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五周年
5月8日，在四通召开干部会谈家务事的时候，赵紫阳也在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研究学潮的情况并研究对策。有人提出赵在亚银的讲话和4.26社论的定调不一样，他作了解释并表示对此负责。
同一天，学生方面，宣布5.4大游行后复课的周拥军被高自联罢免，北大和北师大的学自联号召继续罢课。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刚放松了一点点的心情，又陡然收紧了起来。天气晴转阴。
5月9日一整天，日本NHK福田茂树先生一行3人，到公司来做电视采访。先和我做了一个小时的访谈，然后对我全天的活动跟踪录影，好像要做一个题为《四通总裁的一天》之类的节目。晚上我去明珠海鲜参加一家美国公司举办的晚宴，NHK也一直跟随拍摄。
当天，四通赞助的《首届国际青年书法展览》在美术馆举开幕，方毅、朱学范、刘延东等出席。
5月10日。四通的一位同仁英年早逝，我们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我出席并致悼词。
当天上午，宋健、陈希同等在胡昭广的陪同下到中关村来视察，听取了我和其他三家公司的工作汇报。当晚，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都作了报导。
我汇报了三个问题：一、我们的发展；二、我们的打算；三、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发展：1988年，四通集团的总收入10.2亿元，纳税4600万元，利润6900万元，创汇800万美元。
我们的打算——完成三个转换：机制的转换、行业的转换、市场的转换。
我们的三点希望：政策不变、政策落实、支持我们通过股份化来理顺四通的财产关系。
当天晚上，我去昆仑饭店出席了《太平洋地区国际会议》的开幕式。
5月11日，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北大的部分学生开始酝酿绝食。天气阴转乌云密布。
5月12日，高盛证券的徐耀萍来访，和我们讨论四通股份化的相关问题。下午，我召集扬州问题会议，商量进军扬州的对策。
5月13日，会见“美中人民交流学会”访华团一行14人，国际会议中心的吴甘美陪同，我向他们介绍了四通的情况，并回答了他们感兴趣的问题。
5月15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已经绝食三天了。首都知识界发起了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天气已经是暴风雨前的雷声滚滚。
当天另外还有两件大事：一、赵紫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二、四通在北京饭店举办五周年庆祝会。
我在会上发表了例行的周年讲话，题目是“企业是社会的稳定因素和中坚力量”。下面这几段话，现在读来，我自己都觉得可圈可点：
“今天，我们面临着社会的－些不安定。十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发展和进步同时带来了一些问题。所有经济急剧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必然产生的一种伴生现象。企业的发育和完善，需要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一个真正的企业，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对于动荡。我们代表稳定；对于倒退，我们代表继续改革；对于保守，我们代表开放；对于贫困，我们代表富强；对于愚昧，我们代表科学；对于说空话和发牢骚，我们代表的是实干和明天的希望。”
“十年来的改革和开放，带来了经济繁荣，培育了四通和电子一条街，也造就了新一代企业家。产权关系明确的、政企分开的、直接面向市场并承担市场风险的真正的企业及对这种企业负责的企业家，是社会的稳定因素和中坚力量。继续鼓励这类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是中国明天的希望。只有当这类企业和企业家成为社会稳定的多数，中国社会才能有稳定的基础。”
“政企分开，不仅是政府与企业的职能分开，而且要把企业的发展与政治气候的变化分开。企业作为社会的细胞或微观结构，应当有自身的免疫功能和对各种气候变化的承受能力。如果社会的动荡和气候的变化会直接波及到企业，政治上一打喷嚏企业就要感冒，那我们永远不会有真正的企业。企业要承担风险，但应当是也只能是承担市场风险。”
与会的嘉宾都深表赞同，唐克、于光远、吴明瑜（也代表童大林）、陈绳武等一贯支持四通的老朋友，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甚至说：“四通的方向，就是时代的方向。”
来参加庆祝会的中关村一条街上的同行，也纷纷表示肯定。记得是金燕静，她特地走到我身边，称赞说：“小万，你这‘六个代表’讲得好！”
因为当天有各界声援学生的大游行，交通被阻断，我们的庆祝会推迟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们邀请的500多位客人，也只到了一半左右。
（12）血要热、头脑要冷
回顾1989年的那场风暴，感觉学潮就像是一辆没有刹车、只有油门的越野车，不停有人去猛踩油门，却没有刹车功能。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车毁人亡。
到海外后，我曾经与胡平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为什么学运总是以失败告终？”
他的回答很哲学：“因为他们不失败不结束。”
对胡平提出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所谓策略，我认为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实际情况是见“坏”有人上，见“好”非但不收，反而变本加厉、更加蜂拥而上。
是后面有“黑手”操纵吗？我不认为有。因为我就是被指控的“黑手”之一，但我真的不是。我相信其他的所谓“黑手”也是徒有虚名。
我非但不是“黑手”，而且比当时许多热血沸腾的朋友都要“冷”。因为我认为学潮早该结束了，第一个刹车点是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第二个刹车点是4.27大游行之后，因为对离谱的4.26社论成功地说了“不”；第三个刹车点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之后，因为中央已经实际上改变了4.26的定性。学生要求对话，举办各种对话了，袁木固然“扯”，但阎明复被大家公认是十分诚恳、非常善意，但对话依然无效。学生要求直播，CCTV直播了，当时的媒体对学潮的报导非常正面，难得的宽松……
而且，我们捧的是泥饭碗，我们的承受能力有限，四月份已经亏损了，五月份，还看不到转机。我已经罗列了我从5月1日以来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在忙家务事：拓展业务、迎来送往，没有一件和学运有关。
最近听到有一位当年一条街上一位同行，说我在1989年的时候“头脑膨胀”，我不敢苟同。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这位老兄比我热血沸腾得多，他当时挂上了标语，带着自己公司的游行队伍上了街，他走在最前头。
就在他上街的时候，我在公司明确宣布三条：不介入、不组织，上班时间不准上街。
5月18日，有39位四通的员工向我上书，批评我置身事外：
“天安门广场的形势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绝食六天来，学生们的生命危在旦夕，中央和政府的冷漠态度已经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集团、各阶层知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党和政府采取积极态度，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民族危急！国家危急！学生危急！”
“作为全国最大的民办企业的四通公司，在这场举世震惊的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悲壮运动中的态度，正在极大的危害公司几年来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昨天，有少数学生对公司送支援物资的人员高喊：万润南来了吗？你们早该来了！”
“这几天，公司许多同人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以各种形式声援绝食学生。许多同人遵照公司决议，不得不含着热泪不披露公司名称，不敢说出“四通”这一人民渴望听到的声音。我们认为，公司不应该再沉默。我们恳请公司领导，立即向中央、向政府、向社会各界发表声明，表明四通声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敦促党中央、国务院及早做出答复。同时，组织员工赴天安门广场游行请愿，声援绝食学生。希望公司领导尽快做出明确答复！“
“没有人民，就没有四通！”
“万总，是您一贯教导我们，要先做人，后经商！”
领衔签名的是一位公司的高层主管，他在给我递信的时候，就举邻家公司的老总为例，说明我已经落伍了。
当天晚上5点，我在公司咖啡厅召开干部会，说明我的立场。下面是讲话的录音记录。
最近形势发展很快，牵动了大家的心。公司39名职工联名上书给我，我理解大家的情绪，讲几点看法：
首先，公司在对待学运这件事情上，我们从一开始态度就不暧昧。四月份，学运一开始，我们就肯定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认为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会有积极的作用。但我也讲了，要有角色分工。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要清楚自己的角色，要保持一种分寸感。怎样做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
香港的报纸说：四通是学生运动的后台。在公安部的内部录像资料里，有我们的人在给学生发钱，并且有解说：“这是四通公司的副经理”。
昨天社会各界支持学生的大游行，虽然我说了“不介入、不组织，上班时间不准上街。”，但还是有四通人自己去了。我看到报纸上的报导，大标题是《敢有歌吟动地哀，5.17首都各界大游行目睹记》，其中有这样一段:“四通公司自发地组织了数百人的队伍，他们说我们都很支持学生，四通的发展是沾改革的光，不是沾腐败的光。我们这几天都没上班。几天的工资算什么？跟良心比，钱是次要的。我们公司有人把一个月的钱都捐给学生了。说真的，国家没了，公司也就没了。”还有一位四通人说：“面对绝食学生这种状态，良心告诉我们，不能再沉默了！”
其次，我们从5月15日开始，就通过北大、清华的学生组织，给广场上的绝食学生送一些药品和水等物资，每天大约要花一万多块钱。
另外，我们公司有两位同仁，周舵和曹思源，他们受阎明复的委托，正在政府和学生之间斡旋。他们参与安排了阎明复同志到天安门广场和学生直接对话。昨天晚上，他们联络了十二名学者代表，九名学生代表（包括绝食学生和“对话团”学生的代表），共同提出了四点建议，提出了让政府和中央下台阶的方案。
今天，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也起草了一个东西，呼吁大家对这次爱国民主运动给予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电台对此进行了报道。
我想告诉大家：四通公司并没有旁观。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事情。有一些国际联络，我们也做了桥梁，例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全体留学生和学者联谊会，“敬请四通公司同人代转北大游行学生、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的几封信，就是我们代转的。
所以，我们不是态度暧昧，不是态度冷漠，不是没有做工作。但是，我要讲，我们做事情要有分寸感，在这一点上，你们要相信我的判断。一定要有角色分工，如果说我们也和学生一样，做同样的事情，那我们不就是学生了吗？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的方位在哪里？我们的利益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做？大家要有清醒的头脑。我们的血要热，但头脑要冷！
这些天，学生提出的要求在“不是动乱”和“实质对话”的基础上又加了第三条，叫做“社会各界全体人民，应保持理智、冷静、克制与秩序”。学生很有水平嘛，我们不能连学生的水准都没有。有人说“国家完了，公司也完了”，说得有道理，但我怕是国家没有完，公司倒先挂了。我们要生存，就必须保持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
有人说：“现在是考虑得分的时候”，我严重地不同意，因为这是政治投机。有人认为四通在一条街上总是最冒尖的，所以在这件事上，也应该最冒尖。我要说，我们不冒这个尖。你们应当有这种认识：企业家是不干这个的。政治活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我们是搞经济的，政治与经济是密切相关，但毕竟是两件事。在这一点上，公司的干部要有共识。统一了认识，我们的事情才能做好。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很微妙的时刻。大家不要以为民主一下子就能到来，中国的政治生活就会有新的局面。学生运动的意义确实非常大，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但新时代的开始要伴随着阵痛和许多牺牲。我作为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要考虑在这样一个动荡阶段，一个将来有希望的“潜结构”，不要受到根本性的摧毁。我们既要维护真理、坚持正义，又要在未来可能出现各种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会非常混乱、十分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
我们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过来人，大家都知道，群众运动是不能控制的。当阎明复与学生代表谈话之后，学生代表热泪盈眶，非常感动，接受了阎明复的条件。但当学生代表回到广场，根本就讲不通。学生代表讲“你们骂我们是叛徒也好，学贼也好，但请让我们把话说完”，可广场上群情激昂，根本不让他们把话说完。
而且，政府答应了学生的两条，事情就完了吗？如果承认了“不是动乱”，那下一个问题就会提出来：“到底是谁说我们搞动乱？”邓小平就要退位，李鹏就要下台，北京的陈希同、李锡铭就要承担责任。还有上海，开除钦本立算怎么一回事？江泽民还呆得住吗？这样会变成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干部的动乱。
反过来，如果学运被镇压了，也是一大批干部下台。人家可以说：是阎明复在前台，赵紫阳在后台，操纵学生运动。说这次运动是台湾特务指挥的，有确凿证据，有录像、有照片、有录音，铁证如山！你们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丧失原则、立场，想利用这次动乱给党和国家施加压力，分裂党和国家，等等。这些事情，如果只看到一步两步，不看到后面几步，我们就是不清醒。我们不能跟着群众的情绪走。要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要准备出现最坏的可能。今后的日子，我们会比别人更难过。说对学生不秋后算账，并没说对我们不秋后算账。如果秋后算起账来，我们也只好“听天命，尽人事”了。
（13）宣布戒严
回顾1989年的那场风暴，有两个关键点，注定了这场运动的失败。一是在赵紫阳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之后，本该是学运和平收场的最佳时机。结果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报以更激烈的绝食抗争，这就把赵紫阳逼到了死角。二是在赵和戈尔巴乔夫谈话中公开了邓小平仍是最高决策者之后，知识分子发表了非常激进的《5.17宣言》，这就把邓小平逼到了死角。
《5.17宣言》是完全针对邓小平的：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这份宣言被认为是对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呼应。由此引发的反邓风暴，是改变邓、赵关系的转捩点。一直到5月13日，邓小平对赵紫阳还是信任的，当天上午，赵紫阳和杨尚昆一起去拜访邓小平，向邓汇报情况并陈述自己的观点。邓并没有什么成见，甚至没有再提4.26社论，只是希望赵紫阳尽快拿出办法，根据邓氏“猫论”，只要能够平息学潮就是好办法。邓对赵最后的叮嘱是：“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一定要果断，要坚持原则。当然，对这次学潮，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来解决。”
也就是说，采用武力解决学运并不是邓的初衷。问题是，赵的开明和善意没有得到理性的回应，反而是进一步的绝食“以死相逼”，这就把赵紫阳逼到了死角；知识分子的讨邓檄文，则把邓小平逼到了死角。记得是阎明复，在和学生对话时几乎是含泪相求：“请你们给改革派一点时间……”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胡耀邦和赵紫阳被认为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1987年的学潮，邓砍掉了自己的左膀；1989年的学潮，邓砍掉了自己的右臂。对邓而言，情何以堪；对改革派阵营而言，元气大伤。这难道就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所要的结果吗？
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尤其是不要把本来应该是盟友的党内改革派逼到死角，这是我们应该从1989年的悲剧中吸取的教训。
今天的共产党内，依然有开明的改革派，明摆着，温家宝就是一个。他认同普世价值，主张政治改革、提案平反六四，却被许多人指着鼻子骂，说他是在“表演”、“做秀”，封他为“影帝”。可以认为，无论是东方、西方，普世的政治人物都是在“做秀”，关键是看他做的什么秀。有人做“唱红、黑打”的文革秀，有人做“普世价值”的民主秀，能一视同仁、等量齐观吗？有可能的话，我也想学阎明复含泪相求：“不要把他们逼到死角，请你们支持改革派，让他们赢一回！”
扯远了，还是回到1989年。当年把改革派逼到死角的结果，便是赵紫阳下台、保守的强硬派得势，终于决定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
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周舵。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心头顿时“拔凉拔凉”的，感觉“大势已去”。
5月19日，我即刻召集了干部会，下面是我讲话的录音记录：
这段时间形势变化很快，把原来每周一次的干部会改为每天一次。
我们出于人道主义，出于对学生的支持和同情，给学生送了药品、水、食物、提供了器材、捐了钱。秋后算账的时候，估计跑不了。今天《人民日报》报道，通过红十字会向学生捐款：全国总工会捐赠十万，四通捐赠五万，农工民主党捐赠一万。我们的历史地位，应该在总工会之下、农工民主党之上。
现在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如果这么发展下去，那就是一场真正的动乱。如果社会不安宁，我们企业的损失最大。
列宁说革命是各民族人民的盛大节日，有人兴高采烈，因为可以不上班、不上学、不守交通规则，不管红绿灯，车可以横着开……我们都经历过文革，群众运动起来以后，很难控制，这就是所谓大民主。最后，便是实行军管，因为你这个单位是烂掉的单位。
我们的态度很明确：
第一、我们认为学生的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不是动乱，我们对学生是支持和同情的；
第二、我们希望学生尽快结束绝食，回到学校，许多问题可以慢慢解决，民主政治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是几个人绝食、上街、游行、喊一通就能建立的。学生已经为推动民主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现在要尽快撤下来，只有这样才符合学运的初衷，也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
第三、我们要坚守岗位，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保持正常的经济秩序。一个社会应该有安定的环境。只有社会环境安定了，继续深化改革也才有基础。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要保持头脑冷静。学生的情绪很激动，一开始得到了社会的支持。现在这样拖下去，社会承受不了。
我们不是消极，也不是暧昧，我们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是出于人道主义，我们的目的是减少损失，我们是在帮助政府和学生达成某种谅解，我们派人去斡旋，是拉架，是熄火，不是火上浇油。
现在这样的结果（指宣布戒严）很正常。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共产党，不是中国了。现在我们做事情更要小心谨慎、审时度势。千万要记住：中国的明天需要我们，我们一定要保存自己的力量。
在电视里看到李鹏宣布戒严时那种小人得志的嘴脸，那副凶巴巴的样子，不由得产生一种生理性的厌恶。反倒是杨尚昆，讲话时态度平和、中规中矩，不那么让人反感。会场上没有看到赵紫阳的身影，我感到一种失落。
（14）毁家纾难
所有跟读我这篇回忆文章的朋友，读到现在，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你既然那么冷静，那么平和，那么“置身事外”，后来又何必流亡海外呢？还有一些人，或者是出于好奇心的三毛小朋友，或者是有任务的五毛大朋友，希望我讲一些当年的幕后秘密……
今天，我就回答你们的疑问，讲一个幕后秘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或者帮助你们完成任务。
当戒严部队大军压境、流血冲突不可避免的千钧一发之际，用现在的网络用语，哥Hold不住，终于出手了。后来我出手做了两件事，这是我老万在1989年真正的辉煌。
而且，我做这两件事，确实有“上面”的授意。当时在四通干部会上宣布我“准备介入”时，也提到“这是‘上面’的意思”。后来戒严部队一直追查这个“上面”是谁，却不得要领。今天我就公开解密了。
这个“上面”，是我的岳父大人李昌。
5月20日，当他用近乎颤抖的声音，要我运用在学生中的影响，说服学生尽快离开广场的时候，我可以想见他的焦灼和不安。李昌原来也是学运出身。当年12.9运动，他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也曾领队游行到天安门，他还担任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全国总队的队长，大概相当于现在广场上的“高自联主席”或者什么“总指挥”吧。我相信，他在广场学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身影。所以，他对学生运动，和其他党官应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当他看到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权，有可能对今天的年轻人开枪，情何以堪。据说，他还找过十位退休的上将、找过紫阳、找过杨尚昆、找过李鹏、找过聂荣臻……
我理解他，不要流血、不能流血，这是我们的共识。但是我一旦介入，我比谁都清楚，这对我、对四通，意味着什么。我当时长叹了一声，心头掠过一阵悲凉：“唉，就算是毁家纾难吧……”。
当时，听说深圳大学的罗征启老师也领衔发表了公开信，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罗老师是我一生敬佩的师长，老师都出手了，学生岂能落后？
我是行事果断、说干就干的人。5月21日上午10点，我在办公室约见了北大、清华的四位同学，他们是清华大学化工系84级的李英华、清华大学材料系84级的耿学洪、北京大学地理系87级的范九利、北京大学物理系87级的研究生王有才。
以下是我和他们这次谈话的录音记录：
对当前的局势，谈几点我们的看法。这是我们几位（我指了一下当时陪同见面的崔铭山和曹务奇）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第一点，是到了“收”的时候了。现在是收的最好时机。应该说，学运当初提出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你们的目的是要唤起民众，反对腐败、深化改革，已经深入人心了。游行、绝食，本身不是目的。到目前为止，你们的活动组织得非常好，就像写一篇文章，开篇、中篇都写得很好，现在要把尾收好，但这往往是最难的。
第二点，目前的局势已经僵持不下去了。许多学生已经十分疲劳。面对强大的戒严部队和专政机器，打持久战非常不利，也不可能。
第三点，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现在已经造成了社会生活的不安定，这又可能成为军队动武的口实。戒严部队进城了，还没有动武，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顾虑民心的向背。如果坚持对峙，出现了混乱，你们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
当然，你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而归。要部署好每一个行动的细节，要把退出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国有宪法，党有党章。要按宪法和党章来争取你们的权利。民主政治的建设，要靠一点一滴的积累。我们争取民主，我们的行为就要符合民主的规范。甘地说过：水晶一般的目的，要用水晶一般的手段来达到。
你们要大张旗鼓地号召市民坚持生产，坚守岗位，不要破坏公共秩序，动员公交职工把汽车开起来，社会生活正常运转起来。那些下令戒严的人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现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会。也许只有一瞬间、也许只有几个小时。你们抓住这个机会，拟定一个可操作的行动方案，然后凯旋归来，那么，这次学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杰作。
第二天，我又约见了75名广场上的学生代表。
再说一下我的那位泰山大人，六四后秋后算账，他差一点被清除出党，与他同命运的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
2010年，老人家以96岁高龄离世。我在海外不能回去奔丧，只能写一副挽联寄托哀思：
磊磊泰山石九十六年看尽东海日出百潮涌起；
沁沁半子心廿又一载望断西楼月圆千帆归来。
组织上（李老生前的工作单位中纪委）问家属：“李老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岳母说：“李老有一个心愿就是让小万回来。”于是中纪委办公厅正式给中办发文，提出此项要求。得到的答复是“有关部门”不同意。
TNND，“有关部门”！
（15）流产的“凯旋在子夜”
5月22日下午5:00至晚上9:30，历时四个半小时，我在国际饭店的彩虹厅召集了在广场上静坐的75所院校的学生代表，说服他们在午夜十二点之前立即撤出广场，并建议把这次行动冠名为“凯旋在子夜”。
为什么是国际饭店？因为那里离天安门广场近，距离广场更近的北京饭店当天借不到那么大的地方。那时候国际饭店刚开张，彩虹厅是一个中餐厅，好像尚未启用，装潢得美轮美奂。
当我看到从广场上找来的学生代表一个个面有菜色、鱼贯走进国际饭店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我了解，许多朋友已经努力过了，都没有成功，我也不会创造奇迹。我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要当局还没有开枪，我就还有再去做一次努力的时间和空间。
我注意到大厅后面出现了一排黑衣人，他们不停地照相，有人夸张地、高高举着袖珍录音机。似乎是想表明他们的存在，警告我要谨言慎行。我知道这是“有关部门”的朋友，便笑着和他们打了一个招呼。
后来我看到了他们写的情况通报，应该说，写得很客观，内容基本属实。
报告是这样写的：“下午四时许，四通集团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在会上，他首先肯定学生们的行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万润南说，‘同学们，如果把你们的行动比作一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杰作。这部杰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经写完了，如果写好下篇，写好结尾，那就更加杰出伟大了。’‘现在，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离回校，这样，你们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
报告里没有提及我批评学生的两段话。
当有人说“学生内部意见不统一，有人要撤，有人要留，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时候，我说：“你们争取民主，自己的行为方式就应该符合民主程序的规范。你们现在是小喇叭服从大喇叭，嗓门小的服从嗓门大的，调门低的服从调门高的，谁嗓门大，谁激进，谁就有领导权。这难道就是民主？”
当听到有人说不撤的主要原因是“怕走了会使市民伤心，这样就是出卖那些拼死为我们拦军车的北京市民”的时候，我愤怒了。我说：“如果你们不撤，流血的首先是北京市民。你们处在台风的风眼，反而相对安全些。市民拼命挡军车，是因为你们在广场坐着，他们是怕军车碾压了你们。如果你们撤了。他们还有必要挡军车吗？你们坚持不撤，难道是想逼着让北京市民为你们流血吗？”
我希望学生一定“要审时度势，考虑现在的处境和状况，听取各阶层的反响及国际反应，考虑到群众的情绪变化。再坐下去，无异于给军队提供镇压的理由。如果发生流血的结果，对这次运动，乃至整个民族、国家，都将是灾难。”
我说，你们可以提出撤离的条件。“有关部门”的报告是这样记录的：“当然，撤退，我们是有条件的，第一，就是军队回去，学生回校；第二，取销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荣退休；第四条，拥护赵紫阳同志。”
我查对了当天对话的录音记录，发现第一、第二条靠谱。第三、第四条却简单化了，不够完整、准确。
关于“李鹏下台”，我首先是批评学生，“国有国法，不能你们要打倒谁，谁就要下台。李鹏是人大任命的，要罢免他，必须根据宪法规定的民主程序。只有人大召开特别会议，多数通过才能让李鹏下台。”
关于“邓小平、杨尚昆光荣退休”，我原话是这样的：“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你们今天能够进大学读书，就是因为文革后邓主张恢复高考。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当然，邓也是这次强硬处理学运的‘总导演’。所以，不要用‘下台’这样伤感情的字眼，党内的事情按党章的规定办，可以建议邓小平、杨尚昆等老同志光荣退休，要承认他们的功劳，处理这次学运，可能是受到了汇报者的蒙蔽。这样说，可能对整个局势更有利。总之，一切提法都要尽量符合宪法和党章。”
关于“拥护赵紫阳”，我的原话是这样的：“现在，赵紫阳被解职的事情，只有海外的报道，国内并没有正式公布。对于赵紫阳提出的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的主张，我们应当继续正面肯定、表示拥护”。
我问到会的一位学生，谁在同学中比较有威望？有人告诉我：王丹。
我说，派人去把王丹找来。当晚10点左右，我从国际饭店彩虹厅赶到北京饭店的咖啡厅，单独会见了王丹。他处在一种极度疲劳的半昏睡状态，仿佛是被人架到我跟前的。对我的讲话，他反应很慢。我告诉他迫在眉睫的流血镇压，他说：“不会的。”我问他：“你认为会是怎样的？”他说：“最多是用棍棒把我们揍一顿，几个人合力把我们一个个抬出去。”
我估计这是有人根据1976年天安门运动的经验给他的误导。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经验既坑爹、也坑了孩子。
5月23日，曹务奇根据我与学生在彩虹厅对话的内容，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征集了二十多所高校的联名签署。“有关部门”当天是这样报告的：
“由北京四通集团公司出面做工作，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二十所高校的一批学生发出一份《倡议书》，要求‘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倡议书》上签名的学生要求新闻单位对此进行公开报道。《倡议书》写道：‘我们郑重倡议：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我们呼吁：迅速召开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全会，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讨论并接受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如果军队回去，撤消戒严，我们相信在运动中一直保持理智、克制、秩序的广大同学会同意撤离。我们的撤离不是退却，而是把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我们认为，我们的合理要求没有理由得不到满足，如果要求不能实现，我们不答应，人民不答应。’”
“有关部门”的报告还提到：“《倡议书》发出后，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梁守德教授等六十名教师，于当天下午发出《紧急呼吁》，赞成在天安门广场二十所大学部分学生提出的倡议……”。
据说袁木看了这份报告后在国务院研究室的会议上说：“……万润南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看倾向性太浓了。”
万润南的真实意图并没有能够实现，“凯旋在子夜”的行动流产了。主张撤退的学生领袖回到广场大多被罢免，广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永远指向最激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