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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腐败

语言的腐败,如“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如果一边读圣贤书,一边听政客讲话,大脑很难不混乱,因为很多常识的基本定义,到了政客口中都会走样,最近我们见得太多类似的情况。例如,明明是警察飞扬跋扈,打得占领者头破血流,从警务处处长曾伟雄的角度看,却叫做“如慈母一样”。工联会更是频出黑白颠倒的言论——明明是拒绝支持男士七天侍产假,到了陈婉娴口中,叫做“好介意被指出卖工人劳工利益”。还有,张荣顺认为要给香港人进一步洗脑,用的语言却是进行一国两制“再启蒙”。

“慈母”、“启蒙”这些词语,原本都是褒义的,充满了人性的光辉,现在反而用来形容无耻的行为。像这一类做法,即是用漂亮词汇包装丑陋,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早就给它下了一个定义,叫“语言的腐败”(decay of language)。语言的腐败和一般的腐败不同,腐败者不是直接获取真金白银的利益,而是煞有其事地讲一些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言。如果读过奥威尔的经典反共小说《一九八四》,就知道语言的腐败所指何意。

在《一九八四》中,每天编织假新闻的部门,竟然叫真理部;负责捕杀异见人士的部门,竟然叫友爱部;而负责战争的部门,竟然叫和平部。书中还有大量名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语言的腐败。如“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又如“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等等。在奥威尔看来,专制政权通过密如蛛网的宣传工具(在小说中,就是无处不在的“老大哥”)把谎言重复一万遍,结果谎言就成了真理。当一个国家的民众被这些腐败的语言混淆视听,最后会丧失对是非的基本判断,没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好任由专制政权摆布、奴役,唯命是从。

奥威尔说过:“当今的政治乱象,与语言的腐败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诚然,他所指的当今是1940年代,而他最致力讽刺的,则是当时的共产主义帝国苏联。但是今天这个世界,苏联已经不存在了,但语言的腐败显然是到了有过之无不及的地步。原因何在?因为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把政客的谎言带到所有人的面前——他们可以只对一部摄像机说话,却入万人之耳。

语言并不是单纯的传递讯息工具,语言内部包含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所以,语言的腐败看似只是文字游戏,却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绝不能掉以轻心。后果何在?那就是:人会因为语言的腐败而价值混乱与道德沦陷。

这两点,是香港人常常用以批评大陆人的,但是否想过同样是华人,大陆人何以变成今天的模样?其实,就是过去半个多世纪共产主义的语言的腐败,令人们连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都崩毁了。明明是大屠杀打压异己,却冠以人民民主专政,用“人民”、“民主”等词来美化之。又如,前几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民国才女林徽因在北京的故居被强制拆迁,官方居然发明了“维修性拆除”一词作为借口——当所有的罪行都可以用充满道德感的语言形容,那么,人们也就不再惧怕犯罪,指鹿为马、助纣为虐就成了“常态”。

反观香港,自九七以来,大陆语言的腐败正在逐步入侵。以楼价高涨为例,明明是对香港人的生活造成破坏的现象,却被宣传为“发展”,并且不少香港人还相信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洗脑术语。香港语言的腐败进一步加剧,在政治层面尤甚:没有民主的选举,被冠以“普选”之名;暴力组织蓝丝带,号称他们要“保和平”;而为了争取公义的抗争,被指责成“违法”……语言的腐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捍卫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以语言来掩饰腐败者内心那点可怜的虚无感——他们越是强调什么,就越不存在什么。

金钱的腐败显而易见,如许仕仁的贪污案,香港人可以用廉政公署对付它。但是语言的腐败无影无踪,难以察觉。但语言的腐败危害更大,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它会彻底摧毁我们的大脑。所以,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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