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权力型社会。

权力这东西，不过是经济分配体制而已。特点是越往上层，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而且上层还期望更多。越往下层，生存资源越是稀薄，在如此稀薄的资源困境下生存，就会逼出人性中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险恶的环境，决定了其基本的道德水准也不高——填饱肚皮比天大，扯别的全都是虚的。这也导致了底层生存必须要拼脑子，你至少知道什么事情必须要认真，什么事情当不得真。徜弄不明白这两点，该认真时你马虎，该马虎时你认真，那就悲剧了。

今天咱们说说，什么事儿你千万不要当真。

02

晚清时，有个能干的官员，叫阎敬铭。

这厮，长得模样超级丑陋。具体说来就是脸部严重失衡，一边高一边低，白天看到他，会吓一大跳。夜半遇到他，会活活吓死人。

老阎出身草根，没背景没靠山，所以他为了生存，主张一个狠字。尤其是当官以后，更是闷头往清官的路子上走，遇到有官员贪赃枉法，他拼了老命不要，也要跟贪官死磕。

大家都消受不了他，可又抓不到老阎的把柄，没法儿对付他。于是众官心生一计，干脆举荐他，把老阎的成绩向朝廷如实报告，希望朝廷升他的官，快点把他从自己身边弄走。

马航MH370乘客家属

马来西亚政府正式宣布失踪的马航MH370“失事”，并且说坠机事件没有幸存者。

马航MH370客机2014年3月8日在飞往北京途中失踪。

官员说水下搜索仍然在进行，但是推断客机上的239人无人生还。

尽管在南印度洋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搜索，但仍然没有找到飞机残骸。

马来西亚政府一度认为马航MH370在南印度洋远离澳大利亚城市珀斯的海域消失。目前仍然不清楚飞机为何偏离航线。

马来西亚民航局局长拉赫曼说，宣布马航MH370失事的结论有助于遇难者家属翻过这一页，而且从航空公司得到赔偿。

真相不清

但是马航MH370客机上乘客飞利浦•伍德的伴侣莎拉•巴克对马来西亚的宣布表示愤怒，她说马来西亚在撒谎。

“飞机坠毁是可能的。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这点，直到证据出现前，我们不能相信他们。”

在北京，中国总理李克强促请马来西亚继续尽力搜寻MH370 。

一些遇难者家属指责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对马航MH370最初偏离航线做出的反应混乱而且不符合标准，后来他们又试图掩盖。

不过马来西亚和马航强烈否认上述指责。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这是一本关于沉默的书。

这显然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习惯于关注言说，因为言说总是在推推搡搡试图挤进我们的视线，但在言说和言说的缝隙之间还有沉默。沉默正如言说，也有不同的光泽、质材、结构、密度，也千折百转，也惊心动魄。当恋人相拥坐在河边的晚风中，它几乎是优美的，但在另一些时候，它可以象一把刀子，切割人性暴露其中的血腥。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刺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作为地方政府的北京市推出了“北京精神”。当时，四个词八个字的“北京精神”在公益广告大屏幕上宣示，颇受在京外国人欢迎。一些有点汉语基础的外国人与我随机交谈时，对“包容”一字很感兴趣；对于“厚德”难以理解，我则大体解释为它来源于中国古语，其目的是“载物”，而“载物”本身几与“包容”同义，云云。

大约一年后，北京的中央权力层面推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有十二个词二十四个字，是“北京精神”的三倍。尽管十二个词中没有“包容”，但居于第六位的“平等”也可以视为“包容”的等价物。还有，习近平在“核心价值”以中办文件《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传达之前二十多天，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海南）发表主旨演讲，亦称中国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新华网发表于二○一三年四月七日的专电题目中亦有“习近平谈开放包容”之句。

操纵：封校与上街之细节

新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台湾一家民调公司公布一份台湾民众对两岸三党的好感的民调显示，执政的国民党仅小胜中国共产党。

这份由指标民调所作的民调，是在今年一月首次将中国共产党纳入同台湾两大政党比较，此次在月底公布结的是其第二次的调查。

该调查显示在两岸的这三个政党中仅民进党好感与反感几乎打平，两岸的执政党都是反感多于好感，且国民党在该份民调的指数仅略胜中共。

这份用“好感指数”作为指标的调查是以50作为基准，50以上指数代表有好感，其指数数字越高代表好感越高，50以下数字越低则代表越反感。

在三岸三党中民进党的好感指数是49.9，国民党好感指数是34.9，中共的好感指数则为30.8。

据指标民调指出，该指数计算方式是50+0.5x（很有好感%－很反感%）+0.25x（有些好感%－有些反感%）计算得出。

这种民众对执政的国民党反感已在九合一选举结果有所反应，在去年底的此一选举中，国民党遭到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挫败。

此份同时针对台湾政界人士好感度调查也显示，国民党执政的代表人物正副总统马英九及吴敦义，在其调查的十二名政治人物的好感度中分居倒数第一及第二，而国民党去年败选后新任命的行政院长毛治国，好感度则居倒数第三。

（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1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纽约时报》有关中国掠夺缅甸资源的报道歪曲事实，“恶意挑拨中国同有关国家睦邻友好关系”。联想到2015达沃斯会议曾讨论过亚洲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互不信任，需要“重建亚洲互信”，觉得有必要以缅甸为例，探讨一下中国想当“亚洲的太阳”（区域领导权）这一愿望为何被邻国坚拒。

中国与邻国关系紧张缘于争夺资源

以缅甸为例，反对中国人掠夺资源的冲突几乎不断。缅甸的玉石、翡翠、鸦片、森林、矿产，都是中国抢掠性开采的目标。

文革中郭沫若（左）与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冯锡刚著《“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以新的视角展示了郭沫若“前十七年”的经历，令读者大开眼界。

虽然郭沫若有很老的革命资历，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参加者。南昌起义失败，他逃到日本，脱离了党组织。但作为在历史、文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左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始终起着“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作用，积极追随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些日子，他比一般的“民主人士”更兴奋，更自豪，当然，也有少不了的些许遗憾。

应当说，郭沫若是真诚拥护共产党的，真诚拜服毛泽东的，他愿意一辈子跟着共产党，跟定毛泽东。但是，怎样才能跟得上，这是一个问题。1951年，毛泽东发起批判《武训传》，就给了1950年还颂扬武训的郭沫若当头棒喝。郭沫若应当是真心实意地做了两次检讨，并且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此前郭沫若知道朱德、周恩来等都是肯定这部影片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跟共产党走，就是跟毛主席走；跟毛主席走，就是毛主席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毛主席要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没有二话，没有二心。实际上，文革中“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的誓词，郭沫若早在实践了。

1912年底，学者章太炎丧偶，一向率性的他谈及自己续偶条件：“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之后更在北京《顺天时报》登载近代中国第一则征婚广告。提出条件有三：“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二须大家闺秀；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

1922年2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载文《堕坑妓女登报征夫》，内提一位黄氏名雪花的香港妓女，年方廿一，才貌双全，厌弃烟花生涯，生出从良意愿，特刊广告如下：

自维陋质，少堕烟花。柳絮萍轻，长途浪遥。
茫茫恨海，谁是知音？黯黯情天，未逢侠士。孽缘已满，夙债堪偿。
无奈未遇知音，难奏求凤之曲。每念红粉飘零之苦，同抱天涯落拓之悲。
好景无多，名花易谢。雅不欲托报章而择配，登告白以求凰。
翻觉红粉颜羞，难免文人讥讽；奈何东皇力薄。可恨护花无方。
章台作客，大半征逐风尘；惜玉怜香，总之花丛稀见。
叹年华之逝水，付夙恨以何如？
若蒙君子如司马之多情，小妹具文君之慧眼，不弃花丛贱质，请速惠临。
被招者，以二十二至四十三岁为合格，身价（赎身费）二百二十元，条件面订。

1949年末，新中国刚刚成立，名作家老舍毅然离开美国，回到他的故乡、此时已是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气象一新的新中国，一切都令他兴奋、激动，立即开始以自己手中的笔讴歌新政权、新社会，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积极学习、努力改造思想，以适应、紧跟社会变化。

1951年国庆，他写了《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这篇短文庆祝国庆，发表在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第四卷第六期上，描述这一年来自己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他兴奋地写道：“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我也说不全，说不好，过去一年间的新人新事”，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最后，他“下了决心”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