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后来的命运出奇的好
九、庐山上的“二周”：周小舟和周惠的陈芝麻烂谷子故事
官场上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极难相处。
李敖发现了一个规律：一般情况下往往是老大联手老三整老二，当老二的那个人的命运总是比较悲惨。
豪可能懂得有这个规律存在，所以一辈子都奉行老三哲学，不当老二。
璜和蓉则都受不了这诱惑，先后当了老二，最终都被整死了。
蓉死后，实在是朝中无人，芝才不得不让豪也当了几年老二，立刻险象环生，豪要不是病在床又死得早，说不定就被当作“投降派”砍了。
豪躺在手术床上被护士徐徐地推进手术室，走廊里他还在大声地喊着：“我不是投降派！”
想想这一幕真无限心酸，对豪充满了同情，可怜啊！太可怜了。却尊敬不起来。总想到有的影片中鬼子要杀伪军黄狗子了，黄狗子总是会大声喊冤：“太君，太君，我不是八路呀！”当然我这样想太不对太不好了，但是我确实这样想了。觉得有点对不起豪，却没有什么对不起芝的。
上帝垂怜豪，说你斗不过芝的，你不如早点走吧！豪还算走运，他死在了芝前，才免蹈璜与蓉等众老二的下场。
李敖发现的规律在中共最高一级的政治舞台上被证明是毫无例外的准确。
但在次一级别的官场上有时老二也能整垮老大。
那是少数情况，一般都是因老大在上一级领导前失宠，上一级要换马了，老二才有机可乘，乘机对老大发难而终能取而代之的。
这里说的是五十年代，湖南省有两个姓周的高官分任一、二把手，老大就是庐山会议时“怀、诚、甫、舟反党集团”成员之一的周小舟，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老二周惠是常务副书记，也是一只脚已经踏上了该反党集团的贼船，另一只脚还悬在空中的人物。
怀、诚、舟都是湘人，尽管芝自己也是湘人，却仍然指责他们这一伙为“湖南帮”。惠虽在湘工作多年却并非湘人，作为“湘党”也勉强说得过去。而甫既非湘人且也未在湘工作过，芝将甫列为“湘党”全无道理。
不过这也丝毫不奇怪，只要一搞开“反党集团”，芝没有一次不是“乱点鸳鸯谱”的，他习惯这一手，也好这一口。
一开始，舟与惠在匡庐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俱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舟被芝划为反党集团的正式成员，惠则为准成员，又都姓周（惠其实不姓周而姓惠，与江苏省省长惠浴宇是亲兄弟，他改姓周后想到自己毕竟也姓过惠，所以就将二者混搭成“周惠”），按一般人推测，这二人都在会上对大跃进持批评、反对的态度，又对彭德怀表同情、支持的态度，那么一定是志同道合、患难之交，同志加兄弟的朋友了，也一定是忧国忧民的好官了。
却不知如此推理，是大错特错了。舟与惠不仅不是什么同志加兄弟，而且是势不两立的政治对手，互相都曾对对方下过黑手，结果也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
也不能说他们是一对小人，是“狗咬狗，一嘴毛”的关系，两人之间是有正邪、好坏之分的。
舟其人，一书生，谦君子，说话直来直去，言有信，行有果。舟曾经当过一段时间芝的秘书，一生视芝为师，敬而畏之，却既不事媚也不邀宠。凡芝正确，舟必响应；凡芝有错，舟则缄默，小错小默，大错大默。也有大势之下，勉为其难而从之时，却言之不力，行亦软弱，心必痛苦。芝谬日多，行为乖戾，舟为弟子而臣工，痛苦万分却无计可施。芝见舟日渐消极，不满愈烈，圣宠也就日见衰竭了。如芝提出双百方针时，舟则拥护之，贯彻积极认真，因为这是他想得通的事。至1957年5月中，芝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反右方略，舟就想不通了。6月中旬中共中央则在芝的指挥下直接下达的全面反右的指示，舟愈加困顿，愈加跟不上来了。
惠则与舟大不同，他在反右派运动中立了大功。他对反右思想上没有抵触，行动上得心应手，且利用运动，打击异已，提拔亲信，乘机壮大自己的势力，并创造性地把反右重点不失时机地从党外推向党内。
惠的反右功绩是从他把矛头直指《新湖南报》编辑部开始的。为什么他要把矛头首先指向《新湖南报》编辑部呢？因为惠认为《新湖南报》编辑部是他的政治对手舟的势力。
先于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舟为省委宣传部长，《新湖南报》的社长是李锐，总编是朱九思，二人与舟的工作关系密切，私交也甚好，《新湖南报》是舟的地盘，惠一时插不进去。两年后，舟任湖南省委书记，惠是常务副书记并兼管报纸工作。这时，锐与思均已调离报社，由副社长邓钧洪和副总编辑苏辛涛主持工作，而这两个人仍然是舟的人，他们对惠的指示执行不甚得力，惠感到领导起来仍不得心应手。惠于是安排了一个自己的老部下——官剑平当报社的总编辑。官到任后刻意奉迎惠，在办报方针上与原来的人员大不一致，遭到报社同人抵制。编委为此于1956年展开了关于办报方针的讨论。惠为了给官撑腰，安排书记处的李瑞山、胡继宗、华国锋等省委领导人前来参加讨论。但李、胡二人持中立态度，华一言不发（由此可见华的官场作风于一斑），官在报社内十分孤立。舟主张讨论继续进行下去说：“真理越辩越明”，惠却上纲上线：“报社的问题，匈牙利的问题，是一码事。”
翌年，反右进入高潮，惠认为机不可失，便动手拿《新湖南报》开刀。芝时代的中国，左的人当然比右的人气壮得多，整人的人比不整人的人有能量得多，坏人也总是比好人胆子大，这也是中国官场上的一般规律。更何况，惠的行为有大形势的支持，舟虽居一把手的地位却无能为也。舟眼看着昔日的战友、朋友与下属，即将被划入右派，自己身为省委第一书记而无能为力，又不愿昧着良心亲手去整这些人，便思得一“金蝉脱彀”之计，佯装有病，急电中央请假去青岛养病，举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舟的退避是一种示弱的表现，而荐惠自代则又有一种对惠示好的深意。舟内心颇盼惠能给自己留点面子，对手下容情，却不料惠并不当作一回事。舟一走，惠越发放开了手脚大整那些在56年办报方针讨论和57年整风鸣放中对自己稍有不满者，他一个也不放松，一个也不手软，一律打成右派。该社编辑记者共145名，有54人被打成右派，占总数三分之一。在党员和领导骨干中比例更高，编委10人，除惠的亲信官等2人外无一幸免。就这样挖出了湖南独有，举国无双的最庞大的反党右派集团。
舟因当过芝的秘书，在芝那里有些根基。躲过了整风反右一关后，照常回来还当他的省委第一书记。如果，事情只到此为止，两人的关系也并没有到势如水火、互不相容的程度。在舟这一方面能找到各种的理由谅解惠，因为惠的做法毕竟与当时的大形势是合拍的，与芝的号召是相符的，似乎事实也证明是舟错了。而惠这方面，辛苦半天，仍为老二，心实不甘，十分窝火，庐山会议后最终导致了两人关系彻底破裂。
中国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往往都是这样的，凡有人群，性格的不同和思想的分歧都不可避免的存在，平常无事，一到运动，这些分歧就无限地扩大了，造成了人整人的无数悲剧。
庐山会议前，大跃进造成的危害已经是十分明显了，身为省委常务书记的惠也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与舟的观点也有相同之处，都是反“左”的，也有一些具体的言行，所以，庐山会议开始时惠与怀、诚、甫、舟的观点基本一致，所谓一只脚上了“贼船”正指于此。
庐山会议反右倾后，芝一贯的策略是“擒贼先擒王”，芝要狠狠打击的只是“匪首”怀以及曾在历史与自己有过节的甫，对其它人，包括诚、舟、惠、锐在内，都是刻意分化瓦解，争取他们附顺自己并反戈一击的。芝其实最关心舟，他对舟有旧情，再说自己曾经的秘书反对自己，说出去总是不大好听。
芝派人专门送了一篇丘迟《与陈伯之书》给舟读，望其“迷途知返，不远而复”，又约舟作彻夜长谈，动之以情理，晓之以利害，整整谈了一通宵。芝对舟说：“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批判怀与甫，即可仍回湘工作”。舟也感动了，流泪对芝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信，我怎么能批彭总呢？”
芝一夜辛苦得到是如此回答，大为失望，对舟彻底灰心了，挥挥手道：“你走吧！”芝要“挥手斩马谡”了。
舟站起来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的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
先于59年5月，舟从湘西考察归来，亲眼目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给群众带来的深重苦难，就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话，就在上庐山开会的前一天晚上，即1959年6月28日，舟又曾对来访的友人说：“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毛主席是敬爱的老师，如果一切照老师的话原封不动，错了也不去纠正，那么认识不能发展，吾爱吾师更谈不上了。”他决心向芝披肝沥胆进忠言，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彭德怀的庐山日记中曾写道：“对信完全同意的只有一个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也只有一个同志”，据后人考证，怀所说的完全同意的那一个同志就是舟。只是那一个“基本上不同意”的指的谁，我也不知道。
芝劝舟未果，转而就动了周惠的脑筋，找惠谈话。芝说惠也是彭的墙脚，要挖彭的墙脚。
平常时日，惠这样的干部根本无缘单独面圣，今芝单独拨冗，可谓皇恩浩荡。惠受宠若惊，芝不费吹灰之力即收惠归心。
失之于舟，收之于惠，这是芝的意外收获。
芝每一次政治斗争的胜利都是这样以失君子，得小人为代价的。芝却从无自知，反得意地称“我和我的战友们”。三十年代整AB团，他的战友是李韶九、古柏与曾山；四十年代延安整风，他的战友是康生、刘少奇；六十年代搞文革，他的战友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五十年代在庐山，他的战友是林彪、柯庆施、李井泉等。惠当然远没有资格当芝的战友的，惠不过是一降卒。
惠被招安，当然有他必然的原因。思想上，他对大跃进的危害并不像舟等人认识深刻；感情上，他对老百姓的疾苦并没有这么关心；人品上，他也与舟相差太远了。
在那个年代，随大流，保自己，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对为非者为虎作伥，对正义者落井下石，则为历史所不容。庐山会议上惠的被招安是可以理解的，但庐山会议后惠的表现说明他就是一个“伥鬼”。
庐山“进谏”失败后，舟做好了成仁取义的准备，并一再向他自以为的好朋友、多年的同事惠托孤。临下山时，舟与惠相抱而泣，嘱咐惠把湖南的工作做好，请他照顾妻室儿女。惠一时大受感动，也垂了泪也承了诺。
庐山会议结束，惠一回到湖南就完全忘却了他也曾是一个右倾者，一个“一只脚上了贼船的”反党集团的准成员，更忘了舟的托孤之情，他以一贯正确的姿态、猛虎下山的干劲大抓反右倾，勒令人们写揭发舟的材料。惠开出了一个17人的嫌疑犯大名单，全都是舟平时信任重用的人，号召对他们一并检举揭发。
有一天，惠亲自到场训话：
“你们都是右派，是彭、黄、张、周的墙脚，彭、黄、张、周实际上也是右派，我现在就要挖他们的墙脚。我也有墙脚（边说边指着官），他们就是我的墙脚。”
说到得意之时，惠索性把双脚蹬在沙发上（北方人的陋俗）说：
“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
“挖墙脚”的手法，自然得之于庐山上乃师的口授心传，但“敲乌龟头”、“打碎乌龟壳”的比喻和方法都是独创。其咬牙切齿的语言，神气活现的表演，活现出惠独具的个人特色，是他政治投机、对昔日战友落井下石的恶劣品质的大暴露。几十年后，当年参加会议的人全都不能忘却这一幕。
惠反戈一击有功，化被动为主动，然芝依然没有把一把手的位置奖给他。
庐山会议后，舟已经离湘，但他并没有清醒，虽然他已有了成仁取义的心思了，却并没有识透惠。惠回湘后的言行，舟在好长一段时间内并不知情。一些朋友瞒着他，怕他伤心；一些朋友瞒着他，对他有戒心；他自己则对惠还有幻想，他甚至又多次通过其它的方式向惠托孤。直至后来他终于发现，正是这个惠正在对自己落井下石，多方加罪，陷已于处处被动之境。舟终于忍无可忍，愤怒了，他向中央派来的人反映惠的情况。于是，卑污的惠在1960年也遭到了清算。
我在前面说过，舟是书呆子，并不善于整人的，他反映惠的情况并非为自保，更不是为了立功减罪，纯粹是为了出一口胸中的恶气。
时过境迁，春秋已明。舟与惠，一为君子，一为小人；一为人民的功臣，一为历史的罪人，他们仅仅是在庐山会议开始时有一个很短的时间段内同路，此前此后，就一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但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也不一定遭报应。
庐山会议后，周小舟被派到浏阳县大瑶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接受改造。1962年6月，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不参加党组，排最后一名。1962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甄别。
1966年12月25日，周小舟受完不堪凌辱的批斗后，造反派又勒令他明天上午8时报到。这一天晚上，周小舟服用了大量安眠药。12月26日早上，当人们看到他的时候，周小舟已离开了人世。在毛泽东73岁生日的那一天，他老人家曾经的秘书周小舟以死“祝寿”，此时舟只有54岁。
文革自杀者们的许多事是说不清的。例如田家英为什么上吊在毛泽东的藏书房里？周小舟为什么选在毛主席73岁生日当天自杀呢？“不堪凌辱”哪天都可以，为啥偏偏选在这一天？有人说舟是为了“死磕”毛才这么做？也有人说是表忠心。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死。谁知道呢？
周惠后来的命运出奇的好。周小舟的举报使得周惠于60年就免了职。所以他在文革中既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四人帮”的走卒。他居然“清白”了。
80年代，随“怀诚甫舟反党集团”等的平反，惠也被平反。甫时，惠还相对年轻、身体也好，邓大人正在用人之际，惠又当上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一把手。邓大人搞改革开放，农村开始搞承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打头阵，最早响应的有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还有一位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周惠。惠捞了这一政治功劳，着实又风光了好多年。
惠晚年以庐山会议受害人的身份写了一本回忆录，为自己当年有亏的行止贴金。书一问世，勾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当即有人给惠予棒喝，但却丝毫不影响他在荣华富贵里欢度余生。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共的高级干部中，一个一把手与二把手相处的故事，也是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互斗”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