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国著名媒体人储安平先生，在毛泽东骗人的所谓“帮助党整风”的会上发言，称中共的统治为“党天下”。此语当然是出于《诗经·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句的转用。当时香港的一家报纸把储先生的这句话贯以特号大字作为通栏标题，副标题则是“储安平炮轰毛泽东”一时传为佳话，惊艳全球！储先生也因此被打成“大右派”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成永远之谜。不过储先生当年的这句话却“一语成谶”变成了中国70年来黑暗现实的写照。但却有人反而说“不管如何，中国总没像北韩那样搞‘父传子，家天下’。相比之下毛泽东还是比金日成是要开明一些”。对此高论笔者则殊不敢苟同。其实毛泽东并非只满足于“党天下”，不想搞家族天下，而且也可以说他是尽了最大努力，只可惜天不助毛，终未能如愿以偿。
早在1950年韩战爆发之时，中共奉苏联头子斯大林的命令，以所谓“中国人民志愿军”（实则是共军的正规野战军）的名义瞒天过海，潜入北韩，对正在朝鲜半岛上制止金家王朝侵略的联合国军不宣而战，进行珍珠港式的偷袭。当时中共所谓志愿军的司令员是彭德怀。出发前毛泽东便把他唯一的一个心智正常的儿子毛岸英交与彭德怀，说是要弄去朝鲜“锻炼，锻炼”。此时老毛己年近花甲。
杨开慧给他生的三个儿子中，毛岸龙战乱中失联生死不明，毛岸青患精神分裂症，形同废人，所以正常的就毛岸英这么一根“独苗”了。据说彭德怀当时都不愿接毛岸英这个“烫手山芋”，因为彭也深知朝鲜战场危险，万一太子有点闪失，那还得了。无奈毛泽执意要送毛岸英赴朝。彭德怀也不傻自然心里明白这是要让太子殿下去朝鲜“镀金”，以后才好在军队中立稳足，从而掌握军权以继“大位”。所以彭德怀只好顺从圣意，带岸英赴朝。其实毛泽东这也是一着深谋远虑的高棋。毛岸英在朝鲜只要能平安归来，那便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再加皇室嫡亲血统。更有毛泽东以后二十年掌权“峥嵘岁月”的培养，毛岸英毫无疑义必然是中国的金正日了。因而什么“林副帅”、华国锋、“邓二代”、“江核心”，更别说胡耀邦了……统统都没“戏”。二世太子“顺理成章”的“登基”三世再继位，都必然是铁板上钉钉的事了。
可惜“东风不与周郎便”，人算终不如天算。这位毛公子正如曹雪芹笔下所写的“纵然生得好皮囊，可怜腹内草莽”，还外加无知狂妄。此人虽在苏联呆过几年读过书，但都是纸上谈兵，对实战却一窍不通。彭德怀留他在身边当俄文翻译，主要是为了保险安全。谁知彭德怀在开军事会议时，他却出来荒腔走板地乱发高论，弄得老彭与将军们都哭笑不得。但中国人都懂得“看父敬子”这道理，所以没人敢去顶他，由是他更加张狂。那时朝鲜战场由于联合国军拥有绝对制空权，共军补给线经常被卡断。生活自然十分困难。平常甚至只好用炒熟的面粉和水充饥。一日，金日成给彭德怀送来几十个鸡蛋。在那种情况下自然比今天吃满汉全席还高档了。因而也没人敢去打这鸡蛋的主意。但唯独我们的毛公子就敢去“染指”此物。竟然去偷偷拿了几个。而且还要拿来做蛋炒饭。但正如前文所述，当时联合国军拥有绝对制空权，美国飞机只要高兴经常都可以光临共军上空侦察、轰炸。所以当时“志愿军”军纪规定，白天绝对不许生火！但那天也是太子时运不佳，刚一生火就被美侦察机发现，随即无线电通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空中堡垒”轰炸机立即赶到。而这“空中堡垒”上有当时最先进的“空中投弹瞄准器”，于是一颗威力强大的凝固汽油弹，便投向升起柴火炊烟的小屋，瞬间一团大火球便把那个违反军纪、私自去生火、煎鸡蛋炒饭的毛岸英太子同志送去了马克思先生的身边。从而彻底地“断”了毛始皇准备用来接班传二世的政治“香火”。当彭德怀得知此事后，吓得浑身发抖，语无伦次“这…这…这…怎么得了？我…我…我怎么去向主席交…交…交代”？
韩战结束，彭德怀回国后，毛泽东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儿。但1959年庐山会议上老毛给彭德怀“秋后”算“总账”的时候，毛终于在大会上把压在心里多年对彭德怀的怨恨带哭带骂地讲了出来。他说：“一个儿子死在朝鲜，一个儿子疯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说得好！就是幸亏了“太祖”无后，这才使中国普通民众得以托“福”受“益”，幸免成为金家王朝统治下的北韩第二。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其太子后继乏人，一直耿耿于怀，这里还有个小“插曲”也颇值得玩味。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披读《五代史·庄宗纪》时，突然想起有一首后唐庄宗的三垂冈战役的诗，但记不清作者是谁，就写了张条子，让秘书田家英查一下。此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查一查告我为盼！毛泽东”
毛泽东在这里要查的是清代诗人严遂成（生于1694年约清高宗乾隆初1736年前后在世，卒年不详）所作的一首题为《三垂岗》的咏史诗。清代著名文人袁枚在其《随园诗话》中也十分称道严遂成的咏史诗堪称古今第一人。该诗为一首“七律”共八句：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此诗的历史背景，简言之就是：唐朝末年的李克用（沙坨族人），因其祖上有功于唐，被赐姓李，封为晋王。一生以唐朝忠臣自居。后梁朱温灭唐称帝后，李克用多次讨伐朱梁。欲恢复唐室未果。而克用之长子李存勖，史称其“少有奇表，善骑射，胆勇过人”。公元九二三年，朱温死，后梁因争夺皇位而内乱，李存勖乘机在魏州称帝，改国号唐，史称后唐，是为唐庄宗，尊其父李克用为太祖。后来灭掉后梁，完成了乃父李克用的遗愿。
三垂岗，就是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战胜朱梁关键之战的所在地。当李存勖年方五岁时，其父李克用，讨伐朱梁归来曾置酒三垂冈（在今山西省长治市境内亦名三垂山），伶人奏《百年歌》（西晋诗人陆机的组诗，共十首，每十岁为一首，唱人一生从幼到老的景况与悲欢），当唱到衰老之际，声甚悲，坐上皆凄怆。时，存勖在侧，方五岁，克用慨然捋须，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儿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于此乎？”公元908年李克用死，李存勖已23岁。即戴孝出征，恰恰就在三垂冈大战而胜，为称霸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垂冈于是载入史册。
毛泽东在这里显然意在“借他人琴弦，弹自己心曲”。所以才在“官场厮杀如豺虎”，成天“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日理万机”中，去叫秘书找来，反复吟诵后，还用其道士画符一般的“毛体狂草”录成“手书”。最后又慨然叹曰：我今日就是“鼓角灯前老泪多”了！真堪称“一语破的”，更与庐山会议上的“我无后乎”的哭骂声“相映成趣”。毛泽东毕竟是机关算尽的聪明人，焉能不知他已“吾行老矣”，你再不可一世，原本打算把自己“风云帐下”的“奇儿”毛岸英弄去北韩“镀金”，染指军界为“登基”接班打下坚实基础。谁知竟成了“黄鹤一去不复返”，人算不如天算，反而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
但老毛又是个绝不会轻易认输的人。所以1966年他悍然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当年为他争夺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所谓“开国功臣”。用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把全国各个省、市，乃至县的地方政府负责人几乎通通全部打倒。更直接将其老婆江青弄进中央权力中心。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把全国各级政权推倒重来，目的就是要再来一次“改朝换代”，以便为毛家王朝另立继承者。但是由于他这套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之举实在太悖常理，不但失掉民心，甚至在其党内、军内也弄得人心惶惶。全国上下乱成一团。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待到“九一三”事件毛、林火并后，虽然林彪失败死于非命，但毛泽东的政治信誉至此也完全破产。此时的毛已步入垂暮之年。执迷不悟的老毛于是孤注一掷，把他的亲侄子毛远新，拉了出来。由一个普通的干部，用火箭飞升的速度提升为封疆大吏级别的高官。1968年毛远新才27岁，从哈尔滨军工大学毕业闹了一阵造反夺权后，被毛指定担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甚至沈阳军区司令员、上将陈锡联，辽宁省革委会主任，中将曾绍山等人，也惧他三分。1975年，毛泽东病入膏肓之际，更把毛远新召唤到北京，指定他为所谓的“联络员”，派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代表毛泽东发布“最高指示”。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就是：他死后先由华国锋接过班，按中共党内所谓的“选举制”，华国锋执政四至五年，把军队的实权全部抓到手，然后由华国锋辅佐江皇后上台。让江青成为中国“武则天第二”，再过几年，到时候毛远新己年近五旬，于是顺理成章天下便归毛氏了。其传位顺序大体就是：华国锋→江青→毛远新。最终江山归于毛氏家族手里。这与北韩金家王朝直接“父传子，子传孙”只是多了两个人来走一下“过场”，何况其中一位还是皇后，也是皇室家族中人，自然是十分理想了。然而毛泽东虽聪明一世，却不免“千虑一失”。
正如前文所述，毛发动“文革”，是借所谓“群众运动”来扫除一切对建造毛家王朝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由中共元老们组成的官僚群集团，其中最大的群体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文职官僚系统。在这方面毛通过文革从中央到地方，在各级政权中都己基本完成了清洗，即所谓的打倒走资派，由“造反派”取而代之。但在军队系统却还远未完成。在将级军官以上根本没有“造反派”的位置。尤其在林彪事件后，原来的老军头们好多都官复了原职。而这些人与刘、邓文职官僚系统的人都有千丝万缕关系，看见朋友的下场能不兔死狐悲？何况好多人自己都在文革中不同程度遭过整。所以看见毛要咽气了，当然不想让江青一伙再当权。而此时的老毛大限将至，已无力在军中搞大清洗了。
于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和几个将军就私下找到叶剑英提出以武力抓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但是老谋深算的叶剑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他用右手单独伸直大姆指，然后用左手把右手姆指按下去，以这种“肢体语言”表示要等老毛“倒头”（死了）才能行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李德生到北京吊唁，乘机便跑到玉泉山看望叶剑英。叶剑英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以防止别人的窃听，然后低声的和李德生商量以武力抓捕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等人。叶剑英认为华国锋、汪东兴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心腹，也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也是靠迫害老干部起家的政治暴发户，江青集团的四个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如果上台会继续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自己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必须一起打掉。李德生支持叶剑英的行动，并提出在沈阳军区秘密抽调800名精干的军人荷枪实弹赶来北京和其它部队一道攻打中南海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一场宫廷政变就这么定了下来。
李德生回沈阳军区和副司令员萧全夫秘密商量（瞒着毛远新与曾绍山）从39军64军16军23军和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分别抽调了800名精干的、有实战经验的军人，每人一支自动手枪200发子弹，于9月底坐汽车秘密赶到北京玉泉山叶剑英的家附近等待叶剑英的命令。沈阳军区司令部警卫连长于大海（化名，30年后他成为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发现还有北京军区和几个军区的许多军人荷枪实弹在一起等待命令。但是军人们不知道要干什么，于大海只是感到气氛非常紧张。此时在玉泉山会议室中，王震、杨成武等几个高级将领好像在争论一个什么重大的事情，众人七嘴八舌乱成一团。站在窗外面警戒的于大海突然听到王震猛击桌子大喝一声，“就这么定了”！于大海事后才知道，在将领中是王震一锤定音：抓捕四人帮！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平时并不大来往的李先念突然联系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与汪东兴的想法。说他们也想以武力抓捕江青等人。使叶剑英又惊又喜。原来毛死后，江青更加骄横跋扈，根本不把华、汪等人放在眼里。于是华国锋意识到，自己这个大位不但坐不稳，很可能不久就会被江取代。而华国锋所持有的最大“护身符”，即毛所谓的“遗诏”：“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六个字是“有问题找江青”。这更令华感到不安。其次华也深知，军队根本不会听他的。单靠他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那些人根本打不过老军头们已部署进京的兵力，因此决定倒戈与叶剑英合作。而叶剑英和几个心腹商量后，也认为应该转变原来的方案，抓住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联合华国锋、汪东兴共同打掉江青集团。因为华国锋是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如此一来便占有道义上的制高点，对党内、党外，现实和历史都能有一个站得住脚的说法。更名正言顺了！于是最后决定利用汪东兴的警卫团实施这次抓捕行动。叶剑英从外地调来的军人，部署在二线，既是后援，又是监督。于是叶剑英派出几个贴身警卫员去中南海现场参与并监督中央警卫团的行动。为了以防万一，叶剑英命令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中南海周围埋伏警卫一师荷枪实弹，沈阳军区等一千名军人紧握手枪蹲在中南海地下通道中，以防汪东兴万一变卦，就冲进中南海，消灭中央警卫团，打死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王洪文、毛远新等。卫戍区的另外三个警卫师在北京城内待命，同时北京军区的几个军在北京周边待命随时准备阻击万一有企图来救援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的部队。这几个军是老华北军区的部队，都是杨成武的部下。
由于部署如此周密，华、汪又是真心合作。而江青一伙，除了狂妄傲慢就只剩孤家寡人。所以到时完全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前后仅用了35分钟便大功告成。毛家王朝的政治香火与“传位梦”，也就此永远破灭！
四年后，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被迫下台。再加上早已被判了刑的毛远新，于是坊间有了个戏谑性的称谓曰“八人帮”。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桩大公案，却由一张照片引发。
八人帮合影照片，照片中左起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八人手拉手，十指相扣，如此向遗体告别，世所罕见。
1976年9月10日，毛泽东死后第二天晚上，汪东兴突然令中南海专职摄影小组组长杜修贤带上足够的胶卷跟他走一趟，杜紧跟着到中南海毛泽东死前的最后住处。四下无人，他在过道里等了大约40分钟。既不敢进又不敢退，正在犹豫之间，内门忽然开启，他看到华国锋、陈锡联、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陆续从里面的房间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着牙，像是才吃过饭，似乎还有一股酒气。姚文元走过来的时候说：“我几次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看了看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随后汪东兴来了，把杜修贤召唤到停放毛泽东遗体的大房间里，并叮嘱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等贴身侍从也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八个人走进来，围绕停放着毛泽东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排成一行在遗体前照像。八个人手挽手、十指相扣，在遗体前照像。照完后又照其他合影。总共照了二十几张，以后，遗体即被转移至人民大会堂，等着“万民瞻仰”。而且整个拍照过程都安排在深夜进行，令人感觉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曾向杜修贤询问，要这次照片的样片。杜修贤暗想，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张，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于是连忙冲洗了三份样片，分别送去。每份有七、八张。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手挽手的，一张是没有挽手的。江青表示很满意，责成杜修贤修版、放大，赶快冲印八份，分别送给八个人。毛泽东逝世后的头一个月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十分微妙。表面看来老实敦厚的华国锋，一直在权衡与比较着各种政治力量，并在其中小心谨慎地拿捏着分寸。这张照片充分证明，华与“四人帮”的几个人曾经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因此杜修贤将这些照片密藏了一份。
1978年12月汪东兴被解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杜修贤为求自保，考虑再三，拖到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夕，经由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将该照片和亲笔写的拍摄过程转呈给中共中央纪委。此后不久，华国锋即被迫辞职。
这便是中国能幸免于北韩那样由家族皇室统治的大灾难之历史历程。的确是不幸中的万幸！然而再看中国今日所谓“红二代，”，乃至“红三代，”独霸中国政治权力，垄断中国经济资源之情景，中国虽无王室家族“父传子”的“家天下”，却是由党国高层十几个大家族及其亲朋至爱裙带关系集体世袭而成的权贵集团所统治。除了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条件比北韩好而外。其他诸如人权、自由、民主与北韩相比，也就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了！
2019年11月1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