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六九年年底和几个朋友到云南西双版纳橡胶农场插队的，一直干到一九七二年的四月。后来回到京城，理由并非是“病退”或者“困退”。我是以探亲为由从农场脱身的，因而也就免去了上下打点、疏通关节的尴尬。一路上走走停停，当年六月回到北京，借住在景山东街的教育出版社大院里。出版社是已被撤销的单位，大院里的空房甚多，留守处的老高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爽快地借给我一间小屋暂住。谁知后来“造反”回京的人越来越多，且大都在京城里没有去处，不得不在大院里寻找栖身之所，搞得老高不胜其烦，他也就渐渐对我们有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怨言。不过我并不为之所动，一直坚守到一九七六年将户籍转回到北京。
有了正式的户籍，接着就要谋职。那时我的学历勉强算是初中三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连毕业考试都没有来得及，后来好不容易得了一张抬头上印有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毕业证书。这张印制粗糙的初中文凭我精心保留至今，为的是要时时记住那个年月。
以此背景，我对前途并无奢望。区政府安排返城知青的工作人员问我的打算，我也直说，只要工作清闲，得空能让人看看闲书就成。兴许人家是看我年轻力壮，好意分配我到东郊通县的一家无线电工厂，接着又分配沙滩大街路北的液化石油气站。我对前者说离家太远，耽误不起那个工夫；对后者则说搬煤气罐要的是一把力气，实在干不动。人家看我果真是不思进取，就说现在有个看大门的差事，一天干六个钟头，四天休息一天，这总归可以了吧。起先我以为是跟我开玩笑，后来觉出人家不是说诳，这还是个正经差事，赶忙再细一打听，居然就在离家百步之遥的故宫博物院，我喜出望外，赶紧拱手谢过，满口答应下来。
那年我二十六岁，古人说“三十而立”，我总算抢在“而立”之前有了份生计。我隐隐预感，从今往后生活真要有个大变化了，只是我绝没有想到，命运的转变会来得那样快、那样急：进宫十天，唐山大地震；再过月余，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两年之后，我离开了故宫，改头换面重新做了学生。
且说当时到故宫应卯上了班，之后我才知道，在故宫看大门算是“警卫”，也就是准警察，说起来还有个“警级”。朋友们知道了都暗暗称奇，说你一个在“文化大革命”里头让人家审查来审查去的人，这回怎么能进了审查别人的队伍？我学着石挥在《我这一辈子》里演的那个老巡警的话说：“我这个警卫就是个‘看宅门儿的，头一样，先省鞋’。不过这回看的是一个顶大的宅门，给皇上看家护院。”
去故宫报到那天，先进了神武门，门内靠左手一侧是一幢坐东朝西的大厢房，叫东大房，这就是故宫警卫队的队部。神武门里的另一侧，是与之相对的一幢一模一样的厢房，坐西朝东，叫西大房。那里是警卫队的上级领导警保处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处长、副处长。后来才知道，东大房和西大房原先都是宫里的“敬事房”，是惩戒太监、打屁板的地方。
一同到警卫队报到的连我共是三个人，一个姓刘，另一个姓贾。互通了姓名之后，再细一打听，他们两位也都是插队转回京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警卫队的田队长、刘副队长、文书老王和两个小队的队长与我们一一见过。开场白说的是故宫警卫队的工作多么重要，审查多么严格，又是如何千挑万选才决定录用我们三人。当着领导，我当然知趣，跟着小刘和小贾忙不迭地说，真是感激组织上的信任和照顾。
开场仪式结束后，田队长补充说，根据上级的决定，除了故宫四座大门的定岗和夜巡队之外，准备在外东路的锡庆门，也就是绘画馆和珍宝馆的入口处墙外再增设一处岗哨，为的是加强对珍宝馆的守护，只等锡庆门外的住房改建完成就开始建岗。田队长指定我为锡庆门新设的内岗小组成员，而小刘分在东华门，小贾分在神武门。
至于待遇，田队长说警卫队的人员虽然还算不上是警察，但一切按公安系统规定行事。现在我们的工资是二十六块，转正后就算是公安十二级，也就是最低的一级，工资每月四十一块五。至于以后什么时候擢升，那就要看各人的道行和运气了。对这一点我倒是心安理得，当时全国上下，一般民众谁都没有加过工资，差一级就是一个月多五六块钱的事儿。再说，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吃肉有肉票，穿衣有布票，抽烟有烟票。有钱没票，钱也是等同废纸。我早就听说，大学生毕业是五十六块，学徒工刚去是十八块，三年出师三十二块。这样比起来，我们当警卫的还真是多快好省。所以听到这里我就连忙接过田队长的话头道：“确实公平合理，我们很知足。”田队长一听这句话立刻就眉开眼笑了说：“看来到农村插过队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懂得轻重，知道好歹。”
田队长对警卫队确实有份自豪感，告诉我们，警卫队员还要发放统一的制服。他扯了扯自己身上的外衣道：“我这件就是。”我们连忙凑近细瞧，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与普通的外衣有何不同。他看我们一脸的惶惑就说：“当然，这和平常的便服没有什么不同，但它确实就是‘警服’。”我们听了也知趣，没有继续深问。大约田队长觉出我们的喝彩不够热烈，就又补充说：“除了一年一套的单外衣，我们还两年发放一次棉袄、棉裤、棉帽、棉大衣……”他说到这里特意顿了一下，见我们还没反应，就更加重语气地大声说：“外加一双皮靴。”田队长没有再说下去，可我们看着他一脸的期待，立刻明白了，初来乍到，此刻一定要给田队长捧捧场才行，于是三人齐声啧啧地说：“真不错，真不错。”话到嘴边，脸上也就跟着泛起笑容。我偷眼看去，田队长这时终于显出释然的微笑。
后来知道，我们的制服是到城南天桥劳动保护用品商店买来的，灰色涤卡，上下四个兜，没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尽管如此，我还是和警卫队的同僚们一样，终日穿着警卫队发放的制服，穿这件，洗那件；穿那件，洗这件，而且五冬六夏总穿着队里发的皮靴。其实凭良心说，那时布票紧张，能穿上没有补丁的衣服就算不错，更别说有白给的制服穿了。如果有制服，无论是警察还是军官，也无论是开车送货的司机还是纺纱织布的女工，谁都是白天黑夜地穿着发来的衣服，好省下布票给家里人用。记得一九八七年我陪哈佛大学来访的蓝贝格教授夫妇在饭馆里吃饭，看见对面桌子旁边坐着一位身穿大红制服，袖口滚边，胸口上还有绣字的青年人，蓝太太就问我：“这位是个将军吧？”我回头打量了一番，告诉蓝太太：“我看不像。我们这儿将军都要按资排辈，等熬到了，也就该拄拐棍了。”我见蓝太太还是一脸狐疑，就冒昧地回头问年轻人。那人听了哈哈大笑，他的同伴也都笑弯了腰说：“这制服是火车司机的。”
警卫队的制服当然没有火车司机的那样体面。后来我知道，这些警卫队的行头还是通过走夜巡的胖子老王凭关系才买来的。虽说是从天桥劳动保护用品商店买的，但是由你买还是派他买，据说很不一样。老王说过，布面看着都是的确良咔叽，但此种双层涤卡面料最结实，一年之后再发新制服时，这身还像新的一样，可以脱下来给儿子穿，儿子穿不下了还可以收起来，以后给孙子穿，说得上是传代的玩意儿。老王是田队长原先从故宫窑厂带来的，河北南洼一带的人，为人很四海，在京城混了这十多年，也见过些世面，在社会的三教九流里认识不少人，所以警卫队购置服装的事每年全是由他经办，而他每回也都办得妥帖体面，不是皮靴的猪皮毛眼打磨得精细，看着简直像是牛皮；就是长大衣里絮的都是当年的好棉花，穿着感觉跟鸭绒差不多。每次老王办货回来，都会将其中的奥妙一一指点给大家知道。我们当然只有点头称是、自愧不如。
老王也能吃，饭量奇大。有次为了和我打赌，他在食堂当着大家的面一口气吃下去七个窝头，吓坏了我。他说其实还能再吃，我赶紧劝住，只好输给他五斤粮票。他将我递上来的粮票举给大家看过，小心在怀里收好，说是过两天要换成全国粮票寄回老家去，今年家里又是一个饥荒年，正好派上用场。老王话多，而且嘴上没遮拦。他家在农村，领导顾不到他，“家里的”也就多年调不进京城。他每次走夜巡到了锡庆门，歇过脚来，口中必是那句“光棍苦，光棍苦，裤子破了没人补”。我听了便说，你有老婆，有孩子，算什么光棍呢？他听了，不以为然地凄然一笑，对我说：你还小，没娶过媳妇儿，你不懂，这活光棍可比真光棍还苦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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