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曾经大力推行纸币，纸币是以国家信用做保证的货币，不过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社会养成对贵金属货币的崇拜，纸币的接受程度一直很低。尽管朱元璋是喜欢把人剥皮填草的暴君，但还是无力扭转对纸币的不信任。明初的纸币一般是用来糊弄外国朝贡使团的，或者是奖励官员的，官员也只是把纸币当奖状咯。
明朝权贵人士有将银子藏在地窖里的习惯，清朝这个好传统也被保留了，之所以囤积银子，实际还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尽管他们是政府系统的一员，但却是对政府不信任，他们更坚信贵金属的保值作用。五百年后，人们找到了另一个白银的替代品，那就是房子。今天房子基本和白银对等，只是房子还有点实用功能，不过权贵们大部分房子都是空置的，出租都很少，这个实用功能也不明显。和明代很类似，权贵们将搜刮来的钱第一时间变成白银存了起来，不过不是藏在地窖里，而是二环路两旁。
白银肯定无法做小额支付，就像你去酒店吃饭给酒店一个卫生间，那不行，小额支付在明朝还是用铜钱的，犹如今天的纸币，中国的铜储量相对白银可以说是无限储量。
房价为什么居高不下，越来越高，这跟白银对铜钱一直通货膨胀一样。明朝也是如此，铜钱不断贬值，白银不断升值，于是恶性循环开始了，人们都被铜钱兑换成银子，就像很多中等收入者买房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纸币贬值，于是白银成为铜钱追捧对象，自然通货膨胀。
明末人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一》中记载崇祯壬申(1632年)“白米每斗一百二十文,直银一钱,民间已嫌其贵”,十一、二年(1638-1639年)“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七、八分,识者忧之”,十五年(1642年)春“时钱值日落,每千值银不过四钱几分。白米每石文银五两,计钱一十二千有奇”。顺治三年(1646年)“斗米几至千文”,四年(1647年)“白米每石文银三两。”六年(1649年)“大熟,糯米每石价止一、二两,珠米每石九钱,白米每石价一两耳。”也即是说,如以铜钱计,崇祯时十年间米价上涨了十倍,银价上涨了五倍。也就是说白银针对铜钱，涨了2倍。如同今天房子对应纸币，涨了2倍。
普通百姓手中只有铜钱，这也就是大部分普通百姓的资产负债表中银行活期储蓄占到了90%以上，而固定资产几乎没有。而固定资产就是房子，就是白银。权贵之所以财富迅速增长，主要还是固定资产增值，当然了搜刮也很多。
明1581年,为了增加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朝大学士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因为实施这一改革的前提是清查土地，所以一条鞭法实行不久因遭大地主的阻挠而停止了。然而改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你必须把铜钱兑换成白银才行，也就是现在你要讨老婆，得把手持的纸币变成房子，房子成了刚需。
好了，我们穿越回明朝末年，明末白银稀缺，主要是权贵们窖藏银子，“房姐”、“房媳”、“房叔”、“房爷”……随便一个什么鸡毛官都占有那么多套商品房！动辄40套50套，我估计200套的也不会少，如同明末的200担窖银。所以一线城市虽然很多有很多房地产项目，但仍然是供不应求，疯抢。
让明末出现崩溃的另一个触发点是1618年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哈布斯堡王朝与反哈布斯堡王朝激战30年，这期间江南出口欧洲的丝绸、茶叶和瓷器锐减。江南商品主要出口地西班牙经济出现了危机，17世纪30年代，西班牙最大的宝库，墨西哥的银矿产量急速下滑，西班牙王室如梦方醒，禁止白银流出。两者导致江南出口业迅速萧条，人民收入锐减。这跟目前的出口下滑类似，欧盟经济危机，减少进口，美国日本与中国贸易摩擦，也减少进口。中国的白银全部依赖出口换汇，出口危机就意味着白银减少。
今天中国大部分普通百姓还是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制造业养活了大部分普通百姓，权贵们搜刮这些来自出口行业的利润，将其变成白银也就是房子。明末大量手工业者、丝绸业者也是如此，他们的出口换来的白银最终都流入权贵的口袋，如同今天，我们出口行业的税收都流入权贵口袋。
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所言，“当贫富分化达到不可持续的爆发点，人类历史上通常选择两种途径解决问题：通过立法重新分配财富，或者通过革命重新分配贫困。”
明末起义爆发了，农民要的是银子，崇祯从内务府拿出10万两白银，很快，农民们投降了，明末起义的部队名字很独特，神一魁、王左桂、王嘉胤、红狼、小红狼、点灯子、过天星、独头虎，等等，这些人一接到银子，就投降了。不过银子很快就花光了，农民又造反了，崇祯发现自己没银子来招抚了，加税加税再加税，加税逼得更多人造反，无论招抚还是镇压都得银子，而政府没有银子了也舍不得银子，银子都在权贵那里呢，恶性循环开始了。
中国本届政府当政十年里的最后一次房地产调控，也是第九次房地产调控。一届政府锲而不舍的十年调控房价，而房价越调越涨，这在老外看来不可思议，但事情的确实实在在发生了。为什么抑制需求的房地产调控屡屡无效？很简单，银子要比纸币保值啊。
政策总是无效？因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白银窖藏者，囤积了大量房子，让他们打压房价，好比一个人要他左手砍右手？你会吗？他们会吗？
老子道德经有几句名言，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爱”指吝啬，“费”指浪费，破费。“藏”指囤积财富，“厚”指很多，“亡”指失去。太吝啬了最终必然破费更多，囤积财富越多，必然失去财富更多。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明末吝啬的出名的楚王是这几个字的标准解释，楚王的财富是非常多的，自朱元璋建立明朝，近300年的财富积累，财富几乎富可敌国。就在张献忠进攻楚王驻地武昌时，左良玉表示愿意帮楚王抵御张献忠，前提是楚王出兵饷，左良玉的兵1年就发了1次军饷，严重影响战斗力，楚王当即拒绝了。张献忠兵临城下，楚王的手下为了募集更多的士兵来保卫武昌城，恳求楚王把金库里的金银拿出一点招募士兵，楚王是出了名的一毛不拔，拿了一把椅子给士兵们说，这是当你太祖皇帝坐过的椅子，你们拿去卖了，兵慌马乱之际，别说是太祖皇帝做过的椅子，太祖皇帝的玉玺都不值钱，谁买啊，吃都吃不饱。武昌守将朱其指出那张椅子是楚王上一年花半两银子买的，楚王立刻以藐视亲王为名打了朱其40大板，朱其于是投降张献忠，带张献忠入城，张献忠查抄楚王府，得黄金3万多两，白银超过600万两（一说180万两），差不多比明朝末年全国的财政收入高两倍。张献忠把楚王的金银珠宝用车拉往城外，足足600多车都没拉完。张献忠把质量最差的珠宝与75岁的楚王朱华奎放在一个口袋内，然后扔到长江里，淹死了楚王。
你会说那是动乱时期，好，我们来看个和平时期的。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实施算缗令。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2000钱抽税一算（120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每4000钱抽税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两算，船五丈以上者每船抽税一算。轺车者，小车也。基本上税率是6%，虽然是资产税，但放在古代，还算低了。不过商人们都吝啬，对于平白多出的6%的税，他们感觉到很难忍受。听到这个法令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琢磨怎样偷税漏税。史书上清楚的记录下了几个字："富豪皆争匿财"。实际上当时是自行报税，国家不去查，商人们自以为很聪明，低报瞒报。不过他们很快就吃到苦头了。制定算缗令的是出名的酷吏张汤，他早料到人们会低报瞒报，公元前114年，张汤发布告缗令，它完全是针对算缗中的报税行为的。说一旦发现有商家把货物隐匿不报，或者所报不实，就要被发配边疆，戍边一年，而且所有财产全部没收充公。对于有勇于告发的人，收上来的财产分给他一半。所以此令被称作"告缗令"。这个告缗令才是张汤真正的目的所在。他不可能不知道，全国根本没有几个愿意遵守算缗令的商人。因此，他先让你们自行报税，引诱你们隐匿财产，再将告缗令重磅推出，把你们的财产全部吞没。那些不知深浅的商人们即便在告缗令推出之后仍然存着侥幸心理：我们大家都偷税，难道你能把大家的财产都没收了不成？他们低估了张汤，他就是要收到你破产，。《汉书•食货志》里面清楚地记录下了告缗令的威力：中产以上商贾大抵遇告破家，国家得民财物数以亿计。
多藏必厚亡阿，那一天何时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