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61年底，“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熬的那段时光。父亲在市直机关工作，不幸沦为“右倾”，为惩戒错误，临时借调参与遣送“盲流”工作。
年关将至，家中无粮，一家六口食已无继，妈妈和父亲商量能否借遣送“盲流”的机会，让父亲把我和弟弟带回老家吉林乾安县农村，一则能省点车票钱，二则能逃荒保命，还能为家里省点粮食。我记得小弟弟出生在1960冬天，他一出生赶上“低标准”，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粮，妈妈没有奶水哺育，每天饿的哇哇哭。几乎一点蛋白质食物都没有，严重营养不良，常常饿的用脑袋撞炕沿。（后来严重影响发育，导致终生自闭症）。
冬天天黑的早，妈妈熬了一锅清汤寡水的稀粥，全家等着父亲下班。
顶着一身寒气的父亲终于到家了，吃饭时父亲告诉妈妈，有一个机会去四平和长春送“盲流”，可以借道回趟老家，顺便把小青（我）和老二带去。
那年我11岁，已经四年级了，每天上学除了饿就是饿，学也学不进去，我记得同学和老师也都是饿的面带菜色，难以教学。听父亲这么一说，心里暗暗高兴，尤其听说还能吃到粘豆包和鸡蛋，心里更巴不得尽快成行。
现在再来说说什么叫盲流，什么叫低标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许多濒临饿死的人，外出逃荒讨饭，他们大多到城市，或捡拾垃圾，或沿街乞讨，亦或小偷小摸，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谓之盲流。
1960至1962年三年，城市居民粮食实行减量供应，家庭主妇27斤，小孩子依年龄几斤到十几斤，在鱼肉蛋奶几乎绝迹，蔬菜副食极少的情况下，供应极少的这点粮食叫“低标准”。
政府为维持秩序，防止盲流抹黑社会，各地建立收容所收容盲流，审查教育遣返原籍。一时间，大批盲流被收容关押，几成不是罪犯的罪犯。
遣送盲流的一天到了，父亲领着我和弟弟，到收容所办理遣送手续提出两名盲流——一个三十几岁的中年人，另一能有二十多岁，两人都是面黄肌瘦，头发凌乱，一脸的憔悴，眼神漂移不定；穿着脏兮兮的破棉袄，每人背着一捆破行李。面相上看虽然并不凶恶，但我还是本能的感到有些害怕。
那年爸爸三十二岁，带着两个孩子，还要负责把两个盲流送到指定地点，这个任务能圆满完成吗？
上了火车，父亲把两人连手的铐子解下，让他俩靠里并排坐，父亲坐在过道侧，我和弟弟则坐在对面座位，父亲跟两个盲流说，我不难为你们，你们也不要给我找麻烦，咱们互相体谅完成遣送任务，两人连连称是。我不时的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心里想他们可能比我更加肌饿，他们为了不饿死跑出来，现在让他们再回到那个更加肌饿的地方去，他们会不会饿死？
火车上凭长途车票供应一个二两的小面包，短途旅客只有看的份儿。我们一行只有三个成人票，爸爸把面包发给两个盲流，把另一个掰两半分给我和弟弟。
火车到达沈阳站，我们要在这里换车，父亲对两个盲流说，上级要求一路上都要上铐的，我看你俩表现挺好，现在换车就不连铐了，但是你们两一定不能逃跑。父亲一面拽着我和弟弟，一面紧盯着两个同行的盲流一起走出检票口。沈阳站前广场浑浑噩噩的人群，不少人横七竖八地或坐或躺在过道处花坛边，我亲眼看到一个妇女从口袋里掏出的饼干被一个盲流一把抢跑，一时吓得旁边的人急忙躲避。
意外几乎同时发生，就在人们都在注意盲流抢夺食物时，被遣送的那个年轻些盲流不见了。父亲急忙睁大眼睛寻找，但是哪还有一点踪迹。年龄大些的盲流主动提出再四处找找，父亲知道不可能找到，亦或怕他再跑掉，赶忙拉着我和弟弟，拽着盲流回到候车室办理中转手续，等待再次出发。
天黑时，火车到了四平站，坐了一天的火车，饥肠辘辘，我又饿又困，连走路都要睡着。
后来的事情不知道爸爸是怎么处理的，好像年龄大一些盲流，遣送给四平接收方的。
年轻的盲流跑掉了，长春不用去了。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已离我们远去。忙忙碌碌的一生，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但是晚年退休后，我却常常想起，依父亲的右倾错误之身，领受遣送盲流的任务，这可能是组织上考验个人表现的机会，但是出于父亲的怜悯之心，没有给盲流上连铐，致使一个盲流脱逃，这要承担怎样的后果啊？
2024年0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