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3）：
1958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16次会议（7）
16、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
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其不再担任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会议通过《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一方面继续反保守，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则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会议对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高指标做了较大幅度压缩。例如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
还在死撑！
1958年12月30日，毛泽东从广州返回了北京。
回首1958年，难忘1958！
这一年，笔者上初中二年级至三年级，亲身参加58年的大跃进，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这一年的秋天，笔者参加过半个多月的“深翻一尺五，亩产一万五”；这一年笔者参加过学校组织的赛诗会；参加过“体育大跃进”，成为乒乓球三级运动员；这一年笔者所在的初二（二）班种了几分地的小麦卫星试验田，指标也是亩产两万斤，第二年颗粒无收。
这一年伟大领袖真是忙啊，年头忙到年尾，忙得脚不惦地，屁股冒烟。
一年之中，他在外地十个月，在北京的时间加起来也就两个月；
这一年中，他开了16次大会，讲了无数次话，视察了无数个地方，深入工厂、车间、学校、田间、地头。神洲大地唱起“毛主席走遍神洲大地，山也笑来水也笑”。
对于一个65岁的老人，不可谓不忙碌，不可谓不辛苦，真可谓“鞠躬尽瘁”，真可谓“春蚕吐丝”，可是又忙出个什么名堂？忙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58年丰产不丰收，地里到手的庄稼烂掉了，山上成片的树木烧光了，老百姓的锅碗瓢盆砸掉了——大灾荒就像钱塘江的大潮，隆隆地开了过来。
这一年开始时，他是以“反反冒进”开始的，以“压缩空气”而结束。到了年终岁末，他多少有点心虚了，但“三面红旗”的老虎屁股仍然是摸不得的。
第二年，出了一个叫彭德怀的人在庐山摸了一下老虎屁股，老虎回过头来张着血盆大口哈唬一下，将彭元帅连骨头带肉吃掉了。
二十三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4）：
讲完了毛泽东主持的16次会议；再发毛泽东发出的16条豪言壮语（1）：
1、1958年1月9日，对《烧砖土可代替水泥》一文的批语：
烧砖粉代水泥这件新闻，可以转载，并广播。
2、1958年6月19日，毛对薄一波说：
“干脆，今年钢产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要求1958年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
什么叫“干脆”？就是“兴至所致”。
就像酒席宴会酒兴所至，常有人说“干脆，再来两瓶！”“干脆，一人一个喇叭！”或是麻将桌上，赌性大发，原来规定一块钱一个花，干脆，“十块钱”一个花。酒席宴上一干脆，就可能将人喝死了；赌桌上一干脆，就可能将老本全都赔光了。
毛泽东抓经济也搞什么“干脆”，就将青山绿水干脆成荒山秃岭了，就将3600万人命干脆全搭了进去。
毛泽东活了一大把年纪，什么事情能干脆？什么事情万万不可干脆？他居然不懂得。生活常识不如一个中年人。
3、1958年6月22日，毛在一个文件上批语：
“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
到了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明年是基本赶上英国，除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
4、深翻的源头
“——毛泽东听说山东省有个大山农业合作社，因为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就提倡各地效法搞深翻。
毛泽东向湖南省领导人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的工、几百的工也要干‘；又对陕北的领导人说：‘搞一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田全部翻一遍。’”（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5、密植的源头
“毛泽东还听说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种植三万株禾苗，于是又向全国农村提出‘密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三万株禾苗，北方的谷子、麦子、高粱、玉米都可以密植。’”（出处同上）
在毛的号召下，“深翻”变成了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结果熟地变成生地，好地变成了盐碱地。而合理密植变成越密越好，一亩地下种几百斤，收获的是一堆秕子。
二十四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5）：
讲完了毛泽东主持的16次会议；再发毛泽东发出的16条豪言壮语（2）：
6、7月7日，对谭震林《关于华东五省市第一次农业会议总结》，毛泽东批示登《红旗》。
这份总结说“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设想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并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争取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
7、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8、9月2日，毛在《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中批示：
“……你们有意写工业纲要四十条，那很好，就动手写吧，写一篇好文章出来，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9、“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年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设想十年可以搞四亿吨钢……二十亿吨煤，三亿吨石油。”
10、11月20日对《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一文的批语：
“此件可看。该县东风人民公社在开展播种规格化、种植区域化、耕作田园化的小麦大面积丰产运动中，搞了一块‘千亩第一田’，埂直如线，畦平如镜，土粒胜如筛过，畦埂犹如刀切，计划平均亩产二万斤。”
大跃进中，毛泽东当然没有亲自种过一亩地，更没有亲自放过一个卫星，可是哪一个卫星与他没有关系？哪一个卫星不是响应他的号召放的？他又制止过哪一个卫星呢？
二十五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6）：
讲完了毛泽东主持的16次会议；再发毛泽东发出的16条豪言壮语（3）：
11、“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12、“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13、“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笔者有印象，有关“狗”的最高指示似乎还有一些。
是啊！伟大领袖说得对，人活着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可是当饭也没得吃，人还能搞别的吗？你连“人民有饭吃”这一点都保证不了，你还谈什么伟大呢？
14、“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15、“（由于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了。”
16、1958年8月5日、对中共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谈话：
你们能不能弄一批枪来？把他们武装起来。徐水劳动力共11万人，其中青年男女有5万人，百分之二十发枪，共需一万支。——五万人里一万支枪，5亿人，一亿支枪，全国这样组织起来，就把美帝国主义吓死了。
说明：以上这十六次会议、十六条豪言壮语仅限于1958年。1957年、1959年这两年中毛泽东还主持了哪些重要会议？还发出过多少豪言壮语？笔者至今没有收集整理。
二十六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7）：
大跃进中相应的组织措施
前面讲到仅1958年一年之中毛泽东就主持的16次重要的会议；除了那些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外又网选了毛泽东所发出的16条豪言壮语；最后还要讲一下大跃进中毛泽东又采取了哪些相应的组织措施。
开会是行政命令；豪言壮语是宣传鼓动，造成强大舆论；与此同时必须要有组织措施进行保证。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运动都有相当严厉的组织措施的，大跃进也不例外。
毛泽东自己挂在嘴边的话：“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这样的人在干一件事时怎么可能不动组织措施呢？毛泽东从来都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假把式，他一向令出即行，以杀伐决断祭旗立威。
不过毛泽东的组织措施并不常见诸于报端，收集起来就更困难了。这儿只能简单的小结几条：
1、不许讲错误
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到：“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
既然错误不能讲，大家全都捉到鼻子哄眼睛；
既然错误不能讲，所以也没有人给毛泽东讲真话。
毛泽东自己也只能听到谎话了，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听多了就以为假话就是真话了，而真话呢？就以为是假话了。所谓“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就是毛泽东大跃进中精神状态，他的人物形象与“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光屁股满大街跑的皇帝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2、树立对立面
毛泽东一再说：我是历来主张树立对立面的。“树立对立面”是毛泽东治国治人的基本方法。
国家的对立面是美帝，后来又加了一个苏修；这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都成了中国的对立面了。最后搞得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成了对立面，朋友只剩下屁股般大小的阿尔巴尼亚，这是上帝在吃烧饼时失落的一粒芝麻，其领导人就是“喝茶”与“夜壶”这两个王八蛋，还他妈的什么“海内存知己”。人民的对立面是几千万地富反坏右；以及不断产生的新的阶级敌人；
57年，党内的对立面是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反冒进”，59年就更进一步发展为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
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当毛泽东的对立面呢？
3、强迫命令
毛泽东总是说多数压少数。其实是少数压多数，是毛一个人压全党。
1958年8月19日，他下了钢铁翻一番的死命令。他说：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从这一条指示中，我们看到了“共产风”、“平调风”的由来。
有人说“共产风”、“平调风”不是他刮的，我看就是他刮的。
为了实现钢产量目标，在8月16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这便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由来。……毛泽东向陈云下达八条指示，其中提出：“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指标的，分别给予警告、记过、撤职、开除党籍处分。”毛泽东还下令将各省市区主管工业生产的党委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会，会上宣布了毛定下的纪律，俨然就是“立下军令状”，你们这帮小子啊，完不成任务就提头来见。
4、坚决打击不同意见者
周恩来要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下去调查，他到河南几个县查看后写出报告，产量不实，质量不好，小、土、群不合科学。高扬回来后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后大怒，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贵州劳动。
这件事其实也是向周恩来敲警钟。
据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所载，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占当时全国2000万党员中的365万。部队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也有1848人。
二十七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8）：
国际上“三尼”反对大跃进，结果全都没有好下场
国际上“三尼”（肯尼迪、尼基塔（即赫鲁晓夫）、尼赫鲁）嘲笑并反对“三面红旗”，也让毛泽东大受刺激。
国际国内的政治家们，大都是有常识的。国内的政治家摄于毛泽东的威势就不可能说出心里话，但国际上的“三尼”又不属于毛泽东领导，他们就会直言指陈毛泽东办的这些可笑的事。毛泽东于是一再声称要写一篇“万言序文”与全世界论战。
这后来就出了一连串神奇而蹊跷的事：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被暗杀；
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病逝；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作为“帝修反”的代表人物“三尼”两死一下台，全作鸟兽散。这说明什么？说明上帝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其实赵也不是和尚，只是个居士）相继写了三首“哭三尼”的散曲，毛泽东一见大喜，亲自推荐并亲自改题为《某公三哭》，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立刻轰动全国。
这件事给许多中国老百姓一种联想：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凡是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凡是反对“三面红旗”的都绝无好下场，而我们的伟大领袖则有“掐阴阳、通鬼神”的神奇本领。
“三尼两死一下台”，赵朴初吹喇叭，毛泽东亲自炒作，这在推行毛泽东个人迷信方面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十八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9）（完）：
第七口气小结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以上资料，目的是用真实的史料说明问题：
笔者之所以在罗列资料的同时夹叙夹议，目的是及时表达一些联想中的常识与逻辑推理。
“三面红旗”是毛泽东的发明的，这是史实；刘少奇这样的长期唯毛泽东之命是从的二把手怎么可能发明“三面红旗”，这就是常识。
刘少奇也曾经是“大跃进”的吹鼓手，这也是史实；但正因为刘少奇不是原创，所以“三面红旗”在他的心中扎根不是很深，这就是常识。
“三面红旗”是毛泽东的原创，是毛泽东“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出来的亲儿子，是毛泽东持之为宠，持之为骄的命根子。
毛泽东为“三面红旗”操过多少劳，流过多少汗，付出过多少心血。
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感情太深，寄予的希望太大。
所以，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人对“三面红旗”说三道四，“反对”固然不行；“怀疑”也不行；“存疑”也不行，只能无条件的拥护，无条件地高呼“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
对于国际上的反对派，他虽然仇恨在胸，但毕竟鞭长莫及，也只能写写诗发泄而已。
对于国内、党内的反对派，那都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他下得了狠心，下得了杀手，不惜“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彭德怀就是被他红刀子捅了出来的。
毛泽东的这种感情，刘少奇没有，但他了解毛泽东的心理。所以很犹豫。
刘在21人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三面红旗”比较难说。
在1962年1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书面报告时，刘少奇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强调对三面红旗“允许怀疑”。
随即在1月27日的口头报告中，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这段经典性的一段话，后来被人们一再引用。
有人认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是反对“三面红旗”的，事实上刘少奇没有；
有人认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是维护“三面红旗”的，其实刘少奇也没有。
正因为刘少奇的骑墙态度，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烈”，毛泽东对“三面红旗”太爱了，所以他所憋的这口“气”也就太深了。
但是，62年的形势与59年的形势是大不一样的，经济情况坏得多，刘少奇的党内地位也非彭德怀可比，所以毛泽东不可能立刻对刘少奇“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只好隐忍不发，将泄愤与报复伺以来日了。
二十九
第八口气、“三不提”之一：关于“15年赶超英国”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特别有名外，其次有名的就是“三不提”。
第一个不提就是“15年赶超英国”。
“15年赶超英国”是毛泽东于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提的，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承诺，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二当家的向资本主义阵营的一个挑战。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说“不提”就不提了呢？
所以在会议的一开始，惯性作用，仍然是提的。因为从57年到62年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年，但还有十年，还有时间与余地可以糊弄糊弄。
在为大会所准备的“书面报告”第一稿中，仍以这句口号开头：
“这次会议，是一个为实现再经过10年左右时间在主要工业品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而奋斗的会议。”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左右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就是说，从1949年起，我们要在2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或接近完成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一百几十年中做过的事。这个要求是我们经过努力可能实现的。”
可见，直到大会开始，毛泽东，甚至刘少奇、邓小平也都没有放弃这个口号。至于毛泽东在后来不断加码、不断变化的“五年、三年、甚至两年赶超英国”的口号牛皮太大了，谁也没脸皮再提了。
直到21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再次讨论修改书面报告时，经过算帐才知道即使是15年，这个目标也根本不可能实现。至今为止，根据所披露的资料，我们知道“起草委员会”曾经有过算账这回事，但具体的是怎样算的账？当时没有公布资料，至今也没有。
于是，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这个口号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
刘少奇给足了毛泽东的面子，既没有说这个口号的来历，也没有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更没有分析这个口号带来的危害，只故作轻松地说不提了，但也不取消。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在1月27日的口头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15年赶上英国、超过英国，这个报告上没有讲。我们起草委员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写上去了，第二次说还是不写好。15年赶上英国，原来是这样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现在这个口号用不着去改，用不着取消，我们做的好，到15年的时候赶上了，就赶上了，没有赶上，也没有那么不得了。提个口号，为什么不得了呢？更多一点时间，多几年就是了。”
毛泽东在一旁插话说：少一些时间是不行的，多一些时间是可以的。
看来毛泽东也已经知道了算账的结果，也同意了刘少奇的这种说法，对这个口号不得不放弃了。
牛皮曾经吹得震天响，现在自己不得不放弃了。对于毛泽东而言，情何以堪？哪能不憋气？
一个忽悠了四年多，地球人都知道的口号，就这么不明不白地不提了。
三十
第九口气、“三不提”之二：农业发展纲要40条
刘少奇口头报告中说：在书面报告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没有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特别是四、五、八，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四、五、八，恐怕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所有的土地都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查研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现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曾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
毛泽东在建国后所发动的政治、经济运动是一条连续的曲线，从来没有间断期，而且是一浪更比一浪高。
文革前是四清，四清是文革的预演，四清为文革铺了路。
农村在大跃进前是“纲要”，“纲要”是大跃进的预演，“纲要”为大跃进铺了路，纲要40条的地位相当于四清时的前十条，没有前十条，就没有23条；没有四清的23条，就不会有文革的16条。
没有纲要40条，就没有三面红旗。
“纲要”本身就是最早的纸上的卫星，是毛泽东放的卫星，是披着科学的面孔的卫星，是大跃进中一切卫星的“预放”。
“纲要”是1955年11月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
如果说，“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是毛在莫斯科一时兴起信口开河吹的“喇叭花”，缺乏调查研究，也缺少必要的时间推敲的话，那么纲要40条则是毛是花了很多心血，甚至经过了长达4年的时间反复求证，反复讨论的经典之作。
自从“纲要”出世之后就一直就被视作发展中国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农民的指路明灯。
当年曾有一首诗，特别好玩好笑，全文录此：
树上喜鹊喳喳地叫，
老汉咧嘴忍不住的笑。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好比四十颗太阳当头照。
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
处处地方它都照到。
放近耳朵听一听，
莫不是毛主席的说话声？
回头胸上贴一贴，
句句话它暖人心，
没闭住嘴巴笑出了声，
咱社员有了指路的大明灯。
“纲要”是在1955年才开始制定的，那时已经发烧，但只是低烧，还没有发“高烧”；
“纲要”又是在1960年定的稿，那时“高烧”已经开始退潮了，退烧只退到“低烧”的程度。
尝听有经验的医生讲，有时候“高烧”还好办，“低烧”却不好治。
而且当1960年4月，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最终讨论通过，并以正式文件向全国公布之时，主持此项工作的谭震林向大会作报告还说《纲要》是留有了余地的，并提出要动员一切力量提前实现的。
尽管如此，“纲要”仍然是一个极左的文件，所提出的各项指标也根本不可能完成。
对于这样一个由毛泽东历经四年之久精心炮制、反复修改，并“留有余地”可以“提前实现”的“纲要”在正式通过了一年多后就被宣判了死刑，对于毛泽东而言，当然是又憋了一口气。
笔者曾一再感叹毛泽东这样一个师范生，在学校里学习时只有语文、作文成绩好，数学常常不及格，然而他在领导岗位上却特别喜欢运用数学的工具制定各种各样的指标。解放战争年代，他制定的指标今年要消灭多少国民党兵？明年又要消灭多少？并将指标分配给各野战军，大差不差都能完成。可是在经济工作中所制定的各种指标，却没有一项能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