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试着从博弈论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博弈论是一门研究理性行为者在相互影响中如何做决策的科学，而1989年正是一个由多个行为体——体制内部、学生群体、知识分子、国际舆论——共同构成的高度复杂的博弈过程。理解这些角色之间的策略互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冷静地总结经验与教训。
一、体制内部的非对称博弈：强权下的两种“自我对弈”
1989年的权力结构表面上似乎存在三股力量：李鹏所代表的保守派、赵紫阳所代表的改革派，以及居于“最高决策者”地位的邓小平。但若从实质权力结构来看，体制内部实际上只有一位真正的博弈主导者——邓小平。其他人，不过是他不同意志倾向的体现。
李鹏的强硬主张与赵紫阳的宽容劝谕，并非两股平行的力量博弈，而更像是邓小平内在两种判断之间的矛盾投射。毛泽东对邓的评价“绵里藏针”可谓一语中的：一方面，他支持改革、讲效率；另一方面，他深信“稳定压倒一切”，始终保留以武力压制混乱的底色。在毛泽东的另一句评语中，邓小平是“开钢铁公司的”——意指其意志之刚，手段之硬。
博弈论中，若一位参与者同时控制多个“玩家”，这构成不对称博弈中的“操纵式结构”（manipulated structure），其结果是看似多元分歧的判断，最终被统一为一个中心权力的输出。这也解释了为何赵紫阳尽管身为总书记，却毫无实权；为何李鹏可以在关键会议中持续发难——因为在那套权力配置下，他们的影响力并不取决于自身身份，而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面是否正被邓小平所采纳。
赵紫阳真正的失败，不是因为观点站不住脚，而是因为他在结构上无法影响邓的决断路径。他一度试图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但邓小平早已将事态视为“动乱”，并将稳定定义为压倒一切的“零容忍红线”。赵的理性、对话策略，自此便失去了博弈的现实基础。结果是，一位体制内的温和改革者，被孤立、边缘化，直至彻底出局。
这类结构性不对称，恰如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冲突的策略》中所描述的“伪多方博弈”：“当一个意志中心控制多数角色时，其它玩家不过是扩音器。”政治表象下的多元辩论，不过是单一决策者自我反复权衡的痕迹。
二、绝食行动与道义压力：民间博弈策略的误区
学生运动在5月中旬进入高潮，最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是绝食行动。博弈论称这种行为为“代价性承诺”（costly commitment）：以自我伤害来表达行动意志，提升自身话语的可信度。这种策略常用于“信号博弈”中，比如古代的焚船明志、现代的工人罢工、社会运动中的绝食。
绝食确实起到了激发全国舆论、争取民众同情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层改革派发声。但是，它也把协商推入了更狭窄的空间。因为：绝食意味着“不达目的不撤离”，学生逐渐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赵紫阳的中间调停空间被压缩，他既不能让学生撤退，也无法向高层保证事态可控；高层保守派则据此认定“这是动乱升级的信号”，为戒严和后续镇压寻找借口。
道义升级反而加速了博弈的激烈化。学生以牺牲为代价发出信号，却因制度缺乏“接收信号”的机制，最终变成了“误读”与“误判”。一个以道德为主导的策略，若缺乏制度性缓冲，很容易将原本可能妥协的局势逼上不归路。
在博弈论中，绝食属于“代价性信号”（costly signal）的一种。根据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的信号博弈理论，一个理性行动者通过承担高代价的行为来证明其诉求的真实性。学生绝食，正是试图通过“自我牺牲”向当局和公众发出“我并非投机，我是认真的”这一信号。但问题在于：信号的“接收者”也必须理性且有回应机制。若缺乏制度性反馈路径，则再强烈的信号也可能被误读或被忽略，甚至反而促使接收方进入“防御状态”。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所指出的：
“如果机制设计无法处理非对称信息，玩家就可能选择封闭式策略以防最坏局面。”（Myerson，“Game Theory：Analysis of Conflict”，1991）绝食在缺乏反馈机制的语境下，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战略不对称：学生不能后退，因为那将视为妥协甚至失败；政府若退让，则意味着道义上的“投降”。从此刻起，协商空间迅速压缩，走向不可逆的对抗。
三、517宣言：将权威推入对抗的死角
赵紫阳在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场合首次向外界明确披露“邓小平是中国最高决策者”，这不仅削弱了赵自身的合法性，也把邓小平逼到前台。紧接着知识分子的517公开信更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他，这构成了双重逼宫。这在博弈论中相当于触发了一种“激化型信号”：原本可以模糊处理的权力归属问题，被公之于众，使得邓的退路大大收窄。他不再是可以两边调停的“仲裁者”，而成了博弈场上的“公开玩家”——而一旦成为明面上的玩家，他就必须赢，哪怕以最极端的方式。
可以用谢林的“承诺困境（commitment trap）”理论来解释这一点：一旦一个参与者在公开场合做出不可逆的身份确认，他就无法再进行灵活周旋，任何退让都被视为失败。（邓当时就诘问：退？退到哪一步？）这就是赵紫阳发言造成的后果——他意图争取民意支持，却客观上切断了体制内最后一点转圜空间。我当时用“挥刀自宫”来形容赵的这一举动。我认为这是他在博弈结构中的致命误判。5月17日，部分知识分子联名发布公开信，要求“邓小平下台，结束垂帘听政”，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博弈论的术语中，这种公开挑战相当于将非零和博弈强行转化为零和对抗。
原本高层尚可保持模糊与灵活身份，但公开点名意味着权威被直接挑战，使得“让步”从策略选择变成“失控”象征。此举带来的后果，是邓小平彻底放弃中间协调角色，转向强硬立场。而赵紫阳在党内正式被边缘化，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武力镇压在北京展开。这是一次信息极化后的结构性崩溃。在没有宪政与程序缓冲的结构中，任何试图直接冲撞权力顶端的信号，都容易引发失控反应。历史上许多相似例子都说明：不给对手留体面退路，是最容易引发彻底对抗的策略失误。
从社会运动角度看是“诉诸正义”；但从博弈论看，这是一次典型的“极限策略”（brinkmanship）。高层集体面临“若不强硬即崩盘”的共同体幻觉（collective action illusion）；于是，公开挑战反而将原本尚有退路的对手逼入死角。谢林也警告过：“在无缓冲机制的社会中，过度清晰的威胁往往导致无法控场的灾难。”（Schelling，1960）
四、博弈失败的结构教训
今天回望，不是为了对当事人简单指责，而是为了理解：1989年的失败，不是因为一方理性、一方愚蠢，而是因为各方在没有制度保障的环境中，都被结构推向了非理性。体制内缺乏合法博弈机制；民间缺乏组织与协调能力；双方都缺乏“台阶”的设计意识；信任基础几乎不存在；最终，演变成一次典型的“囚徒困境”：本可双赢，最终却是两败俱伤。
1989年可以被视作一次“重复博弈失败”的案例。在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提出的“囚徒困境长期博弈”理论中，理性玩家往往通过“宽容但坚定”（tit for tat）策略达成长期合作。然而，该策略的前提是：各方能观察对方的行为；有回合之间的长期互动；存在惩罚失信者的制度。现实中，政府与民间运动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彼此也未建立起任何形式的“长期信用”。于是，“互信型博弈”很快沦为“单次极化博弈”，演变为最坏的纳什均衡：武力镇压+舆论破裂，是所有参与者都不希望发生却不得不接受的最差结果之一。
正如阿克塞尔罗德所言：“若缺乏合作文化与容错机制，最优策略最终将失败于结构的刚性。”（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1984）
五、未来博弈中妥协的智慧：如何避免再次走入死角？
如果说纪念是为了未来，我们就必须认真思考：在未来的社会博弈中，如何更理性地行动，避免再度走入1989年那样的死角？我认为，有四条基本原则值得我们记住：永远不要把对手逼到死角。要适时妥协，给对手留余地，就是给自己留余地。体面退场的机制，是任何可持续博弈的基本保障。建立可信的“中介机制”。在制度完善之前，需要半官方、非对抗性的沟通渠道和民间平台，避免局势迅速升级为零和对抗。保持模糊空间。信息极化往往促成激进行动，而激进行动则加剧误判。社会转型期的对话，需要足够的“含混”与“缓冲”。
着眼长远，避免一局定胜负。社会的改革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避免“赢一次就算赢到底”的错觉，保持合作关系远比阶段性胜利更重要。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博弈论分析中，我们得到的最深刻教训之一是：政治博弈不是决一死战，而是寻找共赢与可持续路径的艺术。
任何一方如果只盯着“胜负”，而忽视对手的承受极限与退让空间，最终往往会把局势推向“零和博弈”，错失和平解决的窗口。尤其在面对体制性强权时，理想主义若没有策略、情绪表达若不顾结构逻辑，最终会让所有人付出代价。博弈论告诉我们：最优解往往不是最大化自身利益，而是最大化“共同生存的可能”。
这正是“妥协”之所以重要——它不是软弱，而是智慧；不是放弃原则，而是避免局势滑入不可逆的灾难。1989年缺失的，正是这种妥协的智慧。
结语：纪念，不只是为了记住，更是为了走得更远
我们纪念“六四”，不是为了怨恨，而是为了更清晰地认识世界运行的逻辑，更有智慧地面对未来的博弈。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学会不把彼此逼入死角，如果我们能在冲突中学会克制、设台阶、建机制，那三十六年前那些人的牺牲，就不仅是痛苦的终点，也会成为更理性社会的起点。愿这份纪念，不只是回望，更是一种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