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去年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内地报刊邀我写的一篇稿子。然而写出来后，编辑认为过于“负面”，没有刊登。又一年过去了，我笔下的香港有改观吗？我当然希望，香港没有那么“负面”。可是，香港的贫困人口仍持续增加。有的人眼中的香港，全是摩天大楼、有钱人、花花世界；但我眼中的香港，为什么总是所写的这三种人……今年，正好是我来香港十年，人生中有几个十年？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我捧着西瓜坐在电视机前看香港回归的报道。对我来说，香港回归是足以令我高兴的，因为那天放假。从电视里，我第一次看到末代港督彭定康──那张忧伤的脸，以及英国士兵奇怪的走姿。英国国旗和港英旗帜缓缓下降，中国国旗和特区旗帜冉冉上升。我不太能记得当时的心情。因为当时的香港之于我，只是个偏远的小岛。虽然常常看香港电影和听香港流行歌曲，但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切实和那个地方发生什么关系。
可命运总是充满各种意外。二〇〇三年八月四日，我正式成为香港居民。拿到身份证的那刻，我感觉像是在做梦。当我走在中环皇后大道上的时候，就像置身另外一个星球一般。身边行过的都是中国人，却因为不同的制度，完全呈现出另外的面貌。他们的步伐那么快又那么有序，我生平第一次接受文化冲击。
转眼九年便过去，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香港人。香港人从来不否认自己的中国血统，但他们中有的人，时不时还是跟我念叨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开口闭口“以前唔系咁嘅”！就好像过去有的台湾老人总说北平如何如何一样。
香港回归十五年。十五年是什么？我想若笼统地说香港的历史，我们都会列举：亚洲金融风暴、SARS、金融海啸、双非孕妇……但生活不是个别名词或数字，生活是每天的二十四小时。你真的了解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吗？
吴萍的创业
吴萍女士正好是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夕取得单程证变成香港人的。她是个生意人，一九八〇年代末只身闯荡深圳。她说，在生意最辉煌的时候，自己曾经是她那个行业里全国前三甲的人物，还立志要盖一座属于自己的国贸大厦。
初来香港时她意气风发，决心要在香港干一番事业。她说，当年的生意很好做，因为她比一般人都聪明。普通香港人，只知道从香港拿货；大不了去深圳、广州拿货到香港卖。但吴萍会去浙江义乌拿货，那里的货又好又便宜，种类还多。加上当时港币比人民币值钱，每次去拿几千块货，到香港就能卖几万块。在香港四五年时间，吴萍已经积累了不少财富，经营的公司已经开了三家分店。而且，她在深圳最热闹的步行街东门，还买了一间店面。
二〇〇二年，吴萍四十岁，决心把生意做得更大，往拥有属于自己的国贸大厦的梦想更进一步。在港五年，吴萍已经积累了一个很大的商户网络，不少香港的散户都到她这里拿货。于是她想，不如做批发。
吴萍物色了一个很大的商铺，位置在中环。她把所有的储蓄都投入其中，还四处借了几十万，把批发总部开起来了，生意和想象中一样红火。
但是，一场瘟疫不期而至。二〇〇三年，香港全面陷入SARS的恐慌中。电视里，不停播放着病人死亡的消息，淘大花园封楼隔离，甚至有医务人员因公殉职……SARS病毒像看不见的枷锁，把香港市民牢牢锁在家中。往日熙熙攘攘的商场里空无一人，原本十分嘈杂的酒楼里门可罗雀。倒闭，也像瘟疫般蔓延开来。商铺关门，房屋易手。莫说不敢上街，在对未来的恐慌中没有人敢随便花钱。
就是在这时候，吴萍的生意一落千丈，经常一天下来分毫没有进账。每个月，电费、水费、房租、追债……各种催款单仍旧按时上门。不到半年，这家雄心壮志的大商铺，被搬得空空荡荡。吴萍不得不接受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致命的生意失败。为了偿还借债，吴萍把位于深圳的店铺卖掉。她不停地告诉自己：“没关系，可以从头再来。”
很快，吴萍又全身心地投入到零售业上。她想努力维持住原来三家分店的局面，每件事都亲力亲为。因为要背沉重的货物，她的腰受过伤。因为要更换天花板的灯，她不慎从凳子上摔下，手臂骨折，白色骨头穿破皮肉暴露出来。她也想过依靠男人，但是或许因为不善相面，她找到的男人都帮不上忙，反而给她造成更多的烦恼，甚至花掉她更多的钱。
生意要翻身，需要投入，吴萍需要钱。但是，由于之前在银行的信用记录不好，她无法向银行借钱。这时候，香港大量的借贷公司笑里藏刀地出现在吴萍面前。吴萍从这些借贷公司那里借了十几万，但她似乎没有计算过，要还清这笔钱，她需要再工作三十年，每个月都要还近万元──其中九千是利息。
这样的生意怎么可能做得下去？二〇〇五年，第一家分店倒闭。二〇〇七年，第二家分店倒闭。吴萍守着最后一家分店，支撑到二〇一二年，终于在家人的劝说下，申请破产。收到破产管理署的来信，吴萍害怕地不敢打开。后来，她的儿子告诉她，她这宗破产案，已经是当年的第二千多宗。那时，才只是四月而已。见律师的时候，吴萍说不出话来，也听不懂律师说的任何内容。她只反复说着一句话：“我不是没有努力过，但努力了这么多年，真的太辛苦了。”律师没有理会吴萍，只问：“我说的你是不是清楚明白？”吴萍点头。律师说：“可以了，你现在去交钱吧。”吴萍拿出自己仅有的一万多元钱，交给律师。
在这世上，你的不幸，总会成为别人的幸运。
吕伯的退休
吕伯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时间开工。吕伯说：“唔去啰，你冇保险，又咁危险，唔啱我啲老人家做。”挂上电话，吕伯继续抽烟。
吕伯今年六十一岁，是个资深的摄像师，过去在包括TVB等多家大型的电视台工作过。大约五年前，他供职的外国电视台撤出香港，于是他便不再上班，偶尔有活的时候接来做。
如果换作在内地，吕伯或许已经可以拿着退休金颐养天年了。但是在香港，没有退休金制度，所以吕伯只能靠自己。香港有公屋、综援、免费医疗等福利，但没有退休金。因此，香港人换工作很频繁，没有日本人那种在一间公司工作一辈子的习惯。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时，吕伯在新加坡。一九九〇年代初，新加坡、台湾等地方对香港的人才需求很大。当时，香港的专业人员到海外工作是潮流。吕伯也跟着这股潮流去了新加坡，在那里住了五年。到一九九七年，香港的专业人才在新加坡已经没那么吃香了，工资也不见得比香港高。这时有个香港朋友叫吕伯回香港做事，他便回到了香港。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香港。
世事变幻无常。在香港，你不知何时政府会推出怎样新的政策。从来在退休金方面没有作为的香港政府，突然在二〇〇〇年底，推出强制公积金制度。这项制度，要求每个在职的香港市民购买政府基金。吕伯花了好久好久来研究这项制度，最后终于弄明白了。意思是，你每个月的工资中必须拿出一定份额的钱用于投资。投资的项目，可以是股票、基金、储蓄等等。当你年满六十五岁的时候，这笔钱才可以拿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赔钱。弄清楚这项制度后，吕伯爆了句粗口……
二〇〇一年，吕伯已经五十岁。他觉得自己承担不起股票或基金的风险，于是选择了最保守的储蓄。一年后，受委托掌管强积金的公司给他寄来年度报表。告诉他，通过一年的投资，吕伯赚了四块钱。
二〇〇七年，吕伯供职的外国电视台撤出香港，他便不再是在职人员，于是没有再缴纳强积金。但之前缴的钱，要到六十五岁以后才能取回。这些年港币不断贬值。吕伯说，他看着一笔正在变少的钱，无能为力。
香港的老人家都很勤力。你常常会看见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还在开出租车或者从事其他工作。香港人勤劳的本质固然是一回事，但没有稳定的退休金保障也是重要原因。你可以申请住公屋，依靠综援生活。但是，一个月两、三千块钱的综援，在香港能干什么呢？香港一直强调自由，但自由的代价往往是缺乏保障。
所以，我在香港常常会看到那些“想当年”的老人家。他们总是说起，早知道当年就如何如何，总是为自己年轻时错过的机会而懊恼不已。
吕伯也一样，他说过好多次，早知道应该搬到国外去生活，要么欧洲，要么加拿大。原因很简单，即便不能赚很多钱，但那些地方的消费比香港低，福利也比香港好。可是现在，这些想法就只能沦为想法了。
吕伯每天都要听香港电台的时政节目，对几个知名的评论员，还有立法会的议员都如数家珍。问他这十五年来自己有什么改变？他说，最大的改变就是过去只关心赚钱，不关心公共事务；现在开始变得关心公共事务了，因为不得不关心。他很想希望自己的孩子出国念书，但他说：“我帮唔到手，只有靠佢自己。”
李香的高考
李香拿到高考成绩单，落榜了，并不意外。
李香从来没有对今年能上大学抱过什么希望。从小学开始，她的成绩就不好，缺乏自信。四年级的时候，班上来了个性格怪异的语文老师，专门欺负成绩差的同学，李香就是他的重点欺负对象，有时甚至是体罚。因为害怕那位老师，李香曾经多次逃学。后来母亲投诉学校，那位班主任被调离，李香才重新回到课堂。但逃学会上瘾。上中学后，李香只要一在学校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有时是和同学处不好，有时是和老师处不好，她就逃学。逃避，已变成她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
李香是个缺少爱的孩子，从小父母就与她形同陌路。所以，她比其他孩子显得孤僻。她不爱上学，考试成绩不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爱读书。实际上，她比同龄的很多孩子都爱读书。初中时，她就已经开始啃康德的著作。不过，没有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终究是李香的致命伤。她通过自己看书，语文成绩可以不错，但她的数学很差，英语很差。这些科目，都是要通过长期的系统训练才能学好的。高考前，虽然她努力了一段时间，但终于还是追不上。
今年是香港的第一次高考。以前，香港的中学教育是七年，大学教育是三年。数年前，教育统筹局规定从二〇〇六至二〇〇七年度学年上中学的学生开始进行改革，中学上六年，大学上四年，和内地一样。李香就是第一批接受教育改革试验的学生。今年的升学考试，香港考生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旧体制的考生，和新体制的考生一起考，人数特别多。
二〇一一年李克强副总理访港时，曾经说过要帮香港缓解今年的高考升学压力。所以，今年香港学生可以免试上内地多所大学。不过，免试归免试，还是要看高中三年的成绩。这让李香上内地大学的希望也落空了──高考奋力一搏还有可能，要是看平时成绩，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香港的高考升学率是出奇低。内地现在每年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考生能够上大学，台湾的升学率更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但香港的升学率，多少年来都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以下。大学教育至今还是“精英教育”，不是公民权力。
在过去，不上大学也没什么大不了。过去的香港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可以通过做学徒的方式掌握一技之长。比如在过去，李香可以学裁缝，学好了本事，将来自己出来创业──在香港，工人的工资往往是高过普通白领的。
但是，在“地产霸权”出现之后，这样的情况也渐渐消失了。因为你要创业，首先要租店铺，但地产商垄断土地。你生意不好，支撑不下去，倒闭；你生意好，地产商给你加租，你照样支撑不下去，倒闭。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给别人打工。现在香港的小学生都知道，将来无论如何一定要考大学。因为即便是打工，也希望坐在有冷气的办公室，做个体面的打工仔。
李香的一些同样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已经去便利店上班了，每个月能赚七千块钱。但李香很清楚，她必须要读大学。因为便利店或麦当劳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爱读书，还有作家梦，她多么想再要四年时间，可以安静地读书。李香决定了，重读高三，明年再参加一次高考。无论香港、内地或海外，她一定要上大学。
香港，有七百万人口。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我见过《桃姐》里那样的老人，也见过《春娇与志明》里那样的年轻人。九年来，我找不到任何词来概括香港。因为她太丰富，一旦你尝试概括，便注定是错。
回归十五年，香港改变了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我经常去吃的一家食肆，是四姐妹开的。十五年来，她们每天卖一模一样的鲩鱼饭。食客没有挑剔，她们的手艺越来越好。
旺角的二楼书店，有的开了十五年，有的早已不见踪影。那些不开书店的老板，有的现在已经是很知名的作家。
将军澳的一间小学，多年前人丁兴旺。今年再去看时，已经倒闭。由于香港出生率低，很多学校都被迫“杀校”。
观塘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观塘。这里，正在进行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重建。老街坊不见了，很多熟悉的味道也不见了。
修建于一九八〇年代的公屋大窝口邨，楼还是过去的楼。现在政府要重新粉饰它，让它从外部看起来焕然一新。住户说，这一刷，说明十年内不会拆迁。
我想，十五年来香港改变的太多了。孩子变成青年，青年变成中年，中年变成老年，老年变成骨灰；很多人迁入，很多人迁出；特首换了三位，官员换了无数；就业率上升，但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租金上涨，港币贬值……
不变的也很多。香港仍旧是世界上摩天大楼最密集的城市，仍旧是奔驰车密度最大的城市；香港机场仍旧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香港人仍旧每天辛勤地工作；李嘉诚仍旧是首富，六合彩仍旧创造暴发户；大学升学率依旧那么低，香港仍旧没有出现令世界惊艳的作家……
香港已成往事。何处不成往事？香港只有向前走，反正一直以来，香港都是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地方。两百年前，谁也无法想象今天的香港。所以，十五年来究竟有什么不变？我想，唯一不变的就是香港一直在改变。
总结？何必呢。香港人是不太有时间的。正如电影《岁月神偷》主题曲《岁月轻狂》中的最后一句：“不回想，不回答，不回忆，不回眸，反正也回不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