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到万安公墓祭奠亲人。志愿者提供。
六四35周年日当天，北京遭遇六四后监控最为严厉的一天。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以及网络活跃人士的电话均无法接通。上午，“天安门母亲”群体在公安全程监视下，在万安公墓纪念“六四”期间遇难的亲人。
“六四”35周年日，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异议人士遇到“六四”以来最严厉的管控。早上，北京地铁一号线天安门东站D出口实施临时封闭措施，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停止对外开放。
北京一位因个人安全而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说：“举行悼念仪式现场手机信号被屏蔽，‘六四’难属微信及朋友圈被封。‘天安门母亲’尤维洁、张先玲等人的电话都不能接听境外来电，他们的微信部分功能被禁。今天早上八点多，警察派车接‘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张先玲到万安公墓祭她的儿子王楠。他们在万安公墓祭拜时，现场有很多便衣对着他们摄像，整个过程和往年没什么两样，就是多了便衣。尤维洁5月31日被带到河南洛阳，昨晚才回到北京。往年8位难属有6家去祭奠，今年去了5家，今年特别严厉。”
警方全程监控六四难属祭奠
上午，在多辆警车的护送下，“六四”难属到万安公墓进行集体祭奠。“天安门母亲”发起人张先玲和发言人尤维洁等在现场发表祭文。遇难者家属表示，今天是六四35周年：“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怀着沉痛的心情相聚在万安公墓，寄托我们的哀思，祭奠我们的亲人，这里长眠着我们的8位遇难亲人。35年前，他们被政府的军队残忍的枪杀，罪恶的子弹剥夺了他们鲜活的生命，历史不能忘却。”
难属们表示，35年来从最初为失去亲人感到悲愤、痛苦与绝望中擦干泪水，为亲人讨回公道，形容这条路是一场持续艰难的历程。当局对他们采取监听、监视、警告、威胁和跟踪等手段，尤其是在“清明节”“六四”以及其他敏感时期。难属们强调，他们将继续向政府秉持“真相、赔偿、问责”的三项诉求，以告慰所有“六四”遇难的亡灵和35年来已经逝去的父母。
上周，中国异议人士查建国、人权律师浦志强、维权人士张宝成、教会长老徐永海、独立媒体人高瑜在北京郊区或外省被迫接受官方指定的活动。江苏异议人士丁先生对本台说，今年的“六四”当局高度敏感：“六四，这边高度敏感，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跟其他网友一样转发一首歌，就是我最爱的人像昙花一样绽放，表达纪念之意。”
湖南、江苏、山东、湖北、四川等地的异议人士和基督徒告诉本台，他们正受到地方当局控制，不得接受采访和“乱说话”。正在北京的四川网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天安门广场周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所，不准行人停留。她说：“我看到微信里面有人放蜡烛，背景是黑的，什么话也不说，但是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北京如临大敌 35年前一幕就像昨天
记者致电湖南的任铭、袁小华、程晓峰等多位异议人士，但电话均无法接通。郭先生对本台说：“任铭几天前告诉我，政府相关部门通过管控人员和他们个别见面打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说乱动。”
曾在中国体制内任职的退休人员杨先生对本台说，当局对“六四”言论严厉控制，因为这是中共历史上的污点：“六四是大事，现在已经如临大敌，因为这个事情毕竟在任何一个政党的历史上，都是不光彩的一页。‘六四’无非就是学生请愿，他们没有武器，就是游行示威静坐，你开枪镇压学生运动，当年如果向右转的话，中国就往民主方向迈了一大步，没想到‘六四’变成一场灾难，中国就万劫不复了。这段历史经历了35年，实际上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