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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自从中共1949年的革命以来，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剧烈的波动，有一样东西一直恒定不变：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外界鲜少明白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在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期间，有3000多万人在毛泽东制造的饥荒中饿死。西方几乎毫不知情。
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期间，数百万人被折磨、内部流放、蒙冤入狱及其他形式的虐待，Paul Hollander在他宝贵的著作《政治朝圣者》（Political Pilgrims）中称这是一个“破坏性、血腥的狂暴”时期。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多数到中国的访客并不明白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例如，专栏作家James Reston（访问中国时）被展示了一些离别城市里的家，到农村做奴役的人，我们现在知道那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黑暗的一场强制劳动实验。Reston以为那些年轻人是自己想“逃离城市，出到乡村生活”。
今天，我们认为我们又一次明白了中国领导层正在做什么：反腐败、收紧政治控制，目的是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加强法治，同时支持国防，让中国能够合法地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
我们会不会又错了？例如，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败讨伐会不会是共产党内部一场斯大林式的清洗，旨在清除反对派系、加强自己的势力？
中国对外界的开放程度比Reston时期要好得多，中国人自己能更自由地观察和评论他们的生活，因此，或许不再有可能出现重大的误判。但是，中共的操作仍然如此不透明，媒体受到控制，作为观察家来说，我们的记录如此多缺点，因此，还是应该谨慎。
自由之家一份新的报告严谨地研究了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而不是我们认为或希望中国会发生什么。因此，这份“中国政治局的状态”这份报告显得尤其有价值。
周二发布的这份报告，执笔人是Sarah Cook。她去年突破性地研究了中国如何审查和控制海外的媒体报道。上周传出中国拘捕了自由亚洲电台位于华盛顿一名记者的三位兄弟，这令人震惊地想到Cook的那些研究。
Cook的这份最新报告是基于官方文件，以及对人权团体和其他的采访和报道，得出了三条基本结论：首先，自从习近平两年前掌权以来，压制显著上升；第二，这种镇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启毛主义的方法：恐吓、思想灌输和思想控制；第三，但是，这种镇压恐怕没有奏效。报告总结说，“尽管加强了打压，但是对中共政权的恐惧似乎正在减少”。
加强压制是全面性的：学者、企业家、律师、基层活动人士和其他人都发现他们的活动范围在减少，更少自由来表达非“正统”的观点。
报告指出：几年前，对内的安全预算超过了用于对外防御，这一趋势进入2013年之后在加速，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中国政府十多年来首次停止报告内部安全的总费用。
除了采用传统的方法——包括监禁和酷刑，这个政权还采用了公开认罪、灌输和加强同行压力这类文革后不大采用的方式。自由之家指出：在一些村庄，“和平管理员”追踪每家每户，被怀疑有“固执观点”的人必须每周上交“思想报告”，参加“法治教育班”，“这通常是一种政治灌输或强制转化的委婉说法”。记者们面临“新的思想意识考试……”，该考试是基于一个至少18个小时的培训课程，700页的手册，讲述“马克思主义新闻价值观”这类话题。
该报告指出，这种压制带来了沉重代价：“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受伤，家庭被弄破碎，有人失去生命。”
但是，该报告质疑当局这样打压的有效性。讽刺的是，审查——包括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的审查，令许多年轻人并不知道中共残酷的历史，因此也不那么害怕这个政权。此外，随着对社会化媒体的压制，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当局的审查制度，他们更可能去质疑这个党的合法性，反过来当局需要增加更多的审查。该报告认为：“每一个压制行动都会产生出需要更多的压制”。
该报告并没有假装知道这种压制和怨恨的组合可能会把中国带向何方。该报告说“它可能产生出一个更激进的独裁专制，或是暴力的剧变，或是一次成功的深得民心的运动，争取更大的自由。”
（本文译自Fred Hiatt于1月11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评论文章，题为：在中国的镇压中出现的裂缝。）
原文链接：Fred Hiatt: The cracks in China’s crackd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