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1日占中清场，左报欢呼“占中失败”。笔者当时就说，金钟的抗争结束了，便意味着接下来是无数“小占中”在全港遍地开花——香港人的抗争会从“阵地战”转入“游击战”。而一旦游击战启动，局面将比占中更加严峻，因为各种无组织、无底线的情况都可能出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会大量转变成民众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大陆与香港，也包括香港人内部。进入2015年以来，最近多次的周末行动，包括光复屯门、沙田、元朗……都告诉我们，游击战已经展开。香港，即将进入一个长期内耗且漫无目的的冲突时代。
游击战作为战术，是一种黑暗逻辑。它本来不应该出现，是在实力不对等的双方通过公开博弈无果之后，弱势一方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有些流氓的战术。这当中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反思：第一、双方为何博弈无果；第二、弱势一方是否应该采取游击战？结合香港当下的时局，让我们具体来分析这两个问题。
首先，香港民主运动是从2003年才有大量民间力量崛起，开启一个新纪元的。在此之前，民主只是社会精英内部的游戏。所以，在2003年博弈的双方发生了变化。2003年之前，是本港精英与北京方面的较量；2003年之后，则是香港民间的民主呼声渐强，逐步超过并取代以往为香港争取民主的精英阶层。
这种新格局成熟的标志性事件，自然是占中。整个运动，从各泛民政党到各学生组织，几乎全都被参与运动的民众否定，认为他们无权代表自己。而当新格局形成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吊诡的局面，即是能够为香港民主运动负责的人也消失了。在没有领袖、没有组织、没有章法的“失控年代”，难道要把浩浩荡荡的参与民主运动的港人全都抓起来？所以，打压香港民主的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成为在技术上唯一能够对双方博弈无果负责者——民众已经完成互联网时代的去组织化，原先传统的、固有的、僵化的组织就不得不承担起所有责任。
其次，我们目前不得不承认，香港的民主事业成功的机会非常渺茫，对手实力太强大。本港“民主斗士”实际上很清楚自己的势单力薄，因此虽美其名曰“游击战”，但很“懂”得挑选“对手”，跑去针对手无寸铁、举目无亲的大陆游客，又或者和举止相对文明的香港警察过手。理性上说，笔者不相信他们不知道香港之所以没有民主，罪魁祸首其实是北京的达官显贵或中联办的钦差大臣，而非那些来港购物的普通大陆游客。但是“民主斗士”又岂敢跑去中南海门口示威？或者简单一点，连围住中联办他们也不敢。相信部份针对大陆游客的人平时未必太讨厌大陆人，但当天是集体行动，责任便是大家的。所谓的“光复”行动，与其说是“民主运动”，不如说是因为占中清场后无处排遣的负面情绪，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宣泄到大陆游客身上——这样的“游击战”，不要也罢。
在中共维持一党专政的情况下，香港很难先于大陆民主，而大陆目前甚至连建立法治都遥遥无期，谈论民主简直是太奢侈。更令笔者感到忧虑的是，从占中到现在，香港警察的执法状态正呈现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的平庸之恶。
我们在电视和网站上看到的是部份警察凶神恶煞的表情。笔者有几位警察朋友，参与过镇压执法的，私底下见面时仍谈笑风生，且并不回避这个话题。他们反复强调自己是照着上级的指令行事，自己只不过是大机器里的齿轮，发命令的不是自己，乃至强调自己也是受害者……笔者听到这些话时不禁毛骨悚然，因为这些话几乎和二战时纳粹杀害犹太人的罪犯说的如出一辙。
阿伦特把这些人犯下的过错称作平庸之恶，其产生的根源是缺乏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制度、不思考国家……香港人惯于跟指引做事，从港英时代开始就擅长不问是非对错去完成上级给的指令。这种“买办心态”的“香港精神”，如今正在发挥它的邪恶作用。香港人需要冷静分析今天的局面究竟缘何产生，正本清源地解决问题，而不是没有节制地造业。这是时代的共业，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