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局再次加强对网络和即时通讯工具的信息审查，并宣布今年全面推行微博、贴吧和网站等的登记实名制。一些所谓“不具备登载时政新闻资质违规登载时事新闻”的网站、栏目和微信公众帐号也和“发布虚假信息、违法信息、传播淫秽色情内容”者一样被关闭。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月1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近期被关闭的50家网站、栏目和微信公众帐号的名单，其中包括24家网站、9个网站频道和17个微信公众帐号。发言人表示，关闭这些网站、栏目和微信公众帐号的原因包括假冒党政机关或媒体名义发布虚假信息、违法信息、传播淫秽色情内容或者“不具备登载时政新闻资质违规登载时事新闻”等。此外，国家网信办今年将定期公布违法违规网站“黑名单”，并且将全面推进网络真实身份信息的管理，包括微博、贴吧和网站等均实行实名制。

近期关闭的网站包括中国新闻报网、法制网、中宣网、强军网等，9个网站频道涉及中国重要的门户网站新浪网的“日娱频道”、腾讯网的“性感热图”栏目、凤凰网“播客”、迅雷弹窗资讯栏目等。此外，中纪委巡视组、地方巡视组举报平台、人民日报、港澳日报等17个微信公众号也被取缔。

全面推行实名制登记

将近一个月前，大V@五岳散人发了一条微博：

我现在最大的兴趣，是想看看在原油又降价的时候，咱们政府是不是真能第三次加税。要是真第三次一边降价，一边加税，我就写入党申请书……

这条微博背景是，2014年11月底后的20天内，两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

新一年来了。2015年1月12日，财政部宣布，再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这是从2014年11月29日上调后，在45天里，第三次上调。至此，@五岳散人，这个自以为聪明的淘宝店主，被证明不仅不聪明，且几乎是个SB。这种智商，恐怕绝对写不好申请书。

调侃完这厮之后，学习一下财政部是怎么说的——这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继续采取‌‌“提税与降价同步实施‌‌”的调整方式，兼顾了居民和下游企业等承受能力。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新增收入，将继续统筹用于治理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节约能源、鼓励新能源发展等方面。

这句话颇有内涵，至少包含以下两个信息：

01

关田刚司，日本人，在中国呆了15年了，中国话说得呱呱溜。

有天，有中国朋友去关田刚司居所做客，留下来吃饭。关田问：要不要喝点酒？

中国朋友：不要不要。

关田刚司：不要就算了，那我只好一个人喝了。

然后坐下来吃饭，中国朋友干吃饭菜，关田刚司一杯接一杯的喝酒。吧滋，吧滋……喝着喝着，中国人不干了，说：你别光顾一个人喝呀，我陪你几杯吧。

关田刚司大惑不解：你刚才明明说过不喝的呀。

中国人急了：你看你这小日本，给你根棒槌你就当真。我那不是跟你客气几句吗？再说你劝我两句能死吗？

不是，你都多大的人了，还要让别人劝……关田刚司很委屈：你不说清楚，我又怎么知道你是真的不喝，还是假客气？万一你要是身体不舒服不能喝酒，又或是需要开车回去，也不能喝酒，我非劝你喝，那我岂不违反法律了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南怀瑾

国文和语文，一字之差衰减了母语体认

内地1949年之前，‌‌“语文‌‌”被称作‌‌“国文‌‌”，而台湾一直沿袭了‌‌“国文‌‌”的称谓。

‌‌“国文‌‌”本身暗含着对自己母语的一种自觉的体认。‌‌“国文‌‌”‌‌“国文‌‌”，堂堂一国之文，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之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根，文化之根。它唤起的是我们潜意识深处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使我们从拿起母语课本的第一堂课——即开启童蒙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我‌‌”是中国人。它给我们一个文化上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烙在我们情感和意识的深处，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不会丢失。

但‌‌“语文‌‌”好像只是一个模糊的所指。它可以指原生态的母语作品，也可以指用母语翻译过来的任何一种语言的作品。总之，与‌‌“国文‌‌”相比，它缺乏对母语的一种自觉体认，无法诉诸于我们的情感和心灵。因此，两者无论是在符号学，还是语义学上的内涵都不一样。

传统文化滋养台湾我们却曾弃之如敝屣

蒋经国1986年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说出次年将开放报禁。现任台湾总统马英九（图中）时为现场翻译。

1月13日是台湾前总统蒋经国的忌日，虽然已经去世20多年，但是到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把现任的总统与他对比。

蒋经国如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在台湾推行民主，使得台湾被称为“华人世界最民主的地方”。

在蒋经国去世后接任总统的李登辉就曾经多次指出，如果不是蒋经国打下了基础，接任者就很难落实在台湾推行民主。

众所周知，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而蒋介石在1975年去世之前也就已经有计划地安排蒋经国在其身后接班。

表面上看，蒋经国生前几乎是党政军情一把抓、大权在握的样子，但是从他去世之后。国民党发生的权力斗争来看，其实似乎也并非如此。

“太子爷”的政治手段

蒋经国执政期间，党内的保守势力依旧相当庞大，而且根据后来解密的文件和口述历史来看，当年蒋经国在接班初期也很难大幅度改革、推行民主。

但是蒋经国采取的是逐步、分阶段地和保守势力对抗；以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为例，老兵能够拿着标语走上街头抗争，后面如果没有一定的授意和鼓励，在那个戒严时代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

《泰晤士报》周二（1月13日）刊登报道称：买路进英国，中国人最多。

“2014年，有创纪录人数的中国人投资最少100万英镑获得英国移民签证。”

报道说，过去一年投资移民英国的中国人数比2013年增加一倍，而投资移民英国的俄罗斯人人数也增加了近六成。

报道引述投资移民律师称，这些富裕的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是希望用此途径将在自己国内的财产转移到英国的低风险安全环境中。而且随着中国经济面临放缓和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前景难测，这一移民趋势还在继续看涨。

英国内政部数据显示，2014年共签发831个投资移民签证，其中中国人占357人，而2013年，中国人投资移民英国人数为178。

英国政府已经在2014年11月将投资移民的最低金额上调至200万英镑。

李嘉诚帝国重组

《金融时报》关注香港大亨李嘉诚重组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两家公司。

报道标题是“投资者对李嘉诚重组帝国欢呼叫好”。

报道称，周一投资者对他的这一重组计划纷纷果断竖起大姆指，重组后的两家公司周一的股票都上涨了超过10%。“很多投资者、银行家和分析人士都问：李嘉诚为什么没有早点重组啊！”

香港特首梁振英周二（13日）再次重申，外界应关心，外部势力插手香港本地政治问题，包括占中违法大规模群众事件，希望社会各界可详细看看已公开的材料。

梁振英周一（12日）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也曾经表示，从香港“占中”行动可看到外国势力的“端倪”。

据北京官方控制的香港报章《大公报》报道，梁振英在出席前香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民新书《“占中”是怎样炼成》发布仪式上指出，外国势力包括“外国以国家、政府部门名义做的事，亦涉及外国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做的事。”不过，他并没有点出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的名字。

自2013年9月底，“占中”行动在香港爆发后，梁振英曾多次表示，行动背后有外国势力，并声言会在适当时候提出具体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不过，奇怪的是，《大公报》的有关报道后来又在其网站上消失了。

以公开资料举例

《大公报》的报道称，梁振英在周一演讲中引述被公开曝光的资料举例说，“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收到捐款，并陆续以匿名方式向港大捐钱，当中三张合共130万元的捐款，是前年五月十日于汇丰银行观塘分行购买的本票，包括用于民研计划电子公投系统的80万元。

占中雨伞运动历经79天，曲终人散。进入“秋后算账”阶段。上期本栏谈到中国反对运动（反右、文革、八九学潮）的三次经历，都被镇压而失败。今天，我们在回顾刚过去的2014年时，可以更广阔的视野省视当代比较近似的中港台学运的三种模式及其教训。1989年北京学运历时50天，占领天安门广场33天；台北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24天；香港占中运动，历时79天。它们都有占领区的共同特征，都有各自的民主诉求，也都遵循和平非暴力原则，但是在运动的结构和结局上却有明显的区别，可谓三种不同的抗争模式。

北京学运和太阳花学运的主体组成都是学生。虽然北京学潮带动了社会层面的参与，形成一个自由化的非体制的骚动，也有社经所的暗中支持，但以广场为核心的部分，还是学生为主导。而最大的实质是学运直接面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它的失败，不仅有中共元老和保守派利用国家机器的全面打压、威胁直到使用国防军血腥屠杀，还有体制内改革派、知识界的不够成熟，未能发挥对学运更大的影响力。

最终，是正义战胜邪恶，还是邪恶战胜正义？

我想在文章的头尾各提出一个问题和回答作为文章的引子和结论。

问题一是，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如果你是一个拥护中共专制政权并反美的人，你写文章发表演说大力为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叫好，抨击美国政府，对民主制度的不完美痛心疾首，你会不会因此莫明其妙地接到骚扰电话，受到威胁？我想是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批评的对方是民主制度，更具体地说，你的对手是有民主理念的人，他们会公开驳斥你的观点，但尊重你自由言论的权利，他们当然不会做出格的事走出道德地线。

可是如果你是个反对中共专制政权的人，并写文章发表演说大力抨击中共这个政权的邪恶行为，那你的对手如何对待你呢？我曾以为持反对观点的人也会一样在报上发表文章予以反驳，因为毕竟海外大多数中文报纸都在中共的控制下，发表个拥共文章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我个人的经历是，我正常推断的事从来没发生过，却发生了我根本想不到的事——骚扰电话。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自从中共1949年的革命以来，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剧烈的波动，有一样东西一直恒定不变：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外界鲜少明白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在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期间，有3000多万人在毛泽东制造的饥荒中饿死。西方几乎毫不知情。

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期间，数百万人被折磨、内部流放、蒙冤入狱及其他形式的虐待，Paul Hollander在他宝贵的著作《政治朝圣者》（Political Pilgrims）中称这是一个“破坏性、血腥的狂暴”时期。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多数到中国的访客并不明白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例如，专栏作家James Reston（访问中国时）被展示了一些离别城市里的家，到农村做奴役的人，我们现在知道那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黑暗的一场强制劳动实验。Reston以为那些年轻人是自己想“逃离城市，出到乡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