也是这种思潮的代表，是队伍内的这种思潮在队伍外的“代表”。
（三）林彪有没有“红旗能打多久”的思潮？
毛信批判“红旗能打多久”，但并没有指名道姓，更没有直指林彪。迄今为止的资料，也没有发现林彪说过这句话。在林写给毛的信中没有（虽然这封信至今没有公布）；在毛给林的回信中也没有“你说过”这样的意思。
但是“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与“有没有这种思潮”是两回事。
林彪即使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有没有这种思潮呢？笔者肯定地说林彪也是有的。理由如下：
①这种思潮人人皆有，太普遍太正常，林彪何能避免？
其实，这种思潮远在朱毛会师之前就有了，也可以说从1927年10月毛泽东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有了。
那些参加“秋收起义”的安源工人及湘南农民们，按原定计划是要去打省城长沙的，期望打下大城市取得革命在湖南一个省的首先成功。谁知道“出水才知两腿泥”，他们那点小武装比起国民党来简直是太小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只不过几天的功夫，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就稀里哗啦地失败了。2000多人的一个师四个团只剩下700多人，只好整编成一个团，进不能打长沙，退不能回老家，只能“落草为寇”。
毛泽东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时就有了“当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准备，但将士们又有谁配合他“当革命的小喽喽”的思想准备呢？即使当了“喽喽”也没有准备长期当“喽喽”。虽然此身已在井冈山，但面对着“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冬天即将来临的艰难环境，悲观情绪与对前途的茫然就不由自主地从每个毛孔里生出来了。无论是说出来还是隐忍不发，“红旗能打多久”的想法存在于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及至1928年初夏，朱毛会师了，井冈山的人马多了，短暂的兴奋并没有改变“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根本格局，而且人多了，增加了给养的困难，大当家与二当家又很快地不和，“红旗能打多久”的思潮很快成为两支部队的共同思潮。
林彪是带兵的人，天天与将士们在一起，将士们的思想他怎能不知道？将士们的情绪又怎能不感染到他？
井冈山“穷人要翻身”的革命红旗与水泊梁山“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有什么根本性质的区别？两者都是农民起义，前者虽被贴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标签，但对于大多数将士而言，他们哪能搞得清楚两者有什么本质区别？
当年梁山上的英雄好汉们“大碗吃肉，大碗喝酒”，仍然也有“杏黄旗能打多久”的问题？梁山的大头领宋江正是认识到“杏黄旗”不可能持久，所以才在最高决策层秘密地与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们不断地思索着为众兄弟们找出路。
井冈山的将士们没有过过一天“大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天天“喝着南瓜粥”，更是很自然地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每打一次败仗，这样的情绪越弥漫，这样的问题越尖锐，他们也把困惑的目光投向他们的宋江——毛泽东。
而井冈山的斗争，也是胜仗打得少，败仗打得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败仗莫过于由“出击湘南”引起的“八月兵败”了。其实，“出击湘南”也是在“红旗能打多久”的思潮下的一次“找出路”行动。但是，出路没有找到。头伸出去了，差点被人家打碎，于是又缩了回来。“八月兵败”更加重了这种思潮，分兵闽中与梅县之役的失败同样如此。
②毛泽东本人也有这种思潮，有时还是林彪给他加油鼓劲。
其实对于“红旗能打多久”？毛泽东内心也有这种思想。但他是领导，必须要将内心深处的忧虑隐藏得很深，轻易不能对他人言，否则就会乱了军心。但是，他在给1928年11月底写给中央的信中一样也流露了这种情绪。他说：“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处，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到寂寞，我们时刻盼着这寂寞生活的终了。”（毛选四卷本，第80页《井冈山的斗争》）
“时刻盼着这寂寞生活的终了”，却看不到何时能终了，这不就是“红旗能打多久”的思潮的反映吗？
再如，毛泽东在“朱毛之争”的过程中也曾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消极情绪，有时还需要林彪同志给他加油鼓劲。如在1929年6月8日的白砂会议上，毛泽东就打算辞去前委书记职务，林彪为此写信给他道：“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毛泽东确实受到林彪之信的鼓舞，他在回信中说：“你的信给我以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历史，再也不能停留在“造神运动”的年代，不要以为毛泽东是“超级丹”无往而不胜，就永远没有消极悲观的时候，永远是那么“革命意志坚如钢”。用邓小平常说的那句话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③毛泽东尚且如此，何况林彪，当然也有这种思想。
湘南之败后，王尔琢牺牲，林彪当上了28团团长，由一般干部变成了高级干部了，但是刚当上团长的林彪情绪却不高，面对红军新败，林彪在日常生活与行军途中也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这种牢骚话就是“红旗能打多久”的“翻版”。
有人说这两句话是“九一三”后才出现的，是不足为证的。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呈堂作供、法庭辩论，相信不相信是见仁见智的事。萧克的回忆中也谈到林彪有这种情绪，是不是可以为证呢？而且在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也反证了林彪有这种思想。
毛的信中说：“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以上三点足以说明林彪也有“红旗能打多久”的思想。有是正常的，“有”也不是错误。在这一点上可说是“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无论是毛还是林，都不可能永远那么“革命意志坚如钢”。
（四）林彪是不是“代表”？无关紧要！
既然这种思潮人人皆有，大家都在下面叽叽咕咕，把困惑的目光投向毛泽东；既然毛泽东自己也有这种思潮，对将士们的情绪了然于胸，他自己也是焦虑的；但是毕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去当面质询或问询毛泽东，也就是没有一个“民意代表”，也没有一个代表“民意”的“提案”。
“古田会议”落幕第三天，恰逢1930年的元旦，大雪初停，天空放晴；古田内外，银装素裹，部队里可能也放放假，搞点伙食改善什么的。但是作为指战员的林彪却高兴不起来，面临着风声越来越紧的“三省围剿”，他心事重重，于是以《新年贺信》的名义给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写了封信。
林彪这辈子给毛泽东写了多少次信？无法统计。但是半年前的6月8日“白沙会议”前，林彪曾经给毛泽东写了信。那封信是支持老毛的，也是为老毛鼓劲打气的，这封信则是与老毛讨论问题的。所谓此一时彼一时，那封信收到了好效果；这封信则被毛泽东抓了个“活典型”。你林彪同志6月8日的信中不是说吗“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现在就拿你作个“代表”。
由于有林彪的信，又有了老毛的回信，林彪就当了“红旗能打多久”的代表。
林彪是稀里糊涂地当了“代表”，其实林彪是“被代表”。无论是“代表”还是“被代表”都不重要，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是，不能说明林彪是狗熊；不是，也不能说明林彪是英雄。
笔者认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根本不是是非问题；林彪“被代表”也不是是非问题。某些专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为林彪鸣冤叫屈，说明缺少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
（五）毛泽东解决思潮的两种办法
虽说“红旗能打多久”的思潮具有自发性与普遍性，但它毕竟是消极的、悲观的，对革命队伍是涣散军心的腐蚀剂。
在1929年12月28日召开的“古田会议”上，因为有了临时中央的明确支持，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现在的人们津津乐道邓小平的“三下三上”，其实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生涯中“七上八下”也不止。除去他在中共初期的党代表大会上“一、三、五走运，二、四、六倒霉”外，秋收起义后他在苏区党内、军内的地位变化就有很多次。
1928年3月，他被湖南省委巡视员周鲁错误传达中央命令，开除了党籍。当然前委书记也就当不成了，当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是第一次。
1928年6月22日在红四军七大被选了下去，12月28日又被“九大”选了上来，这算是第二次。
重当前委书记的毛泽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重新整合这支“梅县大败”后的红军，如何将军心从普遍的悲观情绪中解脱出来？尽管，毛泽东自己的心情也是落寞的，但他是统帅，他不能与普通将士一般见识，别人可以不着急，但他毛泽东，一军之帅，必须要硬着头皮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的办法是两条：
一条是说。在宣传与论上，一再宣称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而且很快就要来了，大家不要灰心。当然这样的宣传也不能空对空，必须得有一些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对此毛泽东是长项；
另一条是干。在军事行动方面提出“一年争取江西”和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
（六）林彪的信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份“温和的反面教材”
对于毛泽东的这两条办法，许多人并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在不相信的将士中，林彪的确堪称为“代表”。
林彪的内心并不是认为革命高潮永远不可能到来，否则他就不革命了。林彪只是认为革命高潮不可能迅速到来。所以他认为毛泽东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不靠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脱离实际，林彪只赞成在粤赣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
“九一三”后，在陈毅对林彪的揭发批判材料中披露了这样一个史实：林彪曾在会上当面反对毛泽东“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陈毅说：“主席就在那个会上提出来，说江西的革命条件成熟了，我们准备一年之内实行争取江西计划。……中国革命的高潮就快要到来了。我们现在要用红军和地方武装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有些同志对形势估计不足，应该教育这些同志，批判这些同志。现在不是革命高潮有到来之可能，而现在是不久就要来了。我们要迎接这个革命高潮，我们要去推动这个革命高潮，主席那时反复地阐明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林彪当时就站起来反对说：‘你这个估计不正确，我根本不同意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怎么还说要夺取江西一省？不能作这个估计，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打南昌？敌人有一个旅、两个旅尾追，我们就要避免作战，搞得我们马不停蹄，我们还要夺取南昌，夺取江西？这是高调，我不同意。’”
毛的信和陈毅的揭发相互印证，说明林彪当时确实反对的是毛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这与‘星星之火’是否‘可以燎原’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毛林分歧不是“星星之火能否燎原”的问题，而“何时燎原”以及“如何燎原”的问题。（注：参考苗体君、窦春芳：《“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林彪吗？》）
毛泽东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秉烛夜书，花了五天的时间，于1月5日给林彪回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公开信，当时的题目叫《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的问题》，并随却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毛泽东的信中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思想：指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接着列举了能说明革命高潮将很快到来的种种理由，对悲观情绪的根源作了种种分析；再次分析了江西的地理人文特点，坚持了争取江西的计划，同时也承认了“不对是规定一年为期”。在这封信的最后，毛泽东写道：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是许多同志的共同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研究毛林关于“红旗能打多久”的专家学者、作家无不全文引用上述这段文字。引用完了就赞美。一位作家这样赞美道：“构思缜密，文笔跌宕，激情如涌，切中时弊”；“是毛泽东中年时期的得意之笔”；“多么深邃的眼光，多么科学的预见”。另一位作家是这样赞美的：“一气呵成，气势宏大，酣畅淋漓”；
许多人在意的并不是论点是否正确？论据是否充分？而是迷惑于“航船”、“朝日”、“婴儿”这些词儿。用赵本山的话说：哎呀妈呀，真能捅词儿！
毛泽东的语言文字确实好，这段话就如同佛教公案须菩提尊者的“诸天雨花”般美妙，无论是过去的人，还是现在的人，只要读过这一段的，也全都被毛泽东诗一般的美妙的语言、乐观的情绪、饱满的激情所深深打动、感染，于是就折服了。
（七）林彪的认可
善于独立思考的林彪是少数几个不为毛泽东的“美丽诗情”所惑的人，他仍然不相信这些“美丽诗情”后面的不着边际的预见。
据说，林彪刚拿到这封信后反复看了好多遍，他对黄永胜（井冈山老战士，林彪的老部下）说：“毛泽东同志给我的信是个纪念，我会好好珍藏的。”他还说：毛泽东的“思想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浓厚色彩，不这样就不能振奋将士们的激情嘛，这个道理我还能不懂吗？但是革命高潮我看过五年也来不了。”
及至得知毛泽东将此信印发给各纵队，各大队的党支部学习讨论，林彪就不高兴了。他说：“对革命高潮究竟什么时候会到来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注意事实，看今后的发展吧！”
毛泽东并没有能真正说服凡事都能独立思考的林彪，但是林彪还是认可了。正如林彪自己所说“不这样就不能振奋将士们的激情嘛！”
因为有了毛的这封信，林彪也就不再提什么“革命高潮什么时候来”、“一年争取江西”一类的问题了。
（八）毛泽东的本领
也正由于这封信，也正因为毛将这封信发下去让大家都来学习讨论，红军队伍里的阴霾气氛总算暂时地被一扫而空，军心也暂时地安定了，也不再有人提这样那样的怪问题了，大家一时都安安心心地跟着毛委员闹革命了。
这件事对毛林双方的关系基本上没有产生影响。既没有产生好的影响，也没有产生坏的影响。尤其是毛这一方面，他甚至会为林彪写信给他，而不是写给朱德或其它什么人而高兴。在毛看来，这是林彪对他红军精神领袖地位的承认。
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高瞻远瞩”领袖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高超本领，他能把哭的说成笑的，死的说成活的。
毛泽东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萧子升曾对毛泽东作过这样一番评论：
“就我所知，第一、毛泽东对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功夫去精心规划，他是杰出的谋略家和组织者。第二、也对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异常准确。第三、他可以催眠他的听众。他确实有惊人的说服力，很少人能不受他说话的影响。假定你同意了他的说法，就是他的朋友，否则就是他的敌人，就是这样简单。”“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了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假定你说他有天份，那么他就是天才，张献忠和李自成这两个流寇头头也都是天才。他们的天份是类似的。同样，刘邦和刘秀这两位汉朝的皇帝也是成功的人；可是，假定他们的运气差一点，那么他们也就成为强盗了。”
笔者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毛泽东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并不是人们常说的蔡和森，而是被人们遗忘了的萧子升。1915年暑假，与毛泽东一齐做乞丐，徒步走遍湖南五县的更不是蔡和森，也是萧子升；作出倡议的也不是毛泽东，而是萧子升。萧子升原计划中并没有与毛泽东去结伴讨饭，而是毛泽东听说萧有此计划后表示也要参加。“湘江三友”也好，“杨门三杰”也好，都是指萧子升，蔡和森、毛泽东三人，打头儿的也是萧子升。“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也不是毛泽东和蔡和森，而是萧子升和毛泽东，而且是以萧子升为主，为总干事，毛泽东为干事。
但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所认定的“建国之才”确实只是毛、蔡二位，并没有提到萧的名字。但是杨教授认为萧的品行纯正，所以对萧尤为钟爱。
萧的年龄比毛小一岁，实际只小八个月，而却比毛高三届，萧是毛的学长。毛萧是总角之交，毛上小学时，两人就认识了。从1911年到1921年，两人的友谊维持了整整十年。甚至在1921年7月，毛泽东来上海参加中共建党大会，也是与萧一路相跟。毛在上海，萧也在上海，两人住在一个旅馆一个房间；毛到嘉兴南湖，萧也到南湖，也住在一起。毛曾一再动员萧参加会议，但为萧所拒绝。
所以说，没有人能比萧子升更了解毛泽东的品行和才能。
毛泽东高超的文字语言艺术，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秘密所在。
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无一不是玩弄权谋的高手，如刘邦、朱元璋等，但既会“玩弄权谋”同时又会“玩弄话语”的仅曹孟德一人而已，而毛润芝的本领比起曹孟德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在国际共运的历史上，具有诗人气质的马克思的文字能力也是超一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马克思的实际领导能力能否与毛比肩？
（九）后话无穷
毛的文章虽然激情洋溢，花好月圆，但形势的发展并不受他的文章指挥。
一年后，据守井冈山的彭德怀误杀袁文才与王佐，井冈山的民众不再拥护红军。井冈山于1931年3月中旬落入国民党之手，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也就是说井冈山的红旗在1931年3月就倒了。
三年后，1933年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混不下去了，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博古、陈云先后来到苏区，包括先期到达的周恩来，只留下了一个康生负责上海局的工作。此后，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一批罗明路线，二批邓毛谢古，毛泽东手中的军政大权被褫夺一空。
到了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12名政治局委员的第12位。
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永远失去江西苏区，于1934年10月10日，开始长征。
也就是说毛泽东于1930年所计划的“一年争取江西”并没有实现，相反中央苏区的红旗却在1934年10月倒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所说的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并没有很快到来，甚至根本就没有来。
林彪也没有因革命高潮没有到来而不革命，他和他所率领的部队仍然是红军的主力，担负着长征的先遣重任，艰苦卓绝地踏上迢迢万里征程。
“红旗能打多久”没有是非的问题，但是这一事件的过程却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天才，他总能从死棋中找出活解来；他总能靠他的生花妙笔、如簧之舌、坚强意志、霹雳手段，粘合着并整合着他的队伍。
人们常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革命高潮”虽然没有来，但在数年后日本人来了，全国军民的“抗日高潮”到来了。“抗日高潮”与“革命高潮”虽然不是一回事，两者不能划等号，但是中国革命的“最好机会”却真的来了。也算毛泽东的话没有白说。
当年苦撑危局，苦等革命高潮到来的毛泽东，最能体会到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所以建国后三番五次地表示要感谢皇军。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实话实说的。
林彪成了“红旗能打多久”这种对革命消极悲观思想的代表人物。林彪冤不冤？有人说冤，甚至有人说比窦娥还冤。笔者认为并不冤。历史已经证明，有也好无也好，都不是什么丑事，相反林彪的“独立思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再一次证明，林彪在“朱毛之争”的单枪挺毛，也不是什么“投机”，更不是什么“效忠”，而是独立思考的“选择”。
二、遭挫败鬼不上门，雪中炭林彪寄情
“朱毛之争”后又三、四年，毛泽东遇到他政治上最失意（最失意并不等于最凶险）的时期。毛相继被先后来到苏区的项英、任弼时、周恩来、博古与洛甫排斥，并遭到赣南会议和两次宁都会议的批判、排挤和打击。
江西中央苏区从无到有，已历经五、六年的时间，是毛与朱、彭、林等一手辛辛苦苦开辟起来的。就像一个小孩子，是毛一把屎一把尿地将其拉扯大。及至成了一点小气候了，却被这些从上海来的“洋房子先生”鸠占鹊巢。
而且，这些人都是在上海混不下去了的一群“倒霉蛋”。毛心中本来就无限的不爽，更何况这些“洋房子先生”还趾高气扬，不仅不懂得感激，不懂得尊重，还依仗着中央的名义以及国际的招牌对他百般打击。
换谁，谁受得了？
当博、洛为首的临时中央到达苏区后，毛的党、政、军大权竟被一撸到底，成了一具政治僵尸。尤其是博古，年纪那么轻，就当了临时中央的总书记，也不知这个总书记是怎么当上的？毛在上海参加一大时，博古仅14岁，一个屁孩儿，喉结还没有，乳头还没有发硬！现在竟敢骑在毛的头上拉屎拉尿了。
毛泽东的亲属也同时受株连，遭打击。此时杨开慧早已牺牲，井冈山上的“二奶”贺子珍也就以最自然的方式扶了正。贺原先为毛管理文件，现在改去当收发了；大舅哥贺敏学被免去24师代理师长的职务，改去红军大学学习了；小姨子，也就是小阿弟毛泽覃的爱人贺怡的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消，到党校去接受批判；毛泽覃本人则沦为所谓的“邓毛谢古”小集团分子，被撤职，挨批判，被追查“反党活动”。同时被撤职查办的还有那个在“八七会议”上做会务的邓小平，毛泽东对他的印象也不错。
贺怡很伤心，有时就到姐姐姐夫的住处来发牢骚，讨主意，说着说着，就流了泪。毛泽东只是两手一摊，无奈地说：“都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共产党内的党内斗争说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事不对人”，实际运作起来从来都是“对事也对人”。毛泽东是这样对待别人的，别人也是这样对待他的。所以后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就公开声言：“对事，也要对人。”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此时的毛泽东饶是足智多谋，也一筹莫展。妈妈的！喝了他娘的洗脚水！
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这个时期的辛酸，说了一段很有趣的话：
“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尿，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真够惨的！
如今的那些相声、小品演员，为了逗大家一乐，往往拿自己开涮。如潘长江三句话离不开自己的个头儿矮小，赵本山说了自己是鞋拔子脸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说的是猪腰子脸。范伟则是“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当官就是伙夫”。
毛也拿自己开涮，那可不是为大家逗乐儿，而是一种无限愤懑的真情渲泄。
就在毛泽东处于这样的人生最低谷，最悲愤的时候，林彪既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划清界限、撇清自己。而是不忘旧主旧情，隔三差五地带着好吃的好喝的去看他，嘘寒问暖，雪中送炭、并请教一些打仗的问题。有时他和聂荣臻一起去，有时他派警卫员来送这送那。
人在落难的时候，得到老部下的如此关心，能不让毛从心底里感动吗？
其时，毛泽东已是“浸在粪缸里的木菩萨”了，谁能想到后面还有一个“遵义会议”；谁还能想到将来有一天，这些人一个不拉地全都败在毛泽东的手下呢；更有谁能想到十多年后，此人将君临天下！
即使林彪再有天大的过人之识，也绝不会想到这一点吧。
所以，林彪的这种行为绝不是什么“投机”，更无所谓“投靠”，而是咱哥们讲的就是一个义气。再说，林彪早就是红军中的实力派，博古、张闻天哪个不想巴结他？哪个不想哄着他为已所用？他们全都尿林彪，林彪则一个也不尿。
俗话说得好：“锦上添花人人会，雪中送炭世上无”。在这个时候，朱德、彭德怀、陈毅，也包括周恩来在哪里？这些人有没有看望过毛泽东。还有毛泽东“秋收起义”的老部下罗荣桓，何长工这些人有没有去看望过毛泽东？笔者从未看到过这方面的回忆。
毛泽东落难落得越厉害，越是彰显林彪的真情；别人越是寡情，越彰显林彪的厚意。“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你说毛泽东日后有权有势了，不感念林彪还感念哪一个？
以上这三条：
（一）砻溪滩风云际会，初相见毛林对眼
（二）红七大龙虎纷争，选站边旧主换新
（三）遭挫败鬼不上门，雪中炭林彪寄情
对于第一条，人们往往忽略。其实人与人相识，第一印象太重要了。岂不闻“倾盖如旧，白首如新”的道理。
对于第二点，这不仅仅是在两派对立的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不顾人少势寡，单骑救主，而且林彪支持的正是毛一生坚持的“党管一切”，“毛指挥枪”的原则。这是思想理念上的共鸣。
对于第三点，毛熟读《三国》，岂不闻当年落魄穷途的刘玄德在长坂坡说的话：“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也”。
有了这三条，也许在毛泽东的心中，林彪就是“孤的常山赵子龙”了。
这就是一个当领导的对部下的信任。“信任”是“重用”的最重要的基础；“重用”则要在“信任”的基础上还要再加上一条“能力”。而这一条，林彪也是具备的。毫无疑问，林彪的军事才能无人能比；而且党内斗争的能力，林彪也不孬。
至于“红旗能打多久”，毛泽东自己也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对林彪的这种想法并不当太当一回事，没往心里去。
但有一件事，他是往心里去的，那就是“会理会议”。且听下回分解。
2014-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