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衙门，有个演变的过程，按道理制度的转换，是新的淘汰旧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比如秦汉之制，三公九卿，后来三公逐渐废了，变成三省六部，但作为九卿遗迹的各个监、寺却依旧存在。直到清朝，还保留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和太子詹事府，基本上都无事可做。清朝不预立太子，太子詹事府根本没有意义，但也保留，说是要留着一些四、五品的官职，作为翰林升迁之用。
按道理说，六部都是有事可干的，明清由于没有宰相，六部的权力比前朝还要大些。但是，自打1860年，朝廷被洋人逼着设置了一个总理衙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洋人只是要清廷设一个外交部，因为他们不愿意按清朝的规矩，跟礼部打交道，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就成了清朝的藩属。但总理衙门设置之后，把所有跟洋人洋务沾边的事都管了。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这样的事是越来越多，都给总理衙门管，等于是侵越了六部的职权。开始的时候，六部不知道怎样跟洋人打交道，乐于放手，但放着放着就发现事情糟了，好多自己固有的职权领域，都被人家践踏了，自己又无可奈何。其中，工部的职权，被侵越的最为严重。这是自然，因为工部管的就是各项工程，而洋务的大头，就是工程。按道理，无论是开办国营厂矿，还是修建舰船，都该是工部的传统职权，现在，由于洋务的关系，基本上跟工部没关系了。
在六部中，工部原本排名最后，由于操持贱业（工程，粗活）的缘故，在官场的俗称上，占了一个“贱”字。被挤兑得无事可做，也不做抗争，抗争也抗争不了。随着国势日衰，原来可以做的皇家园林工程，也渐渐可有可无，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这个部也已经是可有可无了。变法裁撤了一些监、寺，没有动工部，那是因为不想一步到位，有太大的动作。因为如果动了工部，就等于彻底动摇旧的科层官僚制，以西方的新式科层制取而代之了。但是即便如此，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所裁撤的衙门还都恢复了。
不消说，古代官僚制的本意，当然是要干事的。但是，由于官本位的缘故，官员本身还意味着荣华富贵，所以，官僚制还得有一个养人的功能。不干事的闲人，也得养着。宋朝的闲衙门最多，因为宋朝的国策，就是养士，把士大夫用官职养起来，不让他们到外头捣乱。其他的王朝，没这样大张旗鼓，但也得养。于是，无事可做的闲衙门，就只能让它们存在着。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戊戌变法，裁撤了几个闲衙门，会引起舆论那么大的反弹的缘故。西太后发动政变，违背祖制，公然在皇帝成年期就临朝称制，但恢复了裁掉的衙门，多了几个官职，就马上官心大悦，士心大悦了。
不过，没事干的衙门里面的人，可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闲官，即使到了皇帝那里，也是如此。大家心照不宣，假装都很忙，勤于公务。皇帝也假装不知情，当他们很忙。当然，凡事总有例外，还真就有这样的老实人，实话实说。这个人名叫秦树声，进士出身，官做到工部郎中。郎中相对于现在的司局级官员，正四品。在光绪末年，此人被外放做知府。按规矩，外放官员依照惯例，皇帝得召见，于是，秦树声就见到了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所谓的召见，也就是问几句闲话，什么时候中的举，进士哪科，家乡何方等等。那日，西太后随便问了一句，你经常到署（衙门）吗？按规矩，只消回答，“是”。或者“常到”，也就是了。可是，秦树声偏偏回答，“不常到。”西太后很诧异，忙问为何。秦回答，因为无事可做。西太后接着问，你们的堂官（即部领导，尚书和侍郎）常去署吗？秦答道，也不常去，因为无事可办。
接下来，军机处连忙把秦树声发到了地方，远远地派到云南曲靖做知府。这个家伙实话实说，捅破了窗户纸，如果太后较起真来，把个衙门撤了，多少人的饭碗都砸了。好在，西太后是个明白人，知道闲衙门养闲官，也是朝廷的义务，并没有深究。无事可做的工部，一直到新政中期，才合并到了商部，变成农工商部。这个工字，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工程，而是工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