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第十口气、“三不提”之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人民公社好”是毛泽东的原话，“一大二公”也是毛泽东的原话。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为刚刚出生的“人民公社”定性：
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
过去我们许多善良的人，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在谈到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农民有自留地，不许农民养家禽与牲口，总认为这不是毛泽东的政策，是手下人执行过程中的偏差。现在我们列举了这么多的资料，这才知道当年的所有极左的、可笑的政策，几乎没有一项不是毛泽东提倡的。
说实在话，大凡与毛泽东的思想一个路子的人，都会由衷地佩服他对事物的总结能力。他总能将事物最左的、破坏力最大的特点拎出来，当作最好的东西摆在大家面前，强迫大家承认并执行。
到了八届六中全会作决议时，又加了一个整人的理由：“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这句话就是与极左政策配套的组织措施。
公社化运动前，全国有7万多农业合作社，哗啦啦一阵风，变成了2万多公社；
1961年前后，毛在整顿人民公社时，又是哗啦啦一阵风，2万多又变回个6万个。
没人能估算出这变过去又变回来的成本有多少？经济核算单位由公社而大队，由大队而小队。“大”也不大了，“公”也成了“共产风”，属于调整、整顿的范围，即便如此，毛还铁嘴钢牙，在谈到“一大二公”时说：
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
对于“一大二公”这样一个毛死不认错的问题，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不提“15年赶超英国”，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刘少奇的这“三不提”，让毛憋足了三口气。
不过，有些人的态度比刘少奇暧昧些。
如周恩来主张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
又如邓小平说：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爱护他，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付对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周恩来的态度，邓小平的话，算是让毛稍稍缓了几口气。不过毕竟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上仍然是憋气。
如何理解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这是另外的问题。不能简单的认为他们是在为毛开脱，其实也是在为毛缓颊。毛的面子丢得太多了，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何况是老虎。
三十二
第十一口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
据1958年9月统计，全国农村原有74万个高级社发展为23284个人民公社。
按毛泽东的计划，下一步就要城市公社化。
按毛泽东的脾气，再下一步，全国变成一个大公社——到时候，保不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也得改了。
毛泽东这一生，除了喜欢搞“翻一番”这类数字游戏，喜欢搞“十五年”、“七年”、“三年”这类数字预测，更特别嗜好于玩弄“改名字”、“改名称”，“换木头疙瘩”、“换橡皮图章”的游戏。美其名曰改变生产关系，其实就是破坏生产关系，生产力也就随之大破坏了。
他常常将“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扣在政敌的头上，但他从来也没有将“唯生产关系论”作为向政敌进攻的武器，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唯生产关系论”者。
频繁地不断的变更生产关系后果：
第一、改名称、换木头疙瘩，挂木头牌子，搞成立大会的成本，放鞭炮、摆酒席，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字。
第二、每换一次牌子，又在原有的干部队伍的基础上，大量增加了新的干部队伍，全都是“吃百姓粮、办公家事”，干部队伍的不断膨胀的后果就是领饷的人多了，办事的人少了，扯皮的事情多了，干部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多了。
第三、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依托于旧的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同时遭到破坏，而新的生产关系迟迟建立不起来。
1960年3月8日，毛泽东批示“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
农村人民公社化一哄而起，并没有试点，为什么在城市人民公社化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要搞试点呢？
毛泽东后来解释道：“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试办’实际上是观望，不是不办，而是看准时机，等到形势好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来”。
毛泽东真是个急脾气，自己又往往对自己的金口玉言不当一回事，关于“试点”的谈话刚说半个月左右，却又换了主意。到3月24日，毛泽东又忽然就改变了态度，要求城市“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此后，各大中城市里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了。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公社化的过程。据有关统计，至1960年5月10日，在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的6900万人口中，建立了1039个人民公社，公社人口达3900万，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55.6%。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恶果尽显，城市人民公社化毕竟没有轰轰烈烈，放屁一阵风，最终无疾而终了。
但是毕竟曾有过这么一回事。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报告里对毛泽东这一伟大创举竟然只字未提，似乎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城市人民公社化”这回事似的。
三十三
第十二口气：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曾经风靡一时。与此口号同时的还有“没有办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口号的原始发明者并不是毛泽东，但毛泽东支持并维护了这个口号，并为此与他的老朋友李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李达当时责问毛：“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不通？”
毛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李达说：“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钦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毛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大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毛说：“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
“七千人大会”有一项内容“清理口号”。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特别举例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刘少奇说：
“这一口号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三十四
第十三口气：关于“左比右好”
“左比右好”，这不是口号，而是党内长期形成的一种观念。
我们学习党史，都知道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曾经发生过一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右倾的错误是陈独秀犯的，叫“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左倾的错误分别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与博古。也就是说在长期中国革命阶段，曾经有左也有右的错误，而且左的错误统治的时间长，危害大。毛泽东的所谓“英明伟大”在于他既反左也反右，所以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为什么到了建国后，只有右没有左了呢？
反右运动中，执政者更公开的将人划分为右派及左派；庐山会议后又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后来又发明了“形左实右”的新名词。长期以来，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态度问题，成为党内及社会上的共识。凡当了“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家破人亡，当了“左派”的升官发财。严酷的现实对比朝朝夕夕的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所以“宁左勿右”成为当年中国的“普世价值”。
只有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三十五
第十四口气：两个尖锐的问题之一：错误的性质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中对一些比较尖锐与比较重要的问题也做了一些回答。
比如，大跃进的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
刘少奇根据中央高层讨论后的统一口径回答道：“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
刘少奇还说：“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但是，就在同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犯错误的原因时却说：
“你违反了它（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
将毛刘两者的讲话比较：
毛泽东强调的是缺乏经验。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缺乏认识，所以犯错误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谁来干谁也会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虽然毛泽东也说中央的错误我也有份，毕竟也没有勇气直接说我毛泽东没有什么的责任，但谁都能听出他是在为大跃进的错误轻描淡写。
刘少奇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刘少奇说得很明白，错误虽然很严重，但“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
刘少奇的这种说法是给毛泽东留了面子，也是给刘少奇自己留了面子，也是给犯了这么大的错的党留了面子。3600万人饿死了，仍然要面子。面子真的很重要。
但是，刘少奇的话有没有对毛泽东威胁之意呢？刘少奇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呢？你毛泽东犯了这么大的错，但我们仍然没有上纲为路线错误，那是大家对你的客气，你如若再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仔细考察刘少奇的原话及语境，这样的意思似有非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我个人认为刘少奇没有这样的意思，第一他没有这样的觉悟；第二他没有这样的地位与威信；第三他也没有这样的胆量。
但我认为没有，与会者中的大多数也不认为有，并不等于毛泽东也没有。
从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恨之入骨，必欲致其于死地而后快的后果来看，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就有这样的意思。
其实对于大跃进错误的性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认识并无本质的区别，是50步与100步的关系。
大跃进的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不需要详细考察其动机，仅从所产生的恶果来分析，它的性质严重到不管是怎样的定性与评价都不过分的程度。它不仅仅是错误，更是犯罪。
最起码的评价：这是一条我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对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对我们国家与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历史上，我党犯类似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也并不是没有，比如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就是一例，但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左倾路线错误都不能与这一次相比。李立三的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间不过只有四十天，而毛泽东的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即使从57年算起也已经四年多了。
三十六
第十五口气、两个尖锐的问题之二：关于彭德怀问题
会上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所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
对此，刘少奇回答说：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刘不但没有为彭德怀平反，还给他留下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
刘这样讲，当然不可能是他的个人意见，很可能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也不排除当时的中央经过了某种形式的讨论程序。以牺牲一个彭德怀维持毛的威信，维护虚假的、脆弱的党内团结。可怜的彭元帅啊，你又当了一回无谓的牺牲品。而代表毛泽东及中央讲这个话的人，还曾是当年的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
历史已经证明，刘少奇的这一段话是很无耻的。
从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至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大地从大跃进的高潮走向大饥荒的深渊，这残酷的两年现实，已经证明了彭德怀的庐山之谏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初接受了彭的建议，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就不可能饿死几千万人。正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错批了彭的意见，大跃进获得了加速器与充电器，向着罪恶滔天的方向疾驶而去。
七千人大会既然是总结经验教训，那么为彭德怀翻案则成为必然，这是唯一的正确的选项，也是当时的党心、民心所向。
但是刘少奇却没有这样做。
即便如此，刘少奇也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好感。虽然他无耻了，但是他没有无耻到家。按照刘少奇的解释，当年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意见就不是“反党”了，这仍然是与毛泽东的步调不一致的。
三十七
第十六口气、两次掌声
七千人大会其实自1962年1月11日已经开始，这次大会开得相当的怪异，居然连一个开幕式也没有，将全国县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七千多人召到北京来，开头半个月就是学习文件与分组讨论。
直到1月27日，也就是刘少奇作口头报告的那一天，才算是大会的第一次全体大会。
下午2时，大会开始。当毛、刘、朱、周、陈、林、邓七巨头鱼贯入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会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时间长达15分钟。
当然，这一次长达15分钟的掌声主要是给他们足足等了半个月的党中央与毛主席的。
第二次长时间的掌声出现在当天刘少奇的讲话中间。当刘说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一句话时，会场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反应。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大约持续了五分钟，也有人说是十分钟，连在后台的服务员也全都跑进场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无疑，这一次长达5-10分钟的掌声是给刘少奇的，尤其是给说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刘少奇的。
这么多年来，听惯了假话、空话、大话的各级领导们好不容易听到了一句真话，怎能不激动呢！
对于第一次掌声，毛泽东可能并不太以为然，他听惯了，习以为常了，不以为喜了。
可是对于这第二次掌声，他震动了，他惊愕了。他惊愕于刘少奇的威信居然已经有这么高了，当然也听出了这些干部居然当着他的面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鼓的掌，这掌声毫无疑问是冲着他的“三面红旗”恶政的。
刘的这场充满激情、生动有力的口头讲话，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于下午5时结束。
毛在主席台上听他的副手做这样的报告，他会是怎样的心情？
表面平静大度，内心翻滚不息，憋足了气，却无法评论，更无法发作。
在会议结束时，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毛泽东居然没有按照惯例对刘少奇的报告说一句好话，照官场的习惯他应该说：刚才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我完全赞成，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学习，深入理会。然而毛泽东一反常态，对刘的报告只字未评，只是讲了讲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
刘少奇的话讲完了，会也散了，但很多同志的心还在激动着，反响非常强烈。
有人说：刘的讲话“把不少共产党员的心拨热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说：刘的报告“把问题讲透了！”
三十八
结束语
以上笔者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的“16口气”。
其实又何止16口。如果仔细清算，令毛泽东不满意的地方甚至还有几十处。比如还有什么“分散主义”，还有“公共食堂”、“供给制”、“资产阶级法权”、“兴修水利”、“几个大办”——
“七千人大会”几乎将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搞的所有名堂精全部给否定了。有的遭到批判性的否定；有的遭到总结性的否定；有的遭到礼貌性的否定；有的遭到“冻结性”的否定——即使如同亲儿子、命根子般的“三面红旗”也已名存实亡，所有的实质性的内容如什么“一大二公”，什么“政企合一”，什么“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全都被抽空了，只剩下一具政治僵尸供在那里，喊着“万岁”，散发着臭气并吓唬人。
客观的看待刘少奇，在这次大会上他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反毛言论，更没有明显的反毛举措。
刘在主观上既想纠正错误，解决问题，在这个前提下他也是尽量给毛留足了面子。几十年在党内的生存经验，他也不敢不给毛留面子。
但是客观上他做得并不好，但他也不可能做得更好了。
其原因有二：
1、刘这个人的性格远不如周那样圆滑，又不如林那样城府，也不如陈、邓那样沉得住气。刘的位置处于第一线，许多事情别人可以不说不管，但刘不能不说不管，而刘的性格特点是说话做事往往容易“走火”的，尤其是当他情绪激动，责任心强的时候，他常有忘乎所以的表现。
2、半年前的那次下乡，洗涤了他的灵魂，当年参加革命的初衷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归。他不仅滋生了“救世情怀”，而且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他往往就话到嘴边，顾不了许多，这就更容易“走火”了。
在毛一方面找原因：
1、多疑，是毛的一种主要性格特点。处于顺境之时，他的肚量也许能稍大一点，得意之时还可能忽略一些细节；尤其是当他处于逆境之时，失败、失落之时，他的情绪虽然低落，神经却高度紧张，越发疑神疑鬼，满眼都是“偷斧子的人”。
2、“七千人大会”前，毛虽已经觉察出刘与他有许多不一致，但是他没有想到有那么多，那么系统，那么严重，他并没有估计到刘会主动的摆脱他的约束走得那么远。刘在会上大讲缺点错误，大讲“人祸”，将过去几年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话中有话，话中带剌。在毛看来就已经远不是“不和他保持一致”那么简单，而是在一边对他全面施压，一边在乘机树立自己的威信。
据说，毛在听了刘的报告后回到寓所，对身边的人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3、大会上给刘的掌声，以及彭真、刘澜波、杨献珍等刘系人马的唱和，让毛感到刘已成了一股“尾大不掉”的政治势力。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有将近半年的休息时间，表面上，他是当徐霞客去游山玩水，其实他一刻也没有放弃朝中之事。而刘少奇却将“一时得逞”，误以为“得逞”，说话做事，更是放肆。
半年多后，又一次的北戴河会议召开了。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三面红旗”的法宝不灵了，也不用了，他用上了新法宝，这就是威力无比的“阶级斗争”。
由此，中国这艘斑驳陆离，千疮百孔的破船又有了新的引擎，隆隆地向文革的“冰山”开去。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都讲黑暗，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在压我？压了我两年，难道讲一点光明都不行？”。
5年后，1967年2月，毛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说：
“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
那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毛泽东早就大撒气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