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与妻子女儿合影
二、5月23日上午的时间表
整个夜，从22日夜延续至23日拂晓的整个夜，英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已经没人知道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在那个夜晚，英决定了死。
“士可杀而不可辱”！英的脑子里盘来盘去就是这句话。至于什么“以死抗争”、“死谏”之类的意义，客观上是有的，主观上则未必有，至少也是查无实据。
死的方法和地点，也一定是那个不眠之夜设计的。
方式是悬梁。
地点是芝的藏书房。
自杀中痛苦最小的方式应该首推服安眠药，昏沉沉地睡去，不再醒来，永远离开这邪恶的世界。多好！没有肉体痛苦的过程。所以这种方式成为文革中自杀者们的首选，李立三、邓拓、翦伯赞——数不清的自杀者们全都采用的是这种方式。但是英没有条件选用，他太年轻了，身体也好，平时不吃安眠药，临时去搞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也搞不来许多，慢慢积累吧？已经等不及了！但是如何减轻悬梁过程中的痛苦？他想起了好朋友梅行前天刚刚送给他的一瓶茅台酒。
至于为什么要悬在芝的藏书房？
也许只有那个地方才有一定的高度，可以拴那根结束生命的绳子。不，不是绳子，禹的回忆中说是带子，却没说是什么质料的带子。
也许只有那个地方就近方便，又比较安静，不会被人打扰，不至半途而废。悬梁这种方式，必然要有一个十几分钟的过程，倘若在过程完成之前被发现，中途而废，落下一个“自杀未遂”的罪名。死没死成，平空又添加罪名，那就更划不来了！所以得找一个安静的地点和合适的时间。
也许他想死在老主公的藏书房里，那么他的鬼魂也能永远地留在那里！留在那里有什么用呢？难道是让他不得安宁，变成厉鬼向他索命；难道是方便向他托梦：主公啊我是冤枉的；难道就像黑旋风李逵发现吃了宋江倒给他的毒酒后大笑：“哥哥哎！我生是哥哥的人，死是哥哥的鬼！”这些都不是，英没有这样的豪情，对芝既没有这样大的仇恨，也没有这样深的眷恋了。很可能，他只是想给他的老主公留下一点点的淡淡的“念想”而已。
5月23日凌晨，妻醒来起身到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眼睛黑了一圈，人瘦了一圈，肯定是彻夜未眠了，陷入无边的思绪里。妻劝慰着英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的抚慰，使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却无言相告。死到临头，还提他做什么？这一切难道还不都是秉承这个“主席”的意旨吗？
英错开话题，装着若无其事地问了妻一句话：“中午还回不回来？”
“检查的事情完不了，可能就回不来。”妻答道。
英的妻董边女士是那种性格直率，却很粗心的女人。夫妻之间感情早就有了隔阂了，这种隔阂更增加了妻的粗心。多年后，他们的女儿回忆她：单位上的群众揪斗她，让她上台做检查，她居然大摇大摆地端着茶杯，拿着稿子作报告呢。这件事被大家当作一个笑料。
妻就是这样一个粗心得冒傻气的女人。妻难道没听说五天前那个“三家村”的拓已经服毒身亡了？居然就没有一点警觉吗？当时她没有把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复杂，反倒感觉丈夫似乎比昨晚还平静了一些。况且，妻自己还有一大屁股的烂事儿等待处理，她扒了几口稀饭，对英说：“稀饭在锅里，还热着呢，你也赶紧吃点”，便匆匆上班去了。
这一去，从此与丈夫阴阳相隔，永不相聚了。
我们假设，英在早晨8点左右上班，到中午11—12点左右发现英死时，腔内已经全无一丝游气了。那么，英的脖子至少是在11点左右悬在那根带子上的（我们甚至也不知道这根带子究竟有没有绕成一个“圈”）。
英是如何度过这弃世前的最后3个多小时的呢？
对此，现在有几种说法。
较早的一种说法见于传记作家叶永烈的笔下，他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写道：
“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他已接到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
没有一个来访者，没有一个电话！也就是说，在这3个多小时内，英只做了一件事：准备自杀和进行自杀。但这仅仅是叶作家的一种描写，一种推测，并没有根据。
叶永烈过去是一个科普作家，改行写中共名人传记。叶多产，作品往往漏洞多。但是，叶作品中的漏洞并不是不可原谅的，他毕竟是“中共名人传记”开山之人，在他之前几乎没有像样的扛鼎之人，更无扛鼎之作。一个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能“精微探幽”，除了其自身的素质、学养、功力外，也需要占有丰富的资料，最好还要有他人的同类题材的作品作基础。占有的资料丰富了，用以借鉴的他人作品精微了，自己的作品才能更精微。
英的女儿曾自，在多年后写了长篇回忆文章，文章直接否定了叶作家的说法。
曾说：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有没有人给田家英挂电话，肯定或否定，我们现在还都不好下断定。但在那天上午，却的的确确有人来过“永福堂”寓所看望过英。
此人就是英早在延安时就共过事、建国后仍然关系密切的好友，朱德的现任政治秘书何均。
5月23日上午8时左右，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已风闻英停职反省的消息，却还没有听到正式的传达，他急切地想去看看英，了解更确切的情况，安慰安慰老朋友。
及至见了面，两人却都无话可说。
虽然那天自然界的天气仍然是极其的好，春和景明的，但这两位当秘书的文人的感觉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又都料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
“你还好吗？”
“还好！你呢？”
“也还好！”
“务必凡事要想开一点啊！”
“是啊！想不开又能怎样？——哎？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又是长时间的留白。
“主席说什么啦？”
“不知道！”
“主席知道这件事吗？”
“能不知道吗？他有什么事不知道！”
又是留白。
“主席会为你说话的。”
“他能不说吗？他早已说了。”
“他说什么呢？”
“能是好话吗？”
又是留白。偶尔又交换一两句，更添凄怆气氛。
“你好好检查吧！写得诚恳一点。”
“诚恳管用吗？士可杀而不可辱。”
前面的对白都是笔者基于常识的推测，只有这一句“士可杀而不可辱”见之于曾自的回忆。曾的回忆中明确的告诉读者，这是何均对那次谈话中唯一的记忆。
均感受到英不妥协、不苟且的决心，却仍然没有与“死”联系起来。
均说：“你不要这样想，什么士不士的？”
英没有回答。
又留白。
两人又枯坐了好大一会儿，均起身欲走。
英说：“再坐会儿吧？”
均又坐下，可坐下后，依然无语。
过了片刻，均又要走，英再度挽留，如是者三。
这其实是英对生命的最后眷恋啊。
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还有些事情必须处理，就告辞了。如果均在那个上午逗留的时间更长点，更长点，也许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其实，均也有可能是担心时间长了会受到怀疑和牵连。
要是有人问：“你和田家英秘密串连都说了什么”？该如何回答？
要是有人问：“这种时候你还去看田家英，你俩关系不正常啊？”又该如何解释？
你要是回答没有说什么。那怎么可能？你欺骗谁呢？
这是那时代的人极普遍正常的心态，既不说明均的胆小，更不说明均的卑鄙。
英又送均，送出很远，几乎要到了均的办公室才依依不舍地返身回了寓。
从上班起到送均后回到办公室，这个时间有多长？半个小时不够吧，但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上午九时左右，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这一天上午，英的秘书逄先知有事外出了，英的专职勤务员陈义国早就按照往日一般的程序整理好了房间，打好了开水，此刻正一个人呆在自己的耳房里听候有没有什么吩咐。英就将他唤了进来吩咐了一大堆杂事，去西单烫衣服、取衣服，买香烟和其它东西。英将陈打发出了门，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毛泽东的藏书室……这时候的永福堂就只剩下英一个人，英做了什么事，没有一个现场目击证人。
对田家英之死有很深研究的学者陈小雅在她的文章中将田家英吩咐陈义国外出办事的时间定为“上午八、九时左右”，他忽略了因为何均的来访所耽误的时间。
笔者认为由于何均的来访，这个时间只能是“九时左右”。
陈小雅将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左右，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也随之提前了。
陈的文中说：“约十时许，勤务员陈义国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将自己反锁在毛泽东藏书室内，叫门不开，绕道窗口，发现田家英的头悬在一根拴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上吊死亡了。”
陈文中的这一段话有两个错误：
1、时间：
从中南海到西单去办“一大堆事”，一小时哪够呀？起码也得二小时左右，所以陈义国回来的时间应在上午十一时许。
2、过程：
陈义国并不是从西单一回来就单独发现田家英“上吊死亡了”，根据其它资料，这个发现有一个如下的“过程”：
临近午饭时，英的勤务员陈义国，突然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告知：
“田主任不见了”。
陈秉忱、秘书室行政科负责人路辉及临时在场的王象乾（八司马之一）等三人商议后，一面让陈义国继续找，同时分头往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
然而他们都说没有见过田主任。
大家有点慌神了，但谁也没往更坏的情况上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赶来报告：“永福堂”毛泽东的书房里像有人。
几人随着陈义国来到书房，发现门反锁着。
砸开锁进入书房。
（注：如何进入书房？就有三种说法：1、砸开锁；2、从窗口跳进去；3、从别处找来另一把钥匙。这三种说法至今也不统一，但这也不是重要的细节。）
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使他们都惊呆了——
英的长长的身体无助地悬着，已经僵硬了，舌头吐出来老长老长的，英的眼睛本来就有点鼓，这一下就像要“暴”了出来似的。
他们在英的口袋里，发现了用红色的铅笔写的遗书。据说文字并不太多，却至今也不公布。
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仅为“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寥寥两句话！
（注：关于遗书是如何被发现的？也有两种说法：
1、有的说是“他们”，意指“现场的人”。现场的人有好几个，遗书也可能被现场的人传来传去，为何至今只记得这两句呢？
2、等了汪东兴来到后，是汪在田家英的衬衣口袋里发现的。但按汪的权威性，他拿到遗书后只会自己匆匆看上一眼，随即就会收起来而不会扩散的，那么那两句话又是如何被传之于世的呢？）
（又注：王凡的文章说，当人们发现田家英上吊后——到场的人没敢擅自决定把田家英解下来，而是立即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情况。汪东兴隔了一段时间才到永福堂——在汪东兴指示下，秘书室的人才把田家英解下来。田家英穿的是一件薄衬衫，汪东兴让检查一下田家英身上有没有东西，秘书室行政主管在衬衫口袋里发现了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文字并不太多，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曾自的文章通过何均的回忆说明那天上午英的言语、行动、表情都是一种自杀前的迹象。而且，在场的人还发现了田的遗书。
那就更坐实了英是死于“自杀”。
现在，让我们再将田家英在5月23日上午的时间表排一下：
一、8点上班；
二、8点多何均来访，两人谈话约半小时，英送均至均的办公室；
三、9点左右，英返回永福堂；
四、9点多，英支走勤务员陈义国去西单办事；
五、9点多开始，英一人在永福堂准备自杀、进行自杀。
1、寻找一根能承重100多斤的长带子，再选择一个能系上这根带子的具体地点；
2、写好一张简单的遗书；
3、喝完一瓶茅台酒。
六、11点不到，醉乎乎的英将脑袋悬在了那根带子上，完成了全部程序。
及至陈义国等发现时起码也在半个小时之后了。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僵硬了，也没有了一口游气。
由此结论：
田家英死于自杀，方式也是上吊，地点是毛泽东藏书室的两排书架间，用的是一根带子，时间是5月23日上午10至11点之间，被发现是在中午11至12点之间，主要发现者是田家英的勤务员陈义国，同时发现及在场人员有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秘书室行政科负责人路辉及临时在场的王象乾等三人。
英的秘书逄先知不在现场，那天上上午他外出了。
汪东兴也不在现场，他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他15—30分钟内从会场赶来的。
结论似乎很清楚，但田案仍然屡屡起风波。
这是因为是权威部门至今不肯将案情正式公布。
目前所披露的一些情况，既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司法机关，全都是家属（董边、曾自）、朋友（李锐、胡绳、梅行、何均等）、涉案人员（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等）的回忆，再加上作家、作者（叶永烈、陈小雅、罗冰、王凡等）的整理与演绎。
关于“田家英之死”，目前出现的资料中存在重要的缺陷：
1、没有遗嘱的全文，也没有影印件，只有没头没尾的两句话；
2、没有尸检。对于为什么没有尸检？也没有权威的说明；
3、没有现场报告。
正是因为这些缺陷，所以谁的文章都不具备权威性，关键在于作者们的引证与分析有没有硬伤，是否合乎情理，逻辑推理是否严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