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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儒的帝师情结和汉儒的弄虚作假(1/4)

民国新儒家开山熊十力,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致梁漱溟信中,曾经如此写道:“秦后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盗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此说虽属偏激之论,却也不无缘由。先秦之后,中国文化确实丧失了先秦诸子般的独创性。文化的这种式微,起自于号称始皇的嬴政所犯下的焚书坑儒历史罪孽,这一罪孽又来自嬴政之相李斯的进言:

“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此言的语境,就近而言,是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针对仆射淳于越以“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为由,建议始皇帝实行周室那样的分封制;就远而言,源自韩非子的专制集权理念: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因此,李斯的主张,相当明确,彻底扑灭任何异端思想,结束百家争鸣的言论自由: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

此事发生于嬴政一统天下之后的秦始皇三十四年,亦即公元前213年。第二年,因为有术士非议皇上,嬴政下令拘捕,抓了四百六十余位术士儒生,通通坑杀。两起事件合称为,焚书坑儒。

且不说李斯和淳于越之间的恩怨是非,李斯如此凶狠的谏言,与其说是出于辅佐嬴政得了天下的骄横,不如说是源自对言论自由的恐惧,一如当初将同道韩非子置于死地的阴暗和卑怯。不过,既然李斯如此痛恨有人师古之法,反倒让人觉得很有必要引古以鉴。遥想当年,周公建制固然以分封的方式,确立了中央集权大一统,致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周室却并没有因此而进一步强制舆论一律。《国语》所记载的召公谏弭谤,便是明证。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因为周室在召公的制止下、没有推行弭谤禁锢言论。由此可见,秦政与周制之间的最大区别,并非是郡县制和分封制的差异,而是言论自由的有无。

在论说嬴政李斯剥夺民众言论自由之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殆害之前,有必要对照一下基督教历史的转折起伏。

与孔儒起自一个百家争鸣的人文环境截然相反,基督教从一开始便饱受压制,以致耶稣被罗马总督钉上十字架。接蹱而止的,是罗马帝国之于基督徒长年累月的迫害。但非常戏剧性的是,将近三百年后,西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断然钦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的地位自此全然改观,不仅登上政治舞台,而且获得了一言九鼎的话语权。西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分别以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作为各自的首都。然而,这时的文化中心,却已经转移到了埃及的亚力山大城。

作为当年希腊化的文明成果之一,由亚力山大部将托勒密创建的亚力山大城,在公元三世纪已经取代雅典、罗马,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东西罗马帝国的枢杻城市。整个城市的重心所在,则是该城的亚力山大图书馆。该图书馆学者云集,藏书丰富,庶几一个文化宝库,足以令人想起当年的柏拉图学院。倘若可以将该馆比作一顶人类文化的皇冠,那么镶嵌其上的那颗璀灿的明珠,便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学者,女数学家,女天文学家,女哲学家,海巴夏(Hypatia,370~415 AD)。

海巴夏学识过人,优雅高贵,口才极佳,美丽非凡。她的著述遍及几何学、天文学、数学、哲学诸多领域,她的讲课迷倒无数学子和听众。为了聆听她的讲课,人们从世界各地赶到亚历山大城,一睹风采。海巴夏即便平时走在大街上,都会接到一簇簇扔向她的鲜花。在她众多的弟子当中,既有该城的提督,又有基督教学者。作为后柏拉图学派的领袖人物,海巴夏庶几就是科学思想和理性精神的化身。她既是古希腊文化的结晶,也是活生生的维纳斯。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杰出女性,却因为不是基督教徒而遭到该城主教西瑞尔(Cyril )的仇视和嫉恨,最终被西瑞尔指使的一群基督徒虐杀。那群基督徒虐杀海巴夏的残忍,要远远超过罗马士兵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扒光海巴夏的衣服,将她身上的肉活生生地一片片割下,最后将那具还在颤抖的残骸,扔进火堆。

一百多年后,西元525年,一位罗马僧侣将耶稣生年定为纪元元年。但这跟耶稣到底有多少关系呢?也许亚力山大城虐杀海巴夏的主教和他的基督徒,可以作出回答。

一千二百多年后,1600年,布鲁诺(Giordano Bruno)因为坚持地球是围着太阳转动的这一真理,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

由基督教的上述历史沉浮观之,海巴夏的被害,既象征着古希腊文化的终结(海巴夏遇害之时,亚力山大图书馆已被基督徒焚毁),又开启了由教会和神学营造的禁锢思想及言论自由的中世纪黑暗。就此而言,后来欧洲那场冲破中世纪黑暗的文艺复兴,在挽救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同时,也拯救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无数信众。在今日的基督教世界里,相信不会再发生海巴夏所遭受过的惨剧。

列出基督教的这段历史作为参照,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儒家那段与基督教不无相似的历史轨迹:先是遭到暴秦的压制和摧残,然后在汉朝出现一个猛烈的反弹,汉儒向皇帝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家的建言。一直以黄老之术治国的汉帝国,到了汉武帝手里,接纳了汉儒的建议,虽然并未明确独尊儒术,但确实转向了以儒治国。汉武帝之于儒学,扮演了君士坦丁大帝之于基督教那样的历史角色。只是事实上,真正开始实施以儒治国的,乃是东汉的刘秀。自刘秀以降,历代汉室皇帝,都以儒学为宗。就连一度大权在握的梁太后,少时都因儒学修养的出众而被人称诵一时。

然而,以儒,是不能治国的。早在春秋时代,齐相晏婴就指出过这样的事实。可叹的是,由于汉儒的兴风作浪,朝野儒臣儒士,全都相信以儒可以治国。直到汉末党锢惨案发生,数百士林精英以血的代价,方才证明了以儒治国的彻底失败。因此血案,汉末崛起的诸多枭雄,回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逐鹿。其中的大政治家曹操,更是不喜儒术。至于其不屑之子曹丕在曹操身后以九品中正制重建儒家的等级制度,只能另当别论。

不能治国的儒术,结果被新兴的晋室朝廷,用来戕害异己和禁锢思想言论自由。晋帝司马炎以“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罪名,把竹林七贤中最独立不羁的士子,嵇康,送上刑场,一如那个叫做西瑞尔的主教将海巴夏置于死地。当年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诸多汉儒,当年杀气腾腾地扬言“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孟轲,看到这样的结果,应该感到满意了。虽然司马炎其实并非真的是为了宏扬儒学、而只是出于对桀骜不驯者的厌恶和恐惧,铲除一下异己罢了。

从嬴政的焚书坑儒(公元前二世纪),到司马炎以触犯儒教名义杀害嵇康(公元后二世纪),差不多恰好也是四百年左右。东西方的历史,就是这么的相像。

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先后做了两件蠢事。先是残酷迫害基督教,造成了基督教的茁壮成长;然后又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导致政教混杂,又酿成基督教一教独大。后果便是基督教一旦话语权力在手,马上回过头摧毁古希腊文化,禁锢思想言论自由,开始漫长的中世纪黑暗。

罗马帝国做的这两件蠢事,在中国历史上分别由秦皇汉武担当。先是嬴政做了焚书坑儒,然后是刘彻属意于独尊儒术,致使儒学几成国教。这两件蠢事的真正始作俑者,无疑是李斯和董仲舒(还有其他汉儒推波助澜)。中国历史上,真正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相当稀有。那些成功的君主,通常倚赖身边的谋士。正是这样的依赖,刺激了中国士子的帝师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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