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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自处理的五个“盲流”的案件

1961年4月的一天,领导派我去和田县自流人员收容所审查五个“盲流”。说这五个“盲流”是西藏阿里军分区送来的,要严格审查。当年不让饥民逃荒,擅自出来逃荒的称为“盲流”,公安部门按嫌疑犯收容。当时我是新疆和田地区公安处治安科科长,亲自审理了这个案件。

我到收容所,先逐个检查了五个“盲流”随身带的物品以及衣着、体态、语音等,以辨其身份。“盲流”中,两个是青海藏族,一男一女自称夫妻;一个是宁夏回族;两个汉族分别是河南、山东口音。根据“盲流”们的态度我先审查了两个藏族“盲流”。男的通晓汉语,女的次之。在我审问时男的毫无惧怕表情,问什么说什么,甚至还没问就主动交代。女的不断地插话补充。他们不但如实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也交代了其他三人的问题。男“盲流”交代:“1958年草原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我们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牛羊交公了。紧接着办起共产(公)食堂,我们吃大锅饭,食堂里没有酥油,没有糌粑(炒面),我们吃惯了糌粑的人很不情愿地喝着苞谷面糊糊。领主(导)们说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我们过惯了游牧生活的人过不惯集体化的生活,都希望人命(民)公社早点散伙。后来连苞谷糊糊也没有了。领主(导)就给我们宰羊吃。食堂里白天宰,我们夜间偷着宰,公社的羊谁抓住谁宰吃,不久羊吃完了。领主(导)叫我们自己想办法找吃的,我们找不到吃的,饿死了人。1959年春天草原上起事,领主(导)说我们是叛匪。我们在草原上不能待了,领着尕娃逃出了草原开始全家四口一起要饭,要上一碗,都想争着多吃一口,后来我们商量分开要饭,谁要上谁吃。全家一起要饭,人多要不上,施主也不会每人给一碗。你问家庭是如何解散的?开始商量母女在一起、父子在一起要饭。这样老两口就得分开了,这不好。后来我们决定老两口在一起,两个尕娃在一起要饭,尕娃们的死活我们已顾不上了,只要老两口在一起,等世道太平了,我们生活稳当了再生育也不迟。”

老两口来到甘肃讨饭,甘肃比青海还困难,讨不上饭,看到“盲流”们都往新疆跑,他俩也往新疆跑。在新疆盲目流动了一年多,南北疆都走到了,几乎所有的收容所都住过。其间也曾在兵团农场安置过。因他们是牧民,不善农业劳动,今天安置明天又“盲目流走”。

女“盲流”补充:“脑(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在政府的扫帚下面滚!”这一男一女几乎成了“职业盲流”,到新疆一年多来学会了简单的维语,能讨上饭。他们身上穿的全是讨来的衣裤,从服饰上很难看出是哪个民族。

河南“盲流”1959年就流窜到新疆,在叶城县收容所住的时间长,企图沿叶城至阿里的新藏公路去西藏谋生。一天这两个青海“盲流”被送去了叶城收容所,河南“盲流”得知他们是藏族,对这两人说:“你们到西藏言语通,我会看病,又会木匠手艺,我们到西藏去谋生……”三人商定去西藏。鉴于叶城到阿里的公路只通军车,不准百姓进入,他们打听到从于田县的普鲁山口还有一条通往西藏的路。1960年的2月天气渐暖,三个“盲流”离开叶城收容所,边讨饭边问路,向于田县普鲁山口靠去。经过艰辛跋涉,他们摸到了于田县昆仑公社,住在距普鲁山口不远的一个无人经营的水磨上,这里全是维族农民,河南“盲流”不会维语讨不来口粮,就到田野里捋能吃的草籽、拾落地的沙枣和坏果子。两个青海“盲流”会点讨饭的维语,又是一男一女,穿着讨来的维族人的衣裤,每天都能讨上一点麸皮、油渣之类的食物。三个“盲流”讨足了口粮,离开了水磨,沿着他们事先探好的路,绕过了普鲁哨卡,在1951年为解放西藏而修的一段公路上走了十二天,便无路可走了。还没有翻过昆仑山,一半的口粮已经吃完了!“盲流”不敢走了,也找不到路。从原路返回水磨,三人商定:暂时分开,各谋生计,约定来年3月再在水磨上集合,不见不散。河南“盲流”交代,他调查过,从普鲁进西藏,再早了大雪封山不能走,再晚了冰雪融化、洪水所阻也不能走。只有等到来年3月再走。

1961年3月,两个青海“盲流”按去年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水磨,不见河南人,却住着一个回族人。他俩转身要走,被回族人拦住,说不要走,河南人晚上就来!天将黑时河南“盲流”提着讨饭口袋来了,还领着一个年轻人。河南“盲流”一一做了介绍。五个“盲流”,虽是三个民族四个省的人,却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藏族男的年龄最大,“盲流”们称其为大哥,称其妻为嫂。两个青海“盲流”的到来,给三个先到的“盲流”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他们把走西藏谋生的宏图大计寄托在两个青海“盲流”的身上,与其说河南“盲流”是走西藏的组织者,不如说两个青海“盲流”是走西藏的主心骨。

为了在洪水下来之前翻过昆仑山,五个“盲流”抓紧时间准备食物。根据去年的经验,必须背上足够的口粮,能背多少就背多少。当地的维族农民看见去年讨过饭的人又来讨饭,一生二熟,凡是上门来要,据其“善施舍”的教规都给,而且施舍的数量与质量都比去年施舍的好。“盲流”们把每天讨来的食物,不论生的熟的、白的黑的,全都捣碎,放在铁皮上炒,然后装入布袋。每人还准备了一些大蒜、辣子。各人背的都不轻。河南“盲流”决定除了口粮、背水的器物,别的破烂都扔掉。

临行之前,“盲流”们推选河南人为总负责,一路大家都听他指挥。河南“盲流”还出示了几样中药,自行承担一路给大家看病。宁夏“盲流”不识字,但彪悍勇敢,还带着刀子。大家选他负责安全,一路上应付险情,处罚内部不听话者。山东“盲流”原是高中学生,带着地图、指南针,大家一致选他负责找路辨方向。一路上凡有与藏人打交道的事,都由两个青海“盲流”出面交涉。分工明确。

五个“盲流”分完工,按各自民族的宗教信仰,举行了祈祷仪式。宁夏“盲流”独自一人跪在水磨的西墙根,面向西方磕了头,求胡大保佑他平安到西藏。他祈祷时哭了。两个青海“盲流”跪在水磨的东墙根,向青海方向磕头,求家乡的神佛保佑他们平安到西藏。两个汉族“盲流”跪在磨盘上向东西南北磕头,拜了四方神,求四方诸神保佑其平安到达西藏谋生。

分别做完祈祷,河南“盲流”端来一碗水,各把各的手指弄破往水碗里滴了几滴血,五只手端着水碗发誓,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不问根底结为兄弟,发誓到西藏,谁反悔杀死谁。”然后将血水轮流喝净,将碗摔碎在磨盘石上。河南“盲流”还讲了几句话:“我们五个人,虽是三个民族,为了共同到西藏谋生,共饮了一碗血水。现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大家的血,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亲兄弟。一路上要团结,要互相帮助。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起。发誓了,说到做到!”

在一个有残月的夜里,五个“盲流”背起沉重的行装,离开了摔碎水碗,发誓决不再来的水磨,踏上走西藏的路。求生的欲望促使他们敢于去冒死。他们绕过了普鲁哨卡,以急行军的速度,只走了九天就走到了去年他们回头的地方。公路到头没路了,山东“盲流”白天看太阳起落的方位、看地图看指南针,夜观星座,把握着藏北阿里的方向又走了五天。“盲流”们看见了野牛野羊,看见了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看见了野牛野羊,虽是野生动物,“盲流”们都很兴奋,有的想在湖边落脚谋生;有的认为距有人烟的地方不远了。于是大家鼓足劲继续走,走了三天,不但炊烟村庄看不见,连野牛野羊也看不见了,那片水湖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看不见了。五个“盲流”恐惧了,空气稀薄,“盲流”们个个头疼胸闷,呼吸困难。走路的速度大为减慢。往往走到天黑,早晨动身的地方还能看得见。一个个都病倒了。河南“盲流”各种医疗办法都用了,大家还是头疼胸闷,呼吸困难。大蒜吃在嘴里没有味,辣子含在嘴里是甜的。“盲流”们看到口粮一天天不多了,还走不出无人区,不见西藏人的踪影。大家心里明白,走不出无人区,口粮吃完就是集体死亡,恐惧加剧,宁夏“盲流”不停地喊胡大;青海“盲流”不停地念嘛呢;河南“盲流”此时也哭了,没了主意;山东“盲流”躺在地上不起来,说这点粮你们拿去吃,我吃了也是死,不如省下一口是一口,活下一个是一个。愿你们走出无人区,别管我!宁夏“盲流”一看山东“盲流”捐出了口粮,便按照在水磨上定下的规矩,边抽刀边念亡人经。其余三个“盲流”见宁夏“盲流”要履行分工职责,都不阻拦转过了脸。女“盲流”向后瞥了一眼,见宁夏“盲流”一手按住山东“盲流”的头,一手拿刀子,实实在在地问:“你是不是真的想死,快说实话,我帮你一刀,把你活活地扔在这地方,我们走了心里过意不去。送你升天的经我已念过了,祝你来世幸福。”边说边举刀。吓得女“盲流”闭上了眼。山东“盲流”看到要真的给他“帮助”,抬手挡住了落下来的刀子,挣扎着爬了起来。宁夏“盲流”收起了“执法刀”,怒气冲冲地骂道:今天这个不想活!明天那个想死!想死的说实话,刀子方便着哩!

女“盲流”交代:“在刀子的好处下,脑(我)们五个人一个没丢地走出了藏北没人的地方。脑(我)们走了一趟地狱,能从地狱的门上活着回来,全是刀子的好处,是刀子救了脑(我)们!”

“盲流”们忍着饥饿,在缺氧的藏北无人区挣扎了二十六天,终于看见了羊群,看见了炊烟,看见了人,不由得高兴。藏北的牧民看见五个“盲流”,以为是土匪来了,有的吓跑了,有的拿起了棍棒。藏族男“盲流”上前喊话,藏北人听不懂他喊什么(青藏两地藏语方言不同),围上来要打。女“盲流”解开盘在头上的辫子上前搭话,连说带比划,果然生效了,藏北人看见有女人都放下了棍棒。

五个“盲流”在藏北牧民的帐篷里借宿了一夜,附近的牧民都来看,得知他们是从昆仑山背后过来的,都伸出了大拇指。按照藏北牧民指给的方向,五个“盲流”绕过了土匪区,只走了四天,便踏上叶城至阿里的新藏公路。“盲流”们挣扎在公路上,来了几辆军车将他们拉上了。“盲流”们坐上了汽车,庆幸冒九死一生到了西藏,都在想着谋生的事,不料军车将他们拉到阿里关起来了!

数天之后,五个“盲流”被军车送回新疆叶城县收容所,经审查是从和田“流”出去的,叶城收容所便将五个“盲流”送交和田收容所审查。和田收容所得知五个“盲流”是西藏阿里军分区送来的,要求公安局审查。局长派我审查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要将五个“盲流”交给收容所安置处理。收容所所长不接,说:“我们有文件,凡经公安部门审查的'盲流''自流人员'一律由公安部门安置处理。”我也说:我们也有文件,凡经过审查,未发现问题的“盲流”“自流人员”一律交民政部门安置处理。我和收容所所长互相推,推来推去,所长对五个“盲流”说:谁审查了你们向谁去要饭吃!五个“盲流”缠住我,要我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缠住不放,我只好下乡躲走。到这时我才明白“盲流”们为什么不怕审查,抢着交代他们的“问题”。

在那饥民抢食的年代,收容所人满为患。民政部门仅有的一点自流人员安置费,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希望“盲流”们再自行“流”走。

2015年第1期《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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