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父母在河南开封。
今年，要是父母都还在世的话，父亲是一百岁，母亲是九十五岁。当然，我们没那么幸运，十多年前他们就都过世了。下面是他们的平凡故事。
先说“盲流”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人人有户口，一个户口定终身。1956年国务院曾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经政府许可离开户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从此中国人的语汇里出现了“盲流”这个新词。1957年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将农民稳定在农村。”
什么叫“盲目流入城市”？为什么在农村就是社会主义，进城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本是农民流向城市的过程，中国人早就在流动了。其实，中国的城市居民几乎全是“盲流”的后代。试问当今城里人，有几个敢说自己不是“盲流”的后代？我就是“盲流”的后代。
他们是工人，不是“农民工”
江苏长江北岸有个姜堰（今泰县），原本很少人知道它。只因当今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出自这里，知道它的国人才多了一些。这是我母亲袁金凤的家乡。妈妈是个乡下人。1927年，十三岁的她与姐姐、妹妹三个，从姜堰乡下到上海讨生活。据妈妈说，原来她们家境也还不坏，有两块田地，一块打下的粮食供自己吃，另一块打的粮食用来酿酒，家里有一个酿酒的作坊。不幸我外公外婆双亡，家境破落，生计无着，除大哥留在乡下外，三个姐妹一起到了上海。
像别的乡下人一样，她们到上海去并不是“盲目外流”。她们的目标很明确：做工。那时候不兴叫“打工”。我1980年到美国时，才头一回听到“打工”这个名词。想来这是港台旅美同胞的发明。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个“打”字从何而来。当然，“打”字是万金油，连饭都可以“打”，工当然也可以“打”的。打工就是做工，一回事，都是为了谋生，图一只碗饭。
就如现在的美国人称晚到者为“外国人”一样，早到上海的人称晚到者为“乡下人”。那时，上海的苦力活差不多都让“乡下人”，特别是“江北人”和安徽人包了。过了八十年，现在也还是如此。如今他们不再被称为“盲流”，因为政府已经允许农民流入城市了。但还有一个“户口”卡着他们，政府称他们为“农民工”。为什么叫“农民工”？因为他们没有上海的户口。他们在上海做工，就是上海的工人，和其他上海的工人一样，差别只在一个“户口”而已。叫他们“农民工”是歧视，至少是“户口”歧视。
当时的上海，最东北角叫“杨树浦”。这是沿黄浦江与浦东隔江相望的一带。“浦”是江边、水边，从小在“杨树浦”长大的我，只知道江和水，不记得哪里有什么杨树。大概上海开埠时这地方是有杨树的。杨树浦有一间属于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的纱厂，叫公大纱厂。这厂子如今若还在的话，当被尊称为“外企”的。
妈妈她们三姐妹运气还好，在公大纱厂找到了能够糊口的工作。是“童工”吗？也许是。受剥削吗？不知道。反正她从此就有工作、有饭吃了。妈妈没念过书，是个半文盲。一个才十三岁的乡下姑娘，能够在上海这个大地方谋到一个饭碗，即便受剥削，也高兴。
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厂里又来了一个苏北农民的儿子，也属“盲流”一类。他姓丁，那年十八岁，家在东台县安丰乡下灶村。母亲去世早，遗下三个儿子。他是老大，独自来到上海，看能不能挣钱谋生并接济乡下种田的父亲与两个弟弟。自然，他就是日后我的父亲。
史载公元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起兵夺取侄子朱允炆的帝位，历时三年攻破南京城，登基为明成祖。按我们丁氏家谱所记，朱棣攻打南京方面的明军时挖开了苏北高家堰大坝。就像明末李自成为了攻打开封城开挖黄河淹死了数十万开封平民一样，大水淹没里下河地区，人口锐减。随后大批移民从人口稠密的苏州一带迁到里下河地区，其中丁旺龙、丁旺虎兄弟二人，来自苏州阊门。他们到了东台县境，务农兼烧盐经商。后代繁衍五百年，丁氏已成一大家族。今东台一带，丁姓有近万人。
按照家谱所记，丁氏兄弟两支：大业堂、执玉堂。我们执玉堂这支最近十代的宗派次序是宏、居、玉、有、余；万、昌、宝、正、国。我的曾祖父叫丁万华，祖父丁昌桥，父亲丁宝宽。我自然属“正”字辈。父母选择了“正大光明”四个字给头三个儿子命名。（据我所知，以“正大光明”给三个儿子命名的还有前国民党北伐军将领、中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我们的下一代应该是“国”字辈。但我们兄弟四人皆脱了轨，只有在乡下的堂弟正银按宗派规定给儿子取名国华，在上海当工人的堂兄正来给儿子取名国强、国庆。
他们成了“上海人”
后来父亲告诉我，他是这样找到头一份工作的：一天大清早，他和别的人一起在“东洋人”开的纱厂大门外面等工。他幸运地领到一个牌子：可以做一个星期工的牌子。他读过两年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这一个星期的工作是为机器编号，用毛笔沾上油漆，在纺织机器上一个个编写上号码。一个星期结束时，那位懂中文的日本工头（上海人叫“拿摩温”，是英语Number one的音译）翘起大拇指用上海话对父亲说：“好来西！好来西！”当即决定父亲留用，作长工。
什么手续都没办，什么表都没填，父亲从此就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从此奠定了他的子女成为“上海人”的基础。直到退休为止，他一直没有中断其在纺织行业的生涯。“我这一辈子没失过一天业。”这是他晚年最得意的一句话。
工作稳定了，一个月工资是八块大洋。当时他住在一个老师傅家里。师娘管做饭。他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师傅。这就有点余钱可以支持苏北的两个弟弟了。想想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工资也就是一个月八块。东洋人对中国劳工实在不算刻薄，起码不比中国资方给中国劳工的待遇差。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父亲人极聪明，而且好学，工余还进过夜校。
1959 年我进控江中学读高中，学校每个年级有一个班是侨生班。归国侨生都学英语。另外还有一个英语班、四个俄语班。我被安排到英语班，时常在家里念几个英文单词。他在一旁居然也能与我唱和几下。我惊讶地问：“你怎么也会英文？”他微笑着说：在工厂做工时，大学生办工人夜校，他去上过课。年轻时记性好，三十年了，竟一直没忘。
那些义务教员应当是美国教会办的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中共执政后改名上海机械学院，今称上海理工大学）的学生，因为该校和父亲的工厂在同一条军工路上，相距也就两公里。史载“在华各基督教大学中，沪江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工作的学校。1913年在杨树浦眉州路创设沪东公社……（1928年）刘湛恩就任校长后，沪东公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为工人区儿童创办幼儿园和中小学，还开办了医院和诊所，免费为周围工人及附近农民施医送药，受到社会的欢迎。”应该说，父亲是在沪江大学的工人夜校学习的。
父亲一直没有离开那家日资纱厂。后来，在同厂做工的父母结了婚。母亲是挡车工，整日在纺纱机旁穿行、接头，早已成为一名技术娴熟的工人。父亲是保全工，即从事机器维护修理的工作。仅凭两年私塾的文化底子，他竟然就掌握了拆卸、修理、安装的整套技术，成了技术骨干。
到1934年左右，父亲的工资已经长到十八块一个月。加上母亲的工资，小俩口的日子过得可以了。可是“人啊，欲壑难填”，这是他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也难免。有一天，一位朋友找到父亲说，河南郑州的“豫丰纱厂”到上海招人。说像他那样的技术工人，到郑州一个月可以挣三十六元，是上海的一倍。他问父亲去不去？父亲马上说“去”。那时候，人们没有户口观念，不存在“放弃上海户口”一说。
他们离开了上海
史载，后被毛泽东称为“新兴商人派”的上海浦东人穆藕初1914年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后归国，在上海开办德大纱厂，1919年又集资在河南郑州开办了豫丰纱厂，其规模和设备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1925年，中共领导人王荷波、王若飞等曾领导该厂五千工人大罢工。郑州地处中原，内战时不管哪路军阀占领了郑州，都要住进豫丰纱厂吃大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长期亏损的工厂更难以维持，资产抵押给了美资洋行。1933年，资方拟宣告停产遣散工人。共产党遂领导工潮，工人罢工半年。国民政府派要员调解后于1934年初复工。
父母就是在这个时候到的郑州。挖角者说话兑现，豫丰纱厂付的工资真的是三十六块。
当时河南的省会是开封，郑州还很不发达。父母留下来的那个时期的惟一的照片上有父亲的题字“1935年在开封”，大概是特意从郑州去开封照的。
1937年，大哥出生。听父亲说，当时在郑州一元钱可以买到四只老母鸡，或者一百一十只鸡蛋。
不久，日本大举侵华。1938年2月，日机首次轰炸郑州，火车站、商业区死伤居民五百多人。这时豫丰纱厂已经因资金困难抵押给了中国银行，成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属下的国营工厂。政府决定将工厂搬到陪都重庆。工厂的机器都要火速拆卸。已成技术骨干的父亲是拆迁的主力。工厂的机器设备运到武汉后，父母在武汉暂时分手。母亲抱着大哥先行去重庆，父亲则负责押运机器乘木船溯江而上。木船在纤夫的川江号子声中缓缓而行。“纤夫唱得很好听”，他后来告诉我。船队化了八个月才从武汉到达重庆。我真后悔当时没向父亲问明白，是一拨一拨的纤夫轮换走了八个月，还是同一批纤夫拉了八个月。
“豫丰纱厂”迁到重庆市郊小龙坎，称豫丰纺织公司重庆纱厂，1939年1月开始复工生产。史称该厂“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穿衣问题贡献甚巨。”但是重庆常遭日机轰炸，1940年5月27日，日机99架分三批对重庆实施轰炸。其中第三批36架在小龙坎投弹。我家虽无恙，豫丰纱厂及附近街道、码头被炸，伤亡100多人。为确保大后方的穿衣问题，在重庆北边的小城合川东津沱又建了合川支厂，于1941年5月开工生产。我们一家迁到了合川。
顾名思义，合川是江流汇合之处。嘉陵江和渠江在这里迂折会合，形成一个半岛。半岛上为面积不足三平方公里的钓鱼山。山顶有块巨石俯瞰嘉陵江，传说有一巨神在此钓鱼，解救因天灾而遭受饥馑的合州百姓，因此被称作钓鱼山。山上有城名“钓鱼城”。
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合川这个地方。其实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公元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支大举侵略南宋。蒙哥亲率主力打入四川，却在合川受阻。蒙军总帅汪德臣攻打钓鱼城时被守军击毙。蒙哥大汗亲自出马，又被钓鱼城宋军火炮之矢石飞丸击中，数日后死去。正在攻打武昌的蒙哥的弟弟忽必烈闻讯，立即从中国撤兵，回蒙古争夺汗位。
这时，蒙古侵略军的铁蹄已踏遍欧亚大陆，波斯（今伊朗）已成蒙古帝国之一省，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已落入蒙古人之手。伊斯兰世界仅剩一支埃及的队伍。然正准备与埃及决战的蒙古统帅旭烈兀听到蒙哥大汗的死讯，立即率领蒙军主力东归，帮助哥哥忽必烈打内战。忽必烈倒是如意夺取汗位建立了包括中国领土在内的元帝国，留在叙利亚的蒙古军队却全军覆没。蒙古向欧洲、非洲的扩张就此被遏制。所以史称合川钓鱼城一役“击毙蒙哥大汗，迫使蒙古帝国军队从欧亚战场全面撤军”，是“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帝国向非洲扩张的不朽丰碑。”
蒙哥临死前曾留言，将来若攻下钓鱼城，必屠杀全体军民。但合川五县军民同心坚守，蒙古人就是打不下钓鱼城。直到1279年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南宋灭亡，元世祖忽必烈承诺不杀军民后，守军才放下武器。小小合川抗战三十六年，这是历史上的重要一笔。
在离钓鱼城西几公里处的东津沱，“豫丰纱厂”重新开工了。纺织机是1939年英国出产的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机器。工人由当地农民中招收。新工人也是工人，不是什么“农民工”。妈妈没念过书，但家中有个当私塾先生的哥哥，识得几个字，又跟爸爸学过一点文化，到合川后就当上了教练员。她原来是在前纺做挡车工的，专教刚上岗的女工如何做挡车工，工人都叫她老师。
父亲仍然管理机器，算技工，父母的新家在技工宿舍26号。这是极简易的平房，单层木结构瓦屋，墙面是竹片编成两面抹泥的墙，一个柱距就是一户人家。每家一厅一卧一厨。客厅兼餐厅里只有一个桌子几个凳子。中间的卧室里有两张床、一个柜子。白天卧室里太黑，为了省电，将屋顶瓦片拿掉几片换成玻璃，作成采光的天窗。厨房是用大锅台，烧木头。爸爸将包装机器用的废弃木板检回来用。家里没有厕所，技工宿舍边有个大茅房，是傍山坡建的二层木结构。据大哥说，大茅房很简陋，通风很好；男女各一半；每边在木板上开有几个大洞。他每次如厕最怕掉下去。因为下面就是大粪池，农民随时在下面舀粪。
因为有重要的豫丰纱厂，合川也没能避免日机的轰炸。纱厂在山脚开辟了几个防空洞，都是三米宽、二米多高的毛洞，没有任何装修，有的地方干燥些，有的地方很潮湿。一听到空袭警报，大家就往防空洞跑。有时候来不及了，就往农田里跑，总之要远离房子。史载1941年合川被轰炸三次。据大哥回忆：“我跑过三、四次。听说有一次，厂里几个工人贪图外边风凉，到了防空洞，也没进来。日本飞机一颗炸弹正好投在那洞口，这几个人都完了。”
后来妈妈这样对我回忆逃轰炸的情形：有一次警报响了，她赶紧抱起二哥，手拉大哥，沿着田埂跑。一不小心就会滑下田埂。“他才五岁，跑在田埂上，摔了一跤，一声不吭，爬起来再跑，一点没哭。”一次她和保姆、大哥、二哥到了避弹处，想起有个什么东西忘了拿，又一起回去拿。结果飞机来时已经来不及再跑到山脚，只得钻进家门前的烧饭用的杂木柴火堆躲起来。谁知炸弹偏偏落到了他们原先躲藏的地方。我们家命大，毫发无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再无力量轰炸重庆。合川也就安全了。
爸爸和厂里的几个同事在厂边的东津坨合作经营了一个豆腐店。大哥回忆说：“六、七岁时爸爸曾带我去过豆腐店。每次去，豆腐店的人就盛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让我喝。大概也就喝过五六次。一场火灾将豆腐店全烧毁了，我去看过，太惨了，烧焦的木梁木柱东倒西歪，地上尽是破瓦片，烧焦的黄豆一包一包的。幸好一个人没伤到。”
后来，丁家第三个儿子出生，这就是我。因为我的到来，家里请了一个农村老妇帮忙。可是不幸，一次她去井边打水时摔下山坡，死了。父母替她买了棺材，送她到老家安葬。
我出生后不到九个月，日本就投降了。父亲发起全厂职员在厂部门口合影纪念。厂部建在小山坡上，大伙散立在十多级的台阶上，宽大的门洞上方悬挂着四个大字：“庆祝胜利”。2004年我访问该厂，在爸爸他们当年站立的台阶上也照了一张相。去之前大哥给我画了一张地图。按图索骥，避弹的防空洞还在，山顶的宝塔却不见了，不知是1958年大跃进时拆砖建了炼钢炉，还是毁于1966年的“破四旧”。我出生的技工宿舍26号已为楼房取代。
1946 年，国民政府派人去上海接收敌产，包括杨树浦那几间日资纱厂。厂里许多职员成了上海纺织厂的接收大员，爸爸是技工，也随厂长等人去了上海。母亲则领着我们三兄弟留在合川，直到1947年才与其他本厂眷属一起离开住了将近十年的四川，乘船沿江而下，到上海与父亲会合。后来听邻居说，在船上，才两岁多的我曾把一只鞋掉进了江里。
全家重做“上海人”
转了半个中国，丁家又到了上海。当时的杨树浦江边，都是大工厂。最高大的烟囱是美资杨树浦发电厂的。这是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发电厂北头是原属日本大阪东洋纺织株式会社的“裕丰纱厂”，南边是隶属于大日本纺织公司的“大康纱厂”。现在它们都是中国的国营工厂了。父亲随厂长到了“大康”。1949年中共进城，工厂被正式冠以“国营”二字。“裕丰纱厂”改名为“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厂”。后来这个厂子出了个叫王洪文的人物，七十年代当过一阵毛泽东的接班人，后来死在了监狱里。“大康纱厂”成了“国棉十二厂”。父母就在“十二棉”一直干到退休。而1927年父母开始其工人生涯的公大纱厂成了“国棉十九厂”。（留在重庆、合川的豫丰纱厂也都成了国营工厂；1953年在郑州原豫丰纱厂废墟上建了郑州国棉二厂。）
日本人在时，每间工厂都建了象模象样的住宅区，叫“工房”。偌大的杨浦区，多是“棚户”，只有各间日资纱厂建的职工宿舍区够格称为住宅区。这是杨浦区的一大特色。当然，日资工厂的住宅区是分等级的。大康有三处“工房”。“一工房”、“二工房”是中国工人住的，直到现在还是。房屋质量还行，不比五、六十年代建在郊区的“工人新村”差，但房间都不大，楼距也较小，环境不如“工人新村”。建于1927年的“三工房”是日本雇员的居住区。小区里都是前后带小花园的洋房，跨路东、路西两侧，分别由一座钢筋水泥的围墙圈起，围墙顶端插满了玻璃片，还有两尺高的铁丝网。围墙后是一条从东到西的小河。西宿舍是日本职员住的，屋里落地大窗带外廊，外墙贴满鹅卵石，长着爬山虎。到处是樱花树，有个大花园，花园旁有个“纪念碑”，还有一个幼稚园，一所小学，一个游泳池，一个足球场。东宿舍是日本技工住的，相对较简陋，但比“一工房”、“二工房”还是宽敞多了。
当时外边的人都叫它“白林寺”：东白林寺、西白林寺，很少人称“三工房”。爸爸说：一位叫白什么的比利时领事在墙外那条河里游泳时淹死了。说的人多了，白领事传来传去就成了“白林寺”。这似乎是个无从确定的传说。
东洋人走了，偌大的“三工房”整个腾空。父亲在东、西宿舍中挑选后，看中了东宿舍最北边的一排房子：六家，每一家都是一楼到三楼独门独户。从记事起，我有很多时间睡在三楼。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原是铺在地板上的，我们却一块块摞起，堆得两尺高，就是我的床。房子比当时大多数的民宅都现代化，有抽水马桶、煤气炉，日本人的木制澡桶也留下了，可以几个人坐在里面洗澡。
东白林寺除了我们家这一幢，都是二层的楼房，还有一大片空地。出身农家的爸爸妈妈率先在空地上开荒种地，种过鸡毛菜、青菜、莴笋、茄子、南瓜、萝卜、丝瓜、扁豆、豇豆等。我们家有个二齿钉扒，开出来的菜地最多。记得我七八岁时曾经躺在蚕豆地里吃生蚕豆。谁家种的我不知道，反正躺在地里谁也看不见。后来菜地上盖了房子，家里就在后门的小花园里种一点菜，但后来就只种花了。
爸爸在前院种了两颗梧桐树，长大后形成了浓密的树荫。夏天午后的阳光再也不能直射进对面的屠妈妈家，她称赞爸爸做了件大好事。
大哥从外面挖回两棵无主的桑树，种在后院的小花园里。几年后桑树长大了，其中一棵是母的，每年结桑葚。我们每年春天都要养蚕。从蚕种纸孵小蚕开始，直到成蚕上架吐丝结茧。市里很少有桑树，有一次来了个军人，对妈妈敬了个礼，然后说他们也养蚕，能不能给他一点桑叶。更多的是晚上来偷桑叶，弄得妈妈睡不好。她又怕人家摔下来，就去开导偷桑叶者，叫人下来。
西宿舍是日本人在杨浦区留下的住宅区中最好的一个，也是上海少有的美丽的花园住宅区。院墙内有一个圆形的大草坪，四周是剪得整整齐齐的矮冬青，有四个无门的入口。夏日晚上，许多大人孩子带着草席，铺在草地上，乘凉。女孩子们唱歌，看星星。草坪周围是极佳的散步之处。路的那一边是足球场。游泳池附近有一个花房（玻璃房），由一位花匠专门管理。有一天，他张贴了一个布告“今天晚上昙花开花”。晚饭过后全宿舍的大人小孩都拿着板凳围坐在那株昙花四周，围观罕见的“昙花一现”。看昙花时，宿舍门口摆小书摊的老先生特地去画画，大家觉得他真了不起。
五十年代的头几年，每当樱花开得正盛时，还留在上海的日本人总要到西宿舍去过一天节。他们在樱花树下歌舞、野餐，终日方散。我们孩子则到处看新鲜。有一次，日本人要离开上海，说是永远不回来了。他们在樱花树下开了个盛会。我们小学操场的旁边就是樱花树。校长向大家宣布，日本人带了不少糕点一类的食物，愿意送给我们中国孩子。操场两头划了两道相距三十米左右的平行线，一头摆满了一包包食物，我们在另一头线外等候，待哨声一起即向对面奔。随便取哪一包，但一人只能取一包。
其实食物很多，保证每人都能得到一包。但日本人认为平白奉送不妥，要你自己去“挣”到手。我得到的是一大包鸡蛋卷，带回家给妈妈看，吃了好几天。长大以后我才听说，我们那样“抢”，是有损我们国格的。
上海最边上的人家
我们的家可以说是当时上海最边上的一幢房子。几米外是一堵围墙。墙后就是那条传说“白领事”淹死的小河。推开二楼北边的窗子，可以看到河对岸的一片田畴，阡陌与沟渠纵横，粮田和菜地交错，间或有些农舍。田畴一直延展到极目处。从三楼往北看，一直到吴淞口都没有楼房。西北方极远处可见一个绿屋顶大厦，那是原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欲将五角场一带开发成市政新区，仅完成了那一幢市政府大楼便匆匆撤离。从我记事时起，那绿屋顶的市政府大厦已是上海体育学院的一部分。
我家的左邻和右舍都是一起从四川到上海的。他们原本也都是“下江人”，单身去四川工作，在四川结婚生子。所以我们家左右两边的徐妈妈和胡妈妈都是四川人，斜对门的乐爸爸、乐妈妈好像一个是湖北、一个是四川人。宿舍里还有一些从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所以四川、湖南话是我们那个宿舍最流行的方言。我们那些人家是很奇怪的。父母往往乡音难改，而子女们多讲纯四川话。
可是在学校里不能讲四川话。我们学校是工厂的子弟小学，一工房、二工房、三工房的子弟都有。学校规定：“要说国语。”不知道是不是国民政府时代留下的传统，每天上午上了两节课后，工友就推着豆浆车到每一间教室的门口分发豆浆。每人一个搪瓷杯，上面有油漆号码，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在杯子里，各人按号码领自己的杯子喝掉。
我们自以为是城里人，把河对岸一概称做“乡下”。妈妈是做三班的，有时下午就回来了。每当找不到我，然后发现我悄悄回了家，总是用她的乡音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则总是用四川话回答他：“到乡下去了。”她明白，我说的“乡下”就是河对过。我到小河那边的田埂、田沟闲耍，捞蝌蚪、捉小鱼虾去了。要不就看农民在田里耕作，舀田沟的水浇青菜或者往菜根处浇稀释了的粪尿。青菜就是青菜，不像在海外特意叫它“上海菜”。春天，我随大孩子们到田埂上挖过马齿苋和荠菜。“马齿苋晾干后和肉一起红烧特别香。”这是大哥的回忆。我后来读到辛弃疾的诗句“陌上柔桑破嫩芽”、“春在溪头荠菜花”，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家后面的“乡下”就是这样的。
小河对岸大约百米处有一户农家，每到过年时就兼作舂米的小生意。有一次，妈妈带我去舂米。我们把浸泡好了的大米和糯米扛到那农户家里，放一点到石臼里，那农民用脚踏另一头系着石球的舂杆，然后松脚，石球便砸进石臼。米粒渐渐成了米粉，我们再背回家，就可以做团子、发糕了。那时没有冰箱，妈妈把年糕浸泡在冷水里，可以保存整个正月。
这条十来米宽的小河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界线。河那边有个周落村，人家没几户，却有一座庙。一个姓陆的同学家没有房子，全家住在这庙里。小学毕业时，我和左右邻居三人到他家，也就是庙里玩。不知谁说抽签吧，大家就都抽。三个签都不怎么样。一位几天后就得猩红热进了医院。他出院那天我去隔壁看望他，结果当天晚上就嗓子疼，第二天早上到医院一查，猩红热，马上隔离。妈妈雇了一辆三轮车，在细雨中把我送到了传染病医院。另一个抽签者没得病，可是考取的中学很差，而且第一年就留了级。三个抽签的小学生都没得好。
对岸沿河有一条石板路，一直通到引翔港。路两旁住了许多安徽人。他们和我的父母一样，早年从农村到上海做工，就此没再回乡。安徽话好像是那里的通用语。
河那边是“乡下”，河这边就是“上海”了。一点过渡都没有。
不过我们并不自称是上海人。对我们来说，“上海”专指外滩、南京路、黄浦区一带。我们那里不算“上海”。
1949 年中共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驻扎在我们宿舍里的国军在离我家后门七八米远的钢筋水泥围墙上等距离地凿开了一个个八寸左右的射击孔。父亲问几个当兵的：“如果共军来了你们就在这儿打呀？”他们说：“不会等看见。如果共军打到吴淞，我们肯定都撤了。”爸爸看这情况，决定“逃难到上海去”。大哥回忆说：“爸爸看我们家这儿很不安全，于是咬了咬牙，和本宿舍的刘三民家合伙两家十二口人合租了西藏路东方饭店（后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门口有铭牌，历史建筑）五层的一个客房。他认为市中心总安全吧。大人睡床上，小孩全睡木地板上。为了防止流弹打进来伤人，我们将棉被挂在窗户上。记得西藏路解放那天早上，我把盖住窗户的棉被掀开一点缝，我看了很久：起初街上一个人没有，有一辆国民党军的坦克从西向东开过去，不到半个小时，那辆坦克又开回来了，坦克上蹲着一个穿黄军装、左臂扎根红布带的军人。又过了半个小时，马路上就陆续出现了人影。后来我听大人说，我们这儿‘解放’了。”
当时我才四岁半，这次逃难是我今生最早的记忆：我们住在上海了。我记得我们两家住在一个旅馆房间里，我们两三个小一点的孩子高兴得在床上乱蹦。往窗外下面看，看不清什么。我也什么都不懂，就知道“他们”到上海来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那里的人如果要到南京路、外滩那些地方去，就说“到上海去”。“你到哪里去？”“我到上海去。”“他到上海去了。”宿舍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四川话。
差点成为“地主资本家”
1948年左右，不懂政治的父母竟在共产党打来的前夕拿出大部分积蓄，在乡下买了二十亩地。几个月后共产党来了，说我家是地主，要斗争分田。这道理普通人是弄不懂的。自由买卖，钱可以用来买房，也可以买地。何以买了房无事，买了地就要充公？充公不算，还要斗，还要枪毙。分地还好说，斗争起来怎么得了。幸亏父亲的堂弟是乡里共产党的小负责人，写了个证明，说那二十亩地是买来分给他的几个叔叔，即我的二爹、三爹、四爹的。这也是实话。父亲是孝子，四爹独身无子嗣，正指望分给他的几亩地养老呢。
地是被充公了，但万幸我家没当上地主。
也万幸，父亲没当上资本家。
共产党来到上海之前不久，父亲与几位朋友合股开办了一家小工厂。以后多半是要被扣上资本家帽子的。我猜是姨妈帮了我家大忙。不是批条子写证明那种忙，而是使父亲迷途知返，破财消了灾。
妈妈是三姐妹中的老二，姨妈是大姐。妈妈离开上海十三年，她一直在上海。不知何时加入了中共。他们地下党在闸北的棚户区买了个简陋的房子，给姨娘（妈妈的妹妹）一家住，实际是中共的地下交通站。直到有人问我表姐家里来的是些什么人，这个交通站才取消。不过姨娘家一直还住在那里。每到过年时我们三家互相拜年，我去过几次。在共和新路民立路，是用毛竹、竹蔑、苇席、油毡搭起来的。中间加了一层，有木梯爬上去，算二楼。在上海那实在就是穷人居住的棚户了。
1948年左右当局在上海缉捕中共地下党员时，姨妈与她的同志曾持枪在我家阁楼上躲过一阵，待风声缓后才转移去苏北的中共“解放区”。姨妈和妈妈都说过，地下党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大都先在我家躲一阵，然后转移到苏北。中共地下党真聪明，我们院子里就驻扎着国军，躲在我家实在安全。后来姨妈他们随中共的队伍回到上海，姨妈的那个同志好象是上海总工会的要人，文化不高的姨妈起先在市军管会，后来在国棉三十一厂当军代表、人事处长。她的家就在1927年她们三姐妹开始其工人生涯的公大纱厂的工房里。住的是原日本经理、后来国民政府时代厂长的花园洋房，是工房里最好的一幢。姨夫原是军人，在淮海战役里眼睛受了伤。可能姨妈、姨夫的级别不够高，或者干部太多，一幢洋房三家人合住，并不比我家宽敞多少。
虽未得证实，我还是相信，在这么个革命姨妈的影响下，父亲认识到新社会开始了，万不可再当资本家。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就主动将股票交给政府，与那间工厂脱离了关系。（直到八九十年代，二哥还说过“那间工厂还在呢。”）
总之，这是一件大善事。如果父亲是“地主兼资本家”，我们几个孩子就都是“黑五类”了。共产党是讲阶级出身的，若我是“地主兼资本家”的儿子，人生轨迹将会完全不同，哪里还会从事什么“核事业”、什么“××工程”！
从1927年到49年二十二年间，父亲从月薪八元的“农民工”，成为月薪一百八的“技师”，又买地又投资买股票。所以后来一位大学同学对我开玩笑说：“你父亲是个工贼。”她的父母都是三十年代清华“进步学生”的头领。中共进北京后一个在北京市当局长，一个在教育部当司长。不过，没幸福几年父母亲就都被打成右派，成了“黑五类”。所以，对比我家，她认为我也应当属于“地富反坏右”的子女。
共产党建立新社会，但照顾旧社会过来的人，给他们“保留工资”。父亲也蒙受“保留”照顾。但月薪一百八太高，请自愿减薪。于是自愿降到一百四十元。从此时到他退休，一直“保留”了二十二年，原封不动，还是一百四。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
不过父亲的地位倒是高了。近万人的大厂，他是掌管机器维修的保全科长，后来又学习制图，成了工程师。
回到上海后，妈妈没去工作。她想在家一心照顾好子女。但1953年纺织工业发展，妈妈被请回去教新工人挡车、接头。工人都叫她老师。挡车工很辛苦，每人每天围绕着细纱机要走几十里路。后来妈妈得了关节炎，厂里让她学习医务知识，当了女工保健员。妈妈工作特细心，对她所管辖的二、三百位女工，她都要能认识，姓名、年龄、住址、身体状况，她都要记住。每次发女工保健品，她都要一个一个发到她们手里。有时她忙不过来，就会让大哥帮她抄抄写写。
“打老虎”
我八岁时，到处都“打老虎”。
后来研究历史我才知道，那时毛泽东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对象是干部，“五反”则针对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闭门造车，预言“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至数万贪污犯”。他下达一个又一个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并屡屡发出“增加打虎预算”的指示。“打老虎”右倾者被撤职查办，甚至自己变成“右倾老虎”，各级干部愈打愈疯狂，制造了无数的冤案。上海市在“三反”中有五百余人自杀，“五反”中自杀数过千。
父亲也成了“大老虎”。严格说来，他也算是个国民党员。当年在重庆有人行骗，说“想加入工会就交六元钱”。他交了钱，以为加入了工会，可拿到手的却是国民党党证。那骗子后来又到别处行骗，被人打死了。这事倒不大。问题是带队从四川到上海接收日本人工厂的厂长跑到台湾去了，四川来的都属于“接收大员”。邻舍的张大荣首先被揪了出来。因为他的兄弟是国军飞行员，到台湾去了。但他东交待西交待，弄得好多人都跟着遭殃。父亲也变做“老虎”，被“打”了。
被当作“老虎”打是很惨的。只是我当时还小，不明白事理。一天半夜，我被叫醒，与两个哥哥一起，坐在床上听妈妈哭诉：厂里在斗爸爸。爸爸要被抓走了，妈妈要我们三兄弟记住：“爸爸是一个好人……”。我只记得爸爸坐在一边，什么话也没有说。
不知为什么，直到“老虎”打完了，爸爸也没被抓走，稀里糊涂地就没事了。政治似乎又远离了这个老百姓的家。
严父慈母
1954年春节，父母带我们四兄弟和妹妹回了一趟东台老家。那是爷爷——我们叫爹爹的家，也是叔叔的家。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大哭：在奶奶的坟头。奶奶的坟就在爹爹家屋后二十米处。奶奶去世时父亲才十几岁，一个人盲流到上海，近三十年后带回来这么一大家子。
过完年，到泰县妈妈老家去。爹爹家紧挨着一条河。在河边婶婶洗衣、淘米处，我们全家挤上了一条小船。船主摇橹，“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摇了一整天，除了二哥，我们几个都呕吐了。天黑了才到妈妈老家，踏上岸就是。那不是外婆家，是舅舅的家。妈妈到上海去之前，外公外婆就已经去世了。老家只有个舅舅。
舅舅袁金凯曾经是私塾先生，因为是中共老党员，在县政府任财粮委员。我们去的第二天，舅舅的女儿出嫁。我第一次知道姑娘出嫁会哭得那么伤心。舅舅后来带领民工修河染了病。为看病到上海，在我们家住过很长时间。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春节时曾写了很多春联拿去卖。他回到姜堰后，听说没过多少年就去世了。他的孩子与上海的三个姑姑家渐渐失去了来往。
妈妈是个热心人。有一年苏北发大水，很多人到上海讨饭。我清楚地记得，正在洗衣服的妈妈看到说话带乡音的妇人挎着竹篮子走近我们家门口，忙喊我“快去，把饭锅拿来。”她将剩饭连锅巴都一起倒进了那个篮子。有一次安徽人来乞讨，妈妈翻出一些旧衣服给了他们。
父母都属工作勤奋积极的那种人。“三八红旗手”一类的奖状，妈妈没少领，早就加入了共产党。父亲与人合资开过工厂，有剥削思想，所以入不了党。
妈妈在厂医务所当保健员，要做三班，因为她为之服务的工人也是三班倒。她可以替病人开开常用药的方子。有时她白天要去工人家里访问病号，回家只睡一会儿又要去上夜班。
我下午放学，有时妈妈在家，会给我五分钱，让我到宿舍门口的小摊上买一碗油豆腐线粉汤，吃了再回家做功课。
妈妈的手巧，包粽子时，如果粽叶新鲜，有长长的叶尖，妈妈就将叶尖穿过缝被子的大针的针眼，用针穿透粽子，像纳鞋底似的使劲一拽，粽子就被粽叶捆结实了，不需要绳子。烧熟后只需将叶尖穿过粽子拽出来，就可以吃了。
爸爸的手也巧，我们家补衣服、特别是补袜子这样的事，往往都是他的。他补的袜子，针脚很密实。
上海的夏天是很热的。我们家有一个大台扇。1958年大跃进时，爸爸觉得厂里的办公室都没有电扇，而我们家却有，有点特殊化，便搬到厂里送给办公室用了。他买过两次自行车，一辆是紫红色，他觉得不妥，赶紧卖掉。买了一辆黑色的，骑了没多久，又觉得骑车不安全，又卖掉了。从此爸爸妈妈每天都是走着上下班，一直走到退休。
住在上海，每天买菜是一件最辛苦的事。因为妈妈长期做三班，买菜往往由爸爸包了。每天天不亮他就悄悄起床去菜市场排队买菜。荤菜、蔬菜、豆制品，如果都想要就得排三个队。没有三个人，爸爸会用破篮子、破砖头作替代物。这得跟别人搞好关系，跟卖菜的说好话。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天天如此。要是早上六点才去，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要是过节或请人吃饭，那就得几个人去买。这时我就倒霉了。黑咕隆咚地，大概只有三四点钟，我被叫着从被窝里爬起来，去参加排队。一般是六点才开始卖，这样我还可以坐小板凳上打一阵瞌睡。
我们家有个帮佣，我们喊她“张妈”。她从苏北来，丈夫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不知道有罪没罪，反正被镇压了。她没子女，一个人到上海来。她在我家多年，后来要嫁人走了。妈妈劝她别走时，我正在旁边看书。如今我只记得一句：“老了，我们养你。”她还是走了。丈夫是个老头，在宁武路上摆烟摊。我多次路过，有时碰见送饭的张妈，会交谈几句，但从未与那老人说过话。他从来不吆喝，不说话。我猜想说不定在旧社会他曾经是个有文化的、甚至有地位的什么人。后来家里又来了一个苏北的“张妈”，记得我曾与她有个大辩论：我说大跃进了，粮食亩产千斤、棉花亩产百斤，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斥我“瞎讲”，我则坚称那是老师说的，不会错。
我们家曾经是街道里的“五好家庭”。事迹是：家庭和睦。我们从来没见过父母吵架。妈妈说：“看人要多看好的地方，不和别人计较。”所以我家没有婆媳矛盾。二嫂对妹妹说过：“我对阿拉姆妈是一点话都没有好讲的，这样的婆婆不大有。”
丁家几个儿女也都不错。对我的学习，妈妈一向放任不管。学习上我不需要大人操心，但也没得过奖。妹妹念初中时，妈妈去参加她的家长会，班主任在会上说，教了二十几年的书没有碰到过妹妹这样好的学生，门门功课都优秀。妈妈觉得无限荣光，奖给了妹妹五块钱。
我小时候贪玩，功课一做完就出门，不归家。差不多每天都在西宿舍球场踢球。我们组织了一个“海魂”足球队，每人印制了一件球队的汗衫，我是“海魂3号”。球队还在一工房的球场上与在上海港卸货的某国远洋轮的水手赛过一场。
游泳池在小学的教室旁边。夏天有季票卖。买了季票，每天从早到晚都可以泡在游泳池里。爸爸本来不同意给我买季票，班主任徐老师到家里跟他谈话后，他就同意了。从此一到夏天，游泳池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下雨天我们也游。在游泳池当救生员的都是宿舍里的大哥哥们。我后来在大学勉为游泳队成员，就是因为宿舍里有个游泳池。
我家严父慈母。我挨父亲训斥是常事。每当父亲训我，母亲都不帮腔。她一声不吭，绝不火上加油。但也绝对不护我。
父亲管子很严。有一次大哥一伙人在三楼打麻将，被他发现，当场推开北边的窗子朝外扔。许多牌被扔出了围墙。事后大哥悄悄地领我们到墙外去捡，可是没捡着几个，因为多数掉进河里了。
对我，父亲只管一条，不许看“闲书”。小人书属于闲书，我看了很多一分钱租一本的小人书。摆小人书摊的原本是文化人，他不仅能速写“昙花一现”，还能画小人书。我看过他自己用毛笔画的小人书。不知什么历史原因使得他流落在街头，惨淡经营小书摊。
小人书可以租回家。可是父亲在家我就看不成，只好打邻居家的主意。谁家的门没关严，漏出一道光，我就溜到那家门外，借光看书。我的高度近视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这是左邻右舍都知道的秘密，唯独我爸爸不知道。
我不再是“上海人”
1962年考大学前，妈妈只问了我一句“你考哪个学校？”我说“清华”。清华她知道，因为大哥已经在那里了，至于报考什么系，她就不问了。我也没有说，因为“核物理”是什么她肯定不明白。
高考第一天回来，发高烧。妈妈和二哥送我去医院打青霉素，又过敏，输液抢救折腾到天亮才回家。妈妈问：“今天考试还去不去啦？”我说：“去。”考场很远，在五角场的同济大学。“那就坐三轮车去吧”，妈妈说。
真的考上了。我们中学有三个同学被清华录取。爸爸领我去派出所转户口，户籍警看了看录取通知，说“啊，清华大学。”爸爸说：“我家已经有一个在清华了。”
户口一销，我就不是“上海人”了。我成了远走高飞的鸟儿，从此只能回上海做客了。
搞文化革命了
我进大学后，父母亲自然希望下面两个子女也都能进大学。1966年，妹妹即将从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她通过了英文笔试、口试，被挑选去欧洲留学，已经通知了父母。预订七月初到北京报到，然后才知道去哪个国家。可是，六月份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打乱了一切。
搞文化革命了，凡有点来历、与各种“分子”有点瓜葛的人家都被抄。我们这种人家应该不会有人来抄，可是母亲庸人自扰，自己革了自己的命。家里有个一尺多高的磁观音，砸了。日本投降时豫丰纱厂职员“庆祝胜利”的大幅合影一直挂在家里。“这是我组织照的。”有一次，父亲自豪地指着这幅照片说。可惜，照片里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妈妈怕惹祸，也将它烧了。
家中挂的另一张大相片是爸爸四十周岁时照的，也烧了，因为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属“四旧”。爹爹有一次对我说，奶奶长得很漂亮。这我相信。因为父亲年轻时长相也很出众，有的人到我家见到他的相片，说不亚于某电影演员。这张相片没有底片，母亲也擅自烧了它，父亲不愉快了很长时间。这样，父亲当年的摸样就只能留存在我们的心底里了。
父亲自己也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吓晕了。他存有几百块人称“袁大头”的银元，怕被抄家者搜去，想暂存到比我家还无产阶级的姨妈那里。他拎着一袋银元上了三轮车，不幸半途下起雨来，下车时只顾雨，忘了银元们。到得姨妈家才想起来。也罢，权当抄家抄走了吧。同别的许多人家相比，我们家的损失真如林副主席所说“最小最小最小”。
“打倒三开分子”
文革初期的乱斗、抄家风过后，父母这种不问政治的人又安稳了一阵。弟弟也参军到北海舰队去了。但是，到了1968年，毛泽东要“清理阶级队伍”了，不管过去是否“清理”过，都要再来一遍。
“清理”的情形与当年“打老虎”没什么不同，只是头衔变了。毛泽东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北京）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于是，全国的“三开分子”都被揪了出来。总之，父亲入了“三开”：日本人在时你吃得开，国民党在时你吃得开，共产党来了你还吃得开！这种人还能不打倒？
其实，在日本人的工厂里，父亲是个工人，哪里“吃得开”！只是因为抗战，他才吃了那么一点开。充其量也就是个“二开干部”罢。但是贴在厂门口的标语写的是“打倒三开分子丁××！”
与1952年“打老虎”的情况不同的是，毛主席有塑像了。所以，不论何类分子，都多了一个“打老虎”时没有的新节目：在塑像前向老人家请罪。父亲每天的任务是扫地半天，在工厂大门的塑像前请半天罪。毛主席看不到、听不见，不过是展览给全厂上万号人看罢了。
二哥写信到北京报告父亲被“揪出”的消息。我进城与在第五机械工业部工作的大哥商量后，决定给二哥回信，要他明白无疑地面告父亲：“千万不能自杀。”后来二哥告诉我们，父亲说他完全明白这一点，人一死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父亲没有自杀，却还是顶不住了。他接受了工厂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同意在次日全厂“宽严大会”上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然后荣获“坦白从宽”。而西宿舍的朱工程师将在同一个大会上被宣布“从严处理”。他回到家，将此交易告诉了妹妹。妹妹听了，马上批评他：没有的事情怎么能够乱说！不该承认，不该乱说。他觉得还是女儿讲得对，次日到大会上，面对几千人，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国民党特务。”
他翻供后，当局倒未按照“抗拒从严”的原则处理他，只是强迫他退休了事。一桩“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假案就那么不了了之了。
泰州十年
妈妈退休后，在街道里当义务卫生员。替人看看小毛小病、打针什么的。后来又在居委会里干点什么。要出黑板报，她文化不高，便抓子女的差。我回沪探亲时见过有人到家里来，请她调解家庭纠纷。总之，她还挺忙。开始时，她是丁妈妈，后来就变成丁奶奶了。
父亲退休后也闲不下来。“我不能等死啊。”他对我说。那时江浙各地乡镇企业均在上海挖退休的技术力量，泰州地毯厂听说有这么一位工程师退休在家，找到他，表示诚意聘用。于是父亲在晚年回到了苏北，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单身生活，也算是为他家乡的建设作了十年贡献。后来他又帮助东台在安丰镇建了一间工厂。
七十年代我曾独自访问东台老家，并转道到泰州探望过父亲。父亲向我介绍了这家专织出口地毯的工厂的整个生产流程。他说织地毯和织布有相似之处，机器设备也大同小异，所以他还有用武之地。他指导工人将所有的机器都拆掉，重新安装一遍，改进了生产。看到工厂上下对父亲的尊重，我十分欣慰。
妹妹也到泰州去看望过父亲。父亲对她说：“十二厂把我当根草；泰州地毯厂将我当作宝。”那里的人们非常尊敬这位“丁工”。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工厂给他单烧小灶。不过，这也有坏处，地毯厂隔壁是杀猪场，人们包括父亲自己都不懂得什么是“健康食品”，烧菜用的是猪油。
父亲从来不吃牛肉。他认为人役使牛耕田，牛辛苦一辈子，最后耕不动了还要被吃掉，太残忍。他不抽烟喝酒，不吃动物内脏，这倒是有益健康的习惯。退休前他从来没有看过医生。在工厂二十年，医务室里连病历都没有一张。杨浦区健康普查时他曾经是“健康老人”之一。可惜泰州的十年猪油积累下来，使他得了心血管病。他没能高寿，八十二岁就去世了。
国民党回来了
文化革命结束后，我离开从事了近十年的科技工作，进入科学院研究生院。1980年春，科学院的导师到美国访问，帮我联系了一家大学读博士。奖学金办妥后，赴美的机票一时没有着落，我曾问父亲能不能帮我解决。他一口允承，说：“过去想去还去不成呢。”
1984年我还在纽约读研究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过一则小消息，说抗战胜利后带领父亲从四川到上海接收大康纱厂的厂长从台湾回大陆访问。我后来问母亲，她说：“来过了，张大荣的兄弟也回来过了。”
我们称之为二爷的张大荣，1952年曾因为兄弟是国军的飞行员而在“打老虎”时头一个被揪出来斗。现在二爷的兄弟也能够回上海探亲了。期间母亲设家宴请他吃了一顿饭，二哥下厨做的饭菜。席间，他告诉母亲，1950年“二•六轰炸”，十几架飞机中有他一个。他对我母亲说，他们的任务是炸毁杨树浦发电厂。他知道发电厂旁边就是大康纱厂，仅隔一条十米宽的马路。他的亲友都在大康。“上面的命令要执行，只好乱投。”也许是这样，要不然杨浦发电厂不会那么快就恢复生产的。
父母葬在了苏州东山
1982年我回过一次国，父亲公务在身，没多少天就匆匆回泰州了。以后父亲完全退休回到了上海。但多年我没有回去。他去世前数日，我打电话去，问“在做什么呢？”“在看亚运会”，他说。不曾想，这竟是我与父亲天人永隔前的最后一次交谈。
父亲去世之前没将墓地选在苏北老家，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奶奶的坟已经不在了。1958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私人家的坟地、场院一律被无代价收归公社所有。毛泽东又说不应让死人占活人的地，指示平坟，于是全国到处铲平坟地，连周恩来都赶紧平了其父母的坟，我奶奶的坟焉能幸免？丁氏已无一块土地，归葬何处？
将墓地选定在风景美丽，安静如世外桃源的苏州东山后，父亲高兴地说：“以后有地方住了。”
父亲生前最喜欢听京剧和评弹。家里有个留声机，有不少京剧老唱片。我的爱听京剧就是那些老唱片培养的。父亲爱听京剧不奇怪，而爱听评弹就不好理解了。妹妹曾问他：“你怎么会喜欢评弹呢？”他说：“清爽，好听。”不过他的长眠之地选在评弹之乡纯系巧合，墓地是妹夫的姐夫帮助办的，他刚好是苏州东山人。
我们丁家这支人原本出自苏州一带。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个朋友，妈妈也姓丁，就是苏州东山人。我们江北东台丁氏若寻根溯源，不知会不会寻到江南苏州东山？
2009年5月25日Memorial Day—“追思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