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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儒的帝师情结和汉儒的弄虚作假(4/4)

汉儒手中的史籍是如此的可怜,司马迁著史的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先不说汉儒的偏见,即便是史料的坚实性和可靠性,都相当脆弱。再加上司马迁的喜欢夸张和渲染,《史记》的文学虚构成份,比演义当然要少,但比被秦火烧掉的史籍,无疑会多。尤其是关涉到商周之交的历史叙事,司马迁完全持一面倒的叙事立场(参见本著的第一章《历史的混沌是如何被开窍的》),了无荷马在《伊里亚特》中的公正,更遑论悲悯。

司马迁最大的局限,在于其思考能力和历史视野基本上受制于今文经学。因此,面对老子,司马迁与辕固生一样的无知。将老子与韩非子并传,降低了老子,又抬举了韩非子,并且导致后世士林将老子普遍误读成了韩非子。更可笑的是,为了突出孔丘的至高无上,司马迁将孔丘抬进世家,将老子贬入列传。后面外加仲尼弟子列传,将孔丘的那些门生,与老子相提并论。倘若司马迁对老子无知到一无所知的程度,倒也可以理解。问题是,在《孔子世家》里,司马迁明明写过孔丘如何适周,拜访老子;老子又如何咛嘱孔丘,云云;怎么就在世家、列传的布局上偏偏忘得一干二净了呢?无知尚可原谅,但不诚实却另当别论。

可能正是囿于今文经学的偏狭,司马迁竟然在先秦诸子当中,一面突出孔丘,甚至孔门弟子,一面若无其事地省略了许多不该省略的思想文化宗师;诸如庄子,杨子,公孙龙,墨子。还有文学大家屈原,宋玉,都是不该省略的。再联系到司马迁于商周之交的文化名人,只说孔丘认可的伯夷叔齐二位,不述诸如箕子那样的孔丘没有提及的智者贤达。至于历史上的其他重要人物,司马迁也省略不少,就连孟轲都感佩的尹伊、柳下惠都只字不提。

按理说,司马迁不会没有读到孟轲的这句话,“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膝文公下》),却在《史记》中将杨、墨付阙。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史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识见,但前提是,必须尊重历史。史书的诚信度在于史家之于历史的尊重不尊重,一如史诗的审美力量在于诗人一视同仁的悲悯。荷马具有悲悯心胸,所以荷马史诗获得了崇高的审美。然而,司马迁著史,其诚信却大打折扣。司马迁为李陵鸣冤,耿直有如辕固生;但司马迁著史时的偏见之深,也跟辕固生有一比。司马迁直言获罪,遭受宫刑,是汉武帝刘彻太过蛮横。但司马迁不能因为自己遭受了宫刑,就阉割自己笔下的历史,跟随着其他汉儒一起,朝历史上的失败者吐痰,同时故意冷落与孔丘格格不入的先秦诸子。司马迁宁可把油腔滑调的苏秦、张仪放进列传,也不愿向杨朱、墨翟致以应有的敬意。《史记》因此而失之偏狭,从而打下深深的汉儒印记:扬孔抑老、力挺孔儒而刻意排斥其他诸子。

这样的史观史识,无疑给《史记》带来巨大的缺憾。虽然《史记》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班固的《汉书》一起,三人成虎(还不算孔安国的造假),成功地将儒家推为士林之尊,演变成中国专制历史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也会随着儒家思想资源的枯萎而贬值,经受不起时间日深月久的磨砺。

从个人的人品上说,司马迁确实与辕固生极其相近;既没有董仲舒的夸张,也没有班固的油滑。也是因为其耿直的品性,会替李陵仗义执言。这既冒犯当朝皇帝,又触犯儒家的武死战信条。当然,同时坚守了儒家的文死谏立场。司马迁的遭刑,根源在于大一统的专制帝国远比诸侯相峙的时代更为严酷。战国时代的孟轲,说得君王大惊失色都没事,但司马迁不过替他人叫屈,便遭灾惹祸。汉武帝刘彻比其祖母窦太后更无宽容的心胸,比起其父景帝的睿智大度,则不无暴秦之相。然而,受到伤害的司马迁,却无意间加剧了本来就颇为偏狭的伤残心理。正如受到迫害的基督徒,会反过来疯狂摧毁古希腊文化一样,司马迁愤愤不平的著史,将原初的本真的华夏文化,置于死地。读过《史记》的人们,都会不知不觉地留下一个只有孔儒才代表中国文化的错觉,从而误以为中国文化自孔儒始,没有孔儒就没有中国文化,一如后来有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嬴政李斯的焚书坑儒,固然是残暴的;但包括司马迁在内的汉儒齐心协力地将中国文化关进孔儒的笼子,也同样是专横的。要不是天竺的佛学东渐,要不是佛学受到不少帝王尤其是唐王朝的推崇,要不是从东来的佛学中催生出禅宗一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士林,今文经学派的汉儒之于孔儒至尊地位的努力,还会更加成功;当然,造成的历史后果,可能会比基督教的中世纪黑暗还要严重。

比较有趣的是,正如汉代分为西汉、东汉,汉儒也相应地分为西汉的今文经学派,东汉的古文经学派。相比之下,西汉的汉儒,影响更大一些,无论董仲舒的义理阐说,还是司马迁和班固的著史,甚至孔安国所献的《尚书》,后来都成了说一不二的经典。然而,要说到学术上的精彩,政治上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义无反顾,或者处世上的清淡和超脱,东汉儒生远胜西汉诸儒。皇帝是西汉的皇帝精彩,但儒生却是东汉的儒生有声有色;从政者有从政的英气勃勃,做学问者有做学问者的超然物外。诸如窦武、陈淑、陈蕃三君,李膺、杜密等八俊,还有郭宗林、范滂等八顾,以及八及、八厨等等众多的士林俊杰。在学问上另树一帜的,则有刘向刘歆父子和郑玄那样的经学大师。

陈蕃、李膺等东汉党人乃中国历史上的士林骄傲。倘若说秦汉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那么东汉党人便是难能可贵的一例。他们当中虽然不乏儒生,但并不像西汉诸儒那样热衷于扮演帝师,而是以各自的独立特行,作为互相敬重的前提。即便当朝重臣陈蕃,也不以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里津津乐道的向皇帝献策为能事,而是以一再犯颜直谏、忤逆朝廷为荣耀。士林领袖的个性独具和独立不羁,致使士子、太学生、乃至朝廷命官和地方大臣,全都竞相效仿,一时蔚为风尚。

东汉儒生的鲜有帝师情结,不啻仅限党锢诸子,即便是大学问家,也宁可两袖清风地独来独往,而不愿领受皇恩享高官厚䘵。比如经学大师郑玄,出身世家,天赋不凡,有神童之称,少时便心高气傲。《后汉书》记载如斯:

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尝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后汉书•郑玄传》

郑玄遍注群经,其学问独步天下,尤其训诂学成就,囊括后世训诂学所涉各个方面和全部内容,其中包括释词、释句旨、说语源、说通假、注音读、说修辞、说制度、解名物、释方言、校勘文字、分析语法等等。

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后汉书•郑玄传》

其学问、其人品,不仅朝野敬之,就连黄巾草莽,都对他深怀敬意。因与党人杜密为友,曾遭牵连。但禁锢解除之后,朝廷一再封官,郑玄一再或推却,或远避。即便是袁绍的举荐,也不领情。如此的傲然不折,不仅缘自耿直天性,尚有家传如斯:先祖郑崇为人刚直不阿,颇受朝廷信任和重用,却不愿与宦官、幸臣同流合污,最终遭佞臣诬陷,惨死狱中。在此顺便感叹一下,倘若孔丘的先祖也如郑崇这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孔丘或许也会有点郑玄的傲骨。

东汉另一位大学问家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开山。比起董仲舒的今文经学在义理上的帝师指向,刘歆的古文经学重在训诂,经由名物制度的研究,还原经书史籍记载的真实所指。倘若说,西汉名儒有夸张癖好,有弄虚作假之习,那么刘歆的古文经学,恰好在于脚踏实地的钻研。

刘歆率先发现一批晚出的先秦经书,诸如《周礼》、《左传》、《毛诗》等等,使之免于佚失而传流至今,成为经学的重要文献。他对《易》的研究不拘陈见,认为《易》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者完成,“《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刘歆由此将《易经》推举为六艺之首。此外,刘歆又以左丘明的《左传》解释孔丘的《春秋》,打破今文经学以《公羊传》之于《春秋》阐释的垄断。刘歆此举遭到后世今文经学者康有为的嫉恨,诬指东汉以来的经学,出自刘歆的伪造,并且是新莽一朝之学,并非孔子嫡传之经,云云。但刘歆的成就,却不啻得到古文经学派的推崇,就连与康有为并称的梁启超,都把刘歆看作孔儒的继承人。章太炎更是赞誉如斯:“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

章太炎的赞誉,可谓意味深长。从孔子到刘歆的说法,不仅跳跃掉了董仲舒,而且省略掉了从孔门弟子到孟轲的所有先秦诸儒。章太炎没有说出的潜台词可能在于:义理大都是夸张而虚幻的,惟有训诂式的钻研,是脚踏实地的,因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事实上,不要说董仲舒的义理阐说,即便是孔孟二位的言说,也是说过时就过时的。但字、词、句的解释,典章制度的考据和求证,却永远不会泛黄。章太炎之于刘歆的赞誉,并非门户之见,而是一种没有表达清楚的洞见。这种洞见与其说是学问高深所致,不如说是源自生命本然的底蕴。又正是这样的底蕴,使章太炎一旦投身革命,置身中国晚近历史的激流,其倾向、其贡献、其品性,全都与康有为迥然有别。倘若说可以从康有为身上看到西汉儒家的帝师情结和弄虚作假(比如伪造衣带诏),那么从章太炎身上展现的,却是东汉儒子,尤其是汉末党锢精英的凛然正气,铮铮侠骨。至此,突然想到,孔丘在《论语•子路第十三》有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恰好就是汉末党锢诸子的写照,也是章太炎置身革命党的形象,以各自不同的个性,走到一起。同而不和,则有如西汉今文经学诸儒,也很像康有为的政治生涯。都是同样的哄抬孔儒,同样的帝师向往,在西汉诸儒,却被诉诸不同的夸张和虚假。至于康有为的同而不和,集中体现于让他人牺牲,让自己逃之夭夭,还顺便伪造衣带诏,最后连梁启超都无法忍受。

纵观两代汉儒之异同,纵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差别,可以断言如斯:并非是儒全都不精彩,而是儒在帝师情结上,还是儒在自身的风骨上。有风骨之人,无论是儒非儒都精彩。怀帝师情结之儒,心气再高,口气再大,终究难免落入卖与帝王家的俗气俗套。

同样道理,也并非义理阐说,全都会流于夸夸其谈。关键在于以什么原则作为义理阐说的标高。为帝王出谋划策的义理标高,再恳切,再凛然,都难免帝师天然具备的喜剧性。不要说孟轲的无人理会是喜剧,韩非的同行遭嫉从而被害也是喜剧;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更是喜剧;至于班固的“天人三策”,则是喜剧中的喜剧。相反,独立特行之人,哪怕不擅义理,照样精彩。就义理而言,郑玄并不比董仲舒更高明。但郑玄就是比董仲舒精彩,不啻学问精彩,即便处世为人也同样精彩。汉末党锢诸子,无论在义理上还是在学问上,都没有如何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最精彩的义理,也是最精彩的学识。后世的《世说新语》编撰者们,为什么会极其生动地录下陈蕃、李膺诸子的言行?为什么会在经学家当中选择郑玄的趣闻轶事?因为他们看出了生命本身的义理,看出了存在本身所意味着的学识。《世说新语》给中国的历史著述,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和途径,不是基于尊孔崇儒之类的义理立场,而是立足于生命本身的底蕴。文字可以造假,但生命,是无法作伪的。比如有关郑玄的这段记载: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展。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世说新语•文学》

整个叙说,了无偏见,更无造假。倘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都按照这样的笔法写成,后人心目中的中国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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