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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3/6)

3、缘人李陀的阿Q真相

在80年代北京文学圈里,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坛上,找不出一个比李陀更活跃比李陀更可笑比李陀更可怜的人物来。说到这个人物,让人又是厌恶,又是痛心。哀其境遇,怒其不争气。说他是文学那五,他却没有那五那样的旧贵背景;说他是文化阿Q,他却的的确确是在北京城甚至在红色贵族的圈子里长大的。说他很有文学的责任感使命感,他却是个地道的文学玩票者。说他从来不把文学当回事,他却对文学热爱到了一生没有离开过文学。说他是个文学青年,他却自以为自己是个文坛领袖,号称陀爷。说他是个文学大家,却从来没写过一篇像样的文章,更拿不出什么说过得去的文学作品。有时他说话亲切随和,模样谦虚谨慎;有时他突然变得高高在上,向所有他所见到或者没有见到的人们指手划脚。同样的来自社会底层,当年声名赫赫的刘再复从来不隐讳自己是个农家子,而上窜下跳的李陀却从来对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我最后是读了一位红色贵族之女写的叫做《山水相依-一个异国家庭的离合悲欢》的回忆录,才彻底解开了李陀之谜。假如说,阿Q再世,活到80年代的北京城里会是什么样子的,那么看看李陀,就会一目了然。

在回忆录里,李陀被称之为我们家的小哥哥。所谓小哥哥,是指她们家那个保姆的孩子。李陀九岁的时候,跟着母亲流落在北京城,形象跟《雷锋》电影里的小雷锋一模一样。但他比小雷锋幸运的是,他还真的碰上了好人。刚刚进城的那家革命者,出于一种对劳苦民众的同情,收留了他们母子俩。这本来确实是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无论是收留者还是被受留者,都会让人一掬同情之泪。然而,一种奇妙的反差,却同时落在了李陀的命运里。

这种反差的微妙在于,李陀既是佣人的儿子,或者说奴隶的孩子,但从理论上说,又是主人的儿子,即翻身当家作主说法上的主人。相反,收养他们的那家主人,在理论上却是人民的公仆。用一句现代汉语的语法逻辑作描述,李陀是作为仆人的主人家的一个作为主人的仆人的孩子。这种逻辑非常简单,又极其复杂。李陀被这个逻辑缠绕终身,一直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主人还是仆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海子是被大而无当的诗歌意像所谋杀的一样,李陀被这个他永远也搞不明白的逻辑给困惑到今天,依然活在这个逻辑的困扰里。

对李陀来说,这个逻辑不仅在他所寄居的主人家里出现,也同样在他所就读的学校里存在。他读的是红色的贵族学校,班上甚至整个学校里的学生,都是作为仆人的主人的孩子,唯独他一个,却是作为主人的仆人的儿子。等到他长大成人,走上社会,他发现他所居住的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到处存在着这样的逻辑谜语。而他这个作为主人家的仆人之子和作为仆人家的主人之子,则既是整个谜语的谜面,又是整个谜语的谜底。

活在这个谜语里的李陀,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确切位置,可是从来没有找到过。因为这个谜语要说有答案就有答案,要说没答案就没答案。关键全在于作为谜语本身的李陀,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式。

假如撇开种种眼花缭乱的说法,李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边缘人。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从在北京这个皇城里的位置上,或者从整个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架构里,李陀都是一个边缘得不能再边缘的人物。然而,他非常荣幸、也可以说非常不幸地处在了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的城市里,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的生活圈子里。想想看吧,假如大观园里的贾宝玉,突然被揭发说,他的母亲不是王夫人,甚至连赵姨娘都不是,而是刘姥姥村里哪个村妇的儿子,整个故事会变成什么模样?但李陀的悲剧,或者说,李陀的喜剧,恰好在于,他是真正的假宝玉。

少数民族的血缘,不仅给了李陀聪明才智,而且还给了他一副相貌堂堂的皮囊。不说让女人们人见人爱,至少不太会受到女人的冷落。李陀能让才貌双全的电影才女导演断然下嫁。他也能让主人家的公主,对他好感永存。那位回忆录作者在书中说起李陀时的声调,真是甜得不能再甜。一声小哥哥,叫得就像大观园里的哪个小女孩在呼唤着贾宝玉那样的情哥哥。由此也可以想见,作为谜语的李陀,有着如何天然的以假乱真资本。

李陀的以假乱真,不仅让女人对他着迷,也让男性朋友觉得他非常哥们。李陀待人热情起来,有着不顾一切的豪情满怀,从不让人怀疑他具有两胁插刀的侠气。记得那次在新时期十年会上,他力劝我上北京的那番诚恳,那番义气,把我感动得认定李陀是个好朋友。哪怕他转眼就在会上批评我如何如何,我也一点不计较。可能也是基于这样的义气,李陀推荐起文学新人和小说新作来,同样的不遗余力。

按说,李陀假如沉得下心来的话,认真思考,勤奋写作,不会做不成文学上的大业来的。远比他穷苦的莫言,都能闯入北京城里做出一番成就,更何况好歹还是在北京、并且是在北京的上流社会里长大的李陀。但李陀没有选择脚踏实地,而是一心一意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公子哥儿,不顾自己作为一个边缘人的种种尴尬,吃力不讨好地但又不屈不挠地向话语中心挺进,扮演执掌话语权力的角色。

从整个所谓的新时期文学、或者说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一开始,李陀就迫不及待地进入了他的边缘人的中心角色和中心话语的边缘人角色。而且,他还同时站在两个边缘上,既站在文学的边缘,又站在电影的边缘。他一面跟着呼吁现代派写作,并且还真的写了两篇习作《七奶奶》和《自由落体》;一面煞有介事地谈论什么长镜头理论,借着夫人张暖昕的光,在电影界呼了一下风,唤了一阵雨。弄得电影界的人不知道他是文学界的何方神圣,文学界的人又被他的电影理论所迷惑,搞不明白《七奶奶》和《自由落体》中的镜头到底有多长。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李陀由此完成了从当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工人写作组的成员到一个文学界甚至电影界的先锋人物的成功转换。上海的周介人由于被巴金及其《收获》家族纠缠着,怎么也摆脱不了巴金批斗小组组长的旧案。北京的李陀却十分幸运地用一个长镜头加上两个短篇小说,便轻而易举地脱胎换骨,焕然一新。

但李陀的抱负显然不满足于在文坛和电影界仅仅做如此一个托马斯全旋,他的才智也不允许他停留在这样一种文学体操的水平上。他需要更新的突破,而且历史也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契机。1984年的年底,他在杭州会议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活动家角色,把指导性的领袖角色和游说性的说客角色,同时演得活灵活现。假如他那年向当时《上海文学》的主编李子云女士推荐阿城的《棋王》时,还多少有一种李陀式的男性魅力在暗中悄然助阵,那么在杭州会议期间,他的成功完全建立在了众志成城和众望所归之上了。李陀在文坛上的真正地位,就是在那个会上奠定的。而李陀的文坛领袖幻觉,也是从那个会上开始真假不分的。

那次会议以后的李陀,可谓一帆风顺,顺到了不需要写作任何作品,便可在文坛上教导这个,开导那个的地步。而事实上他也确实推荐了无数个作家,无数篇作品。假如把他所推荐过的作家和作品列成一张名单和一篇目录,那么人们会十分惊讶地发现,这差不多就是整个80年代的新潮小说和新潮作家了。

然而,即便具有如此辉煌的推荐成就,无论是被他所推荐的作家,还是没有被他推荐过的作家,却没有一个在内心里把他当回事情,虽然有一些依然保留着对他的尊重,但大都已经公开地或者悄悄地弃他而去。他满心以为凭借推荐换来的尊重,可以使他的光芒变成永不消逝的电波。殊不知,几乎全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不要说桀骜不驯的马原,就是一度言必称李陀的余华,都忍不住原形毕露。那些文学小子,不是过河拆桥,就是上岸弃船,从而一次又一次地让李陀尝尽了从中心被不断抛回边缘的滋味。

我承认这当中有许多世态炎凉的成份,但我又不得不指出,李陀所扮演的那种角色本身,让人难以肃然起敬。就好比走进剧场的观众,被一个殷勤的领票员领到自己的座位上之后,眼睛必然看着舞台,不会继续停留在领票员身上。所谓的指路人通常都是些被人遗忘的角色。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木心一针见血地描绘上海人的指路方式,通常简单到了动一动嘴唇、微微转动一下脑袋的地步。可是李陀却不仅把人领到人家的家门口,还要指望跟着人家一起走进去作客。那与其说是别人不懂得礼貌,不如说是李陀自己不识相。

写到这里,我不由非常地同情李陀。作为主人家的仆人之子,李陀太需要他人的尊重,太在乎他人的尊重了。可我又非常痛恨李陀,既然如此,为何不把他人的尊重建立在自己的事业之上,偏偏要通过玩票的方式来得到呢?按说,做个领票员,把观众、尤其是有资格却没有票的观众领进戏院里,那也算是积了功德。何苦接下去玩票呢?玩票那样的公子哥儿习气,岂是你李陀的本性?

可是,李陀的毛病就出在这种迷失本性上,或者说出在他的忘本上。刘再复能在文学上能够修练有成,在于他从来不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李陀从来不回过头去看看,自己九岁以前走过的那些路途;从来不回过头去想想,自己在风雪交加饿寒交迫的日子里,何曾能够梦想,有朝一日会有才貌双全的女子相伴,会有如日中天的名声相随。他忘了自己从哪里来,自然也就不会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更为可悲的是,他在80年代没能理清的混乱,到了90年代变得乱得不能再乱。

90年代的李陀,彻底迷失了方向,彻底迷失了自己。在80年代已经够混乱的那个逻辑角色,到了90年代变成了更为混乱的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的中国人。李陀因此根本弄不清自己到底是站在美国发言还是在为中国奔走呼号,根本弄不清楚自己是美国学院里的学生还是中国高校里的学者。身份完全模糊,角色彻底紊乱。

记得我在那年科罗拉多大学的讨论会上见到李陀时,跟在北京见到他的时候,简直判如两人。在北京的时候,彼此见了面尚能谈论文学,我和他还非常认真地作过一次对话,讨论语言问题。我给他说了自己正在写作的《论毛泽东现象》,说了对毛语文化的感受。他当时好像也很赞同我的看法,并且有一阵子经常把毛语挂在嘴上。虽然他从来没有认真分析过毛语。但这都无所谓。有关毛语的批判,谁说都一样。然而,在科罗拉多重新见面时,李陀一脸苦大仇深地痛骂美帝国主义,甚至连美国的公路都招他惹他似的,被他一顿痛骂。骂完之后,李陀转身就让与会的朋友们聆听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个在美国大学里获得了终身教授的前工农兵学员,煞有介事地介绍她从美国大学的教科书和美国大学的课堂里看来和听来的那些左得出奇的胡思乱想。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学校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我当时很随意地趴在床上,皱着眉头沉着脸,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李陀非常注意地察看着我和其他听众的反应,希望能够得到认同,或者说,被他的第二任妻子所启迪。我看他那样的留意,那样的惴惴不安,都不忍心把我的感受当场说出来。因为我当时觉得很像置身于哪部老式电影所描写的什么煤矿工人俱乐部的简易课堂里,在听着不知从哪里来的秘密教员开导大家说,工人两字加起来,就是一个天。工人出头变成一个土,土字中间加横,就成一个主。不是我故意搞笑,那些理论说白了,并不比这种从字形和词根上寻求开掘和突破的启蒙更加深奥。

但李陀非常当真,而且崇拜得五体投地。刚才还在开骂人家的公路,转眼就对人家的这些劳什子诚惶诚恐。其实说白了,李陀并不是崇拜那些莫名其妙的理论,而就是崇拜美国的学院。他为自己找了个美国学院里的终身教授做老婆,骄傲得什么似的,连说话的口气都充满了学术腔,一如当年在北京时说话的口气像个高干子弟。

内心深处的崇拜是一回事,嘴巴上的开骂,又是一回事。李陀真的非常的阿Q。一面跟村民们学说城里如何如何,一面又把城里人骂得一钱不值。城里人的阔气,让他嫉妒;而村里人的懵懂,又让他得意。我记得当时在场有好几个学人被讲得精神状态非常的委靡,让李陀着实得意了一番。

李陀对美帝国主义的痛恨,与阿Q对赵太爷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他一面骂着美国,一面又向往着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不仅手里捏着美国绿卡,身边还躺着黄皮肤的美国教授。他什么都骂,又什么都要。想想看吧,要是阿Q也能这么个混法,鲁迅下笔时也不得不考虑触犯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或者说在中国的美国人的后果吧?

假如美国教授乔姆斯基的神经病、可以通过北大荒的锻练或者前苏联古拉格群岛上的劳改来医治的话,那么李陀的这种阿Q症结,却不是任何精神分析医生能够解决的。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问题。西方的左派,通常可以被历史事件所教育。无论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或者1989年,还是美国的9·11,都使许多西方左派产生不同程度的省悟。因为他们一般都是真诚地相信自己所讲说的学说和所著述的理论。但中国的新左派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相信自己所说的言论和自己所写的文章。阿Q们经过一次次历史事件的洗礼,已经狡猾到了一面吃着赵太爷的饭,睡着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一面骂着赵太爷的霸权主义,批判秀才娘子宁式床的荒淫无耻。比起阿Q的欺负小尼姑,李陀在小尼姑的脸上不知捏了多少下,但他照样要对小尼姑表示嗤之以鼻。你说怎么办?

从阿Q到李陀的历史演变上,人们丈量出的,与其说是国民性的变化,不如说是文化的进一步沦落,人性的进一步扭曲。就北京这个城市而言,比起李陀的逻辑谜语和内心迷失,那五之类的破落子弟实在算不了什么。那五不过有个我家先前阔多了的虚荣,李陀却没有先前之阔也照样虚荣。因为李陀是在一面阔起来的时候一面破落下去的,或者说,在一天天好起来的同时,一天天烂下去。从李陀的这一个案上,可以发现许许多多中国历史文化的秘密。我在此写下的这些文字,不过抛砖引玉罢了。我希望后人对此个案能有更深入的研究,取得更大的突破。就此而言,李陀确实是有贡献的。他不仅给80年代的中国新潮文学推荐了许多年青力壮的文坛后生,而且他本身作为一个当代文化阿Q,一个具有难解难分的中心话语情结的边缘人,一个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主人还是仆人、到底是身在美国心在汉的美国永久居民还是娶了美国教授的中国男人的逻辑谜语,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来说,也已经相当的意味深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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