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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儒的帝师情结和汉儒的弄虚作假(3/4)

读《论语》,会感叹孔丘的世故之深;读《孟子》,会佩服孟轲的大言不惭;但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却实在难以忍受其心灵的枯涩,头脑的呆板,更不用说文字上的单调。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的尽心竭力,其实不过是把孔孟伦理纲常系统化和教条化,只是努力得相当吃力,有如老牛破车一般。思维迟钝,表述刻板。一再的同义反复,还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原地踏步。行文老态龙钟,读来味同嚼蜡,全无先秦诸子行文之际的神采飞扬;即便是孟轲的大言不惭,也能说得掷地有声。可叹董仲舒居然还是首屈一指的汉儒大家。董氏尚且如此,汉代的今文经学比之先秦诸儒,在思维能力和文字才华上退化到了什么地步,也就可以想见了。

事实上,要说将孔丘言论教条化的努力,先秦孔门儒子早已做过了。这里指的是,见诸《小戴礼记》的《大学》和《中庸》。《大学》提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强调君子行中庸之道,忠恕之道。两者虽然立足于人的自律,但于孔丘《论语》言说的大概意思,倒也八九不离十。董仲舒的贡献不过在于,把老天拉来助阵,把孔丘所说的那些在世俗社会安身立命的伦理原则,升华为天意所属。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其潜意识无非是以天的高度,代偿一下君临天下式的天降大任。怀有帝师情结的人,通常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既然帝王是天子,那么帝师就理当产生天降大任的崇高感,自我感觉与天子比肩而立了。若说这是种自我夸张的幻觉,那么不得不承认,这种幻觉是会传染的。倘若董仲舒是从孟轲那里传染到的,那么董仲舒无意间又将这样的幻觉传染给了二千多年后的康有为。而所谓的今文经学,则好比是这种致幻病菌的载体,或曰传染途径。作为今文经学的后世传人,康有为以《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开路,写出了比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更加牛皮哄哄的儒家乌托邦经典,《大同书》。从历史上说,康梁变法是场悲剧;但从思想和学术上说,与董仲舒同为今文经学代表人物的康有为之著述,却是一幕为天降大任幻觉所苦的喜剧。

同样的喜剧,在汉儒著述中,当推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刻意杜撰的天人三策。第一策提出天人感应论,声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

第二策倡言以儒治国,谨庠序之教,“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第三策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为由,指出“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从而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整个“天人三策”,义理是董仲舒的义理,文采却是班固的文采。可能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说出了班固的心声;班固于是在其《董仲舒传》里投桃报李,虚构了这篇神采飞扬的君臣对话。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天人三策”,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董仲舒的杰作。直至今人质疑,方才发现,系班固假托董仲舒的伪作。事实上,仅以“天人三策”在文字上的神情并茂,在气势上的踌躇满志,就不像是董仲舒的语句和行文,而更像班固的挥洒,甚至有可能出自其胞妹、才女班昭的手笔。

不过,尽管今人证明,“天人三策”出自班固之手,但必须指出,这些想法也确实符合董仲舒的心思。天人感应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阐述过的。谨庠序之教,以儒治国,也不违背董仲舒的主张。法天立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董仲舒向往的帝师理想。班固假托董氏与其说是挟董氏之名以令天下,不如说是投董氏所好、让董氏如愿以偿。董仲舒求助老天爷介入,以构建天人合一的儒家纲常体系,最终想要实现的,无非就是这样的帝师情结。

也正是在这样的帝师情结驱使下,班固得以将这篇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对策,写得那么精彩迭出,又那么煞有介事,犹如真的发乎董仲舒之心声。只不过帝师这种角色,并无高贵可言,扮演得再出色,也不外乎低声下气的侍臣献策而已。一番君臣问答,有如一场主子与侍妾的寻欢。随着一下一下的制曰,传来妾身仲舒一次一次的对曰。莺啼燕呢,千娇百媚;最后,于心花怒放之际,娇滴滴地央求,日后除了让妾身一人伺候,就不要再拈花惹草了;换仲舒策辞表达便是:“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于是乎,“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一场云雨过后,主子转手就将仲舒赏赐给骄勇的兄长分享去了。什么帝师,在主子眼里不过是娇媚的骚货罢了。

平心而论,班固的文才,显然在董仲舒之上。可能是苦于没有机会向天子面陈拳拳之心,只能假借董仲舒,乘着作传之际,偷偷地意淫一把。再说,汉儒弄虚作假,也并非班固一人为之。清初学者阎若璩撰写《古文尚书疏证》一著,专辨东晋梅氏所献《古文尚书》及汉儒孔安国之传,皆为伪造。

《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楚元王传》:’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古文尚书疏证》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一著如此开篇,在书中例举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明《古文尚书》之伪。阎氏此说,得到黄宗羲、钱大昕、胡适等一众学者的赞同。梁启超更是将阎氏称作:“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孔丘十一代孙孔安国在古文《尚书》上做手脚,一如后世的某朝体育运动员在年龄上造假,并不奇怪。孔丘所倡之礼,本来就以虚假见长。这与其说是文化承传,不如说是心理痼疾。奇怪的是,那样的伪造,要到二千年后的清代才发现。不说其它,仅就那三则《泰誓》而言,也应该引起世人的怀疑。姬发的《泰誓》里,竟然掺杂了诸如“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之类的汉赋句式。诸多饱学之士,难道就读不出来?

更让人感慨的是,后世所传的《尚书》,刚好就是以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为底本,并且是由孔丘的三十二代孙,唐人孔颖达注疏,作为其编撰的《五经正义》之一。虽然孔颖达的《尚书正义》不乏靠谱篇什,但毕竟掺杂作伪之作。

阎若璩的揭开孔传《尚书》之伪,足以引发世人质疑汉儒在其它诸多被焚经典、尤其是史籍上的弄虚作假。即便是《论语》,都可能掺假。比如这一段: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第十八》

这段文字所述三件史实,没有一件是孔丘在世时曾经明确提过的。孔丘对商周之交的历史变迁,除了一味的颂赞周公,可以说是讳莫如深。再说,这三件史实都是在声讨商纣的罪孽。孔丘虽然心仪周公周制,但作为殷商遗民,如此直诋先君先祖,有失忠孝之名。以孔丘为人论事的老于世故,不会随便谈论自家祖宗的这些往事。更不用说,胡乱附和他人的刻意编造。

由于今文经学诸儒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经讲经,并且在文字上又诉诸汉代通行的隶书,跟先秦的原本典籍,出入应该不小。仅以《尚书》为例便可见一斑。

流传至今的《尚书》版本,全都源自汉儒之手。除了孔安国的传本,尚有伏生的藏本。史书记载如斯:

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汉书•儒林传》

孔安国所得十六篇,伏生所得二十九篇,而晋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有五十九篇;均为孔安国传本,又包括伏生所献。可谓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而孔颖达在序言中又故意语焉不详,含糊其辞,以便将伪书打磨得金光澄亮:

暨乎七雄已战,五精未聚,儒雅与深阱同埋,经典共积薪俱燎。汉氏大济区字,广求遗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书于齐鲁。其文则欧阳、夏侯二家之所说,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则两汉亦所不行,安国注之,实遭巫蛊,遂寝而不用。历及魏晋,方始稍兴,故马、郑诸儒莫睹其学,所注经传时或异同。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于《帝纪》,其后传授乃可详焉。但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江左学者,咸悉祖焉。——《尚书正义序》

这部真假混杂的《尚书》,竟被孔颖达说成了,“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真正是三人成虎,谎言重复一千遍,俨然成为真理。可叹的是,今人能够读到的,惟有出自汉儒之手的这部《尚书》。该书有多么芜杂,今人读到的历史就有多么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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