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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空虚登峰造极

前不久去了趟内地,见了一些朋友,发觉内地近年因为高压管治、箝制言论自由,人民的精神空虚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笔者这次去的地方是杭州,以前习大大做过省委书记的地方。作为写作者,每次出行习惯带几本自己的著作赠送师友,偶尔也帮人带几本书。

记得有次,笔者带了几本“禁书”,包括中大出版社《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海关职员不懂判断,叫来领导过目。那位领导翻看笔者带的书后,说了一句:“中大这几年出了不少好书,没有问题,走吧。”由此可见,这位领导自己也会看这类书籍,且能分辨出版社。因此,笔者对杭州海关的印象向来不错。

万万没想到,这次笔者只带了自己写的书,却被扣查了。可能正值六四30周年前夕,风声鹤唳,海关人员甚至问笔者:“你是不是来参加什么聚会的?”

和笔者的书同时被扣查的,有一批走私象牙。在这个国家,违禁书籍和走私象牙一样“有价值”,也算“欣慰”吧?而最讽刺的是,笔者抵杭当天恰好是4月23日所谓“世界读书日”,城市偶尔还能看到鼓励市民阅读的宣传广告。

接下来几天见的朋友形形色色,有传媒界的、文化界的,还有体制内的。聊天的总体氛围,都觉得现在这个世道,只能选择闭嘴,埋头赚钱。

其实从几年前开始,内地传媒界、文化界的朋友,都纷纷下海投身创业大潮。由于过去几年创业环境还不错,如果赶上互联网经济等风口,或者抓住买卖房产等良机,一些人的日子是过得不错的。有位朋友,坐拥杭城三套物业,价值2,000多万。还有一位朋友,创业新媒体公司,有几十名员工,前景颇好。更有一位朋友,现在则是管理50多亿人民币资产的知名投资人。

文化人即便有钱了,也不会打扮得珠光宝气。把酒言欢,多是性情中人。酒过三巡,朋友俯首耳语道:“现在真是没意思呀!”然后,便开始忆往昔。

十余年前,微博时代,虽然大家的钱没多少,但是媒体的影响力还在。那时可以说是“公知”的“黄金岁月”,大事小情,用转发和“围观”就能造起声势,公权力会有几分畏惧。后来,“公知”被批倒批臭,维权律师相继被捕,连笔者早已不太使用的微博账号,去年也莫名其妙被销号。种种现实,令本来还有几分理想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渐渐选择不再发声,明哲保身。

私下的讨论还是有的,只不过也变得越来越危险。央视前主持人毕福剑,因为在酒桌上唱小曲讽刺毛泽东,结果整个人就被和谐了。在今次饭局上,一位体制内的朋友可能酒喝得多了点,说了些“出格”的话,然后他跟众人说:“我刚才说的这些话,你们谁要是录了音,就能拿去卖钱。”何故?现在“发动人民斗人民”,单位、学校,乃至私下聚会,只要能提供“反动言论”证据者,都是可以举报领赏的。监控至此,谁还敢说真心话?能不说违心话已属可贵。

行文至此,又想起数月前在南昌的饭局。当时有几位央企高层在座,笔者第一次知道近年央企开始大搞“批斗会”。形式是这样的:每逢年终举办,各人都要上台作批评,先是自我批评,然后批评别人。批评不准流于表面,不能说“领导太辛苦不注意身体”之类明贬暗褒的话,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反省到内心深处。不知不觉,这些颇有文革色彩的事情在内地已经蔚然成风。

体制内的朋友曾语重心长地跟笔者说:“现在能做的,就是保护好朋友。”

中国的现况,用万马齐喑来形容最恰当不过。大环境已经极差,中国人现在除了赚钱、消费、投资,似乎已无其他可以安慰心灵的方法了。中国人似行尸走肉,每天刷抖音看搞笑视频,生活在毫无意义的“欢乐”里。

有些人在移民,但说到底,只要自己的国家不太坏,谁会主动背井离乡呢?

“爱国”并没有什么光荣的,不像某些建制派说的是什么“高尚美德”,它本是人的基本感情之一,根本毋须歌颂。反而是,倘若中国的国民不爱国了,统治者真该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什么,让这基本感情都泯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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