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铁根，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9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遭人诬陷，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罪处以死刑，成为建国后被处决的军衔最高的军官。
事情最早的起因，来自1957年国防部部署的反教条主义，矛头直指刘伯承担任院长的军事学院和萧克担任部长的训练总监部。8月刘伯承被迫辞职。
1958年5月，林彪主持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中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高潮。
当时，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的批斗，导致大口吐血。医生将带血的痰盂端给有关人员查看，被指责为“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战史教授会主任、老红军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报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根本不听他申辩。
在接下来的全军“反对教条主义”运动中，蔡铁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调离部队，被下放到江苏省常州市机械工业局担任巡视员。妻子迫于压力与他离婚，他一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
1969年8月文革期间，常州市机械局人保科长偕同常州中学的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到蔡铁根家抄走了蔡铁根的40多本日记。因日记涉及对党内政治生活，以及对某些政策措施不满的言论，特别是日记中有批评最高领导的语言，常州市委专门成立了“蔡铁根专案办公室”，将与蔡铁根往来密切的吴翼、余须涌、屠苏等人拘捕。在一系列逼供信的操作下，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认定蔡铁根等人有反革命活动。
1970年3月11日凌晨，蔡铁根和他的同案者被叫起来吃饭。饭后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先是宣读“逮捕证”，接着就向他宣告死刑判决。蔡铁根听到判决后愤怒地说：“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遭到蛮横呵斥：“不准上诉！”。从听到判决到最后赴死，蔡铁根始终从容镇定。行刑前，蔡铁根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吴翼道别说：“你看过古戏《搜孤救孤》没有？”吴说：“看过。”蔡铁根说：“活着的，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八年后，蔡铁根的两个儿子，替冤死的父亲走上了申诉之路。
1978年年底的一天.在寒风呼啸中，蔡金刚和弟弟登上了驶往北京的火车。
到达北京后，兄弟二人按照俞须涌信上的地址，在东城内务部街找到了刘儒增的家。这是一个很大的旧式院落，一个院子连着一个院子，因为住进了许多人家，环境显得有些杂乱。但从尚还保留的雕花回廊，和残存的太湖石来看，这地方在过去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
刘家住在最后一进院落，很不凑巧，刘儒增并不在家，他老伴说他去大连休养去了，蔡金刚兄弟只好失望地离开了刘家。
两人决定先住在生母家里。听儿子说明来意后，生母觉得蔡铁根的案子很难翻转，但也并未反对。
安顿下来后，兄弟二人先去了总政上访接待站，排了很长的队，等轮到他们时，一个满脸不耐烦的工作人员接过他们的申诉材料，就叫他们回去等。留下地址电话后，两兄弟只好回来了。
几天以后，忽听楼下有人叫喊，一个年轻军人找到了蔡金刚兄弟，他说他姓穆，是总政信访处的。他带着几分兴奋说：“已经查到了，有这个人，还是个大校呢！”他是骑车跑来告诉蔡金刚兄弟消息的。
当蔡金刚兄弟第二次去刘儒增家时，老人已回来了。老人满头白发，但很健康，性格爽朗，说话快，走路快，动作也快。他看了俞须涌的信，问了一下情况，立刻写了个条子，叫蔡金刚兄弟去找总政一个姓高的人。
高同志是个大个子，戴着副眼镜，他看过刘儒增的字条后，进了里屋，随后同另一个年岁较大的军人一同走了出来。高介绍说这是赵部长，赵对蔡金刚兄弟说：“这个事情，好像1975年邓副主席就有过批示。但因为你父亲后来到地方那一段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也就无法处理，地方那一段不解决，部队这一段也不好办。因为他是经过公检法判决的，所以还要通过地方司法机关，你们必须首先想办法解决地方这一段的问题。”
考虑到申诉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情，总政给蔡金刚兄弟开了封介绍信，是给“人定湖接济站”的，到那里可以免费吃住。蔡金刚和弟弟决定去看看。
人定湖接济站位于永定门外护城河边上，是当时为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设立的，必须有点关系才能获得免费食宿。兄弟二人找到接济站一看，发现只是一座空楼，一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就在肮脏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兄弟二人一看，决定还是回生母住处。
考虑到案子要通过司法部门，蔡金刚带着弟弟开始寻找最高法院，好不容易才在东交民巷附近找到了这个机关。门卫以一种见多不怪的神情一句话没说就递过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印着去高法接待站的路线。估计找接待站的人太多，门卫太费口舌，无法应付，所以想到了发纸条这个办法。
高法的接待站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历史博物馆南面的一个胡同里。因为来申诉的人太多，接待站临时搭建了一排平房，整个胡同到处是人，男女老少，各种口音。
接待站的大铁门是紧闭着的，申诉者首先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交上申诉材料，然后每天来等，直到铁门开时，叫到你的名字，再进去接谈。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大门开了：“江苏常州的蔡金刚有没有？”蔡金刚赶紧答应着挤了过去。接待者是一个瘦小的中年人，听口音像是南方人，人很稳重，他让蔡金刚兄弟坐下后，边听两人说明情况，边慢慢翻看申诉材料。后来，他起身去了隔壁房间，回来后告诉蔡金刚兄弟说，你们的这个案子，我要向领导汇报，还要经过调查方能弄清楚，以后会给你们答复的！说完后，又往椅背上一靠，似乎在考虑什么，然后又补充说：“这个案子，根据我们判断，是存在问题的，很可能是个重大的冤假错案，这本不该和你们说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确定。你们的父亲过去在部队工作，所以你们还要去找总政，要他们尽快和我们联系。”
一番话让蔡金刚兄弟深受感动。经过询问，才知道这个人叫黄仁贤，是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负责华东地区的法官，蔡铁根这个案子以后就由他负责办理。
蔡金刚兄弟从高法出来，心情激动。但等到再去总政时，总政的一位工作人员却答复说，蔡铁根的案子要等地方复查完了并且推翻原判后，部队的平反才有意义。说话时态度显得很冷淡。蔡金刚兄弟提出要见姓高和姓赵的两位同志时，也遭到了拒绝。原本明朗的事情突然变得复杂起来，如果部队要等地方，地方要等部队，结果是两边都拖着不办，岂不糟糕！
迫于无奈，蔡金刚兄弟又去找了刘儒增老人，老人听说后，略一沉思，当即又写了一封信，口吻坚决地说：“找陈沂！”老人说，陈沂是原总政文化部少将部长，被划成右派，最近刚刚平反，正住在他女儿家，可以找他试试。
这位刘儒增老人，其实并不认识蔡铁根，但他钦佩蔡铁根的为人，愿意主动出手相助。
在天坛南门外永定河边的一片住宅楼群里，蔡金刚兄弟敲开了一户普通住宅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她说陈沂不在家。当问明兄弟二人的来意后，她要过他们的申诉书，叫他们坐下，然后戴上老花镜，认真地慢慢念了起来。当念申诉书中所描述的苦难时，老太太声音哽咽了，拿出手绢擦拭眼泪，抬起头对蔡金刚兄弟说：“放心吧，孩子们，我一定把它交给陈沂，他也一定会管好。”后来才知道，她叫马楠，是陈沂的夫人。
蔡金刚兄弟离开陈家时，天已经快黑了，此时已到年关，到处张灯结彩，街上熙熙攘攘。想到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四处奔波，事情似乎并无进展，心情不由得又沉重起来。蔡金刚和弟弟一人买了一个火烧充饥，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心里空虚得发慌。
蔡金刚兄弟再次来到最高法院。黄仁贤告诉他们，高法领导和刑庭的同志经过研究，已经打电话通知江苏省高级法院和常州法院派人携案卷进京汇报。这个消息让蔡金刚兄弟格外高兴，这说明案子受到重视，已经有了进展。
过了几天，蔡金刚兄弟再到陈沂家拜访，这次老人在家，戴着眼镜，身材瘦削。他告诉蔡金刚兄弟，他已经把他们的材料送到“黄老”那里去了。
陈沂所说的黄老，就是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眼下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
黄克诚说他记得蔡铁根挨整这件事情，问几个孩子在什么地方，陈沂叫蔡金刚留下地址电话。送兄弟两人出来时，老人手指朝上，高声说：“放心吧，孩子，我把你们的事捅到天上去喽！”他安慰说：“别着急，先过年再说。”那天，陈沂送了不少食物给蔡金刚兄弟。
黄克诚看了蔡金刚兄弟交上的申诉材料后，由中央纪委出面发了简报，胡耀邦看到简报后很快做了批示。
不久后，蔡金刚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他姓丛，奉首长之命开始负责处理蔡铁根的问题。他是黄克诚办公室的秘书，他安排蔡金刚兄弟住进了总参第二招待所，介绍信是军委办公厅出具的，原由是“晋见首长”。
蔡金刚兄弟的生母看到了这种变化，在一天晚上带着两个儿子找到了萧克的家里。
萧克是蔡铁根的老首长，曾担任过红六军团的军团长，上将军衔。蔡铁根的罪名中，有一条就是“萧克反党集团骨干”和“包庇萧克”。
在政协礼堂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警卫带蔡金刚兄弟进人会客室。见面时，老将军表情沉重，握着蔡金刚兄弟的手，一一询问名字。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沉默了许久，然后站起身来在室内来回踱步，突然又站住对蔡金刚兄弟慢慢说道：“你爸爸是个好同志啊，是个好同志。你们要坚强起来，这个事我们一定要管，也应该管。”当听说黄克诚在过问这件事情，他“唔”了一声，很感宽慰地点了点头。临别，老将军拿出一笔钱塞给蔡金刚说：“你们现在很困难，一定需要……”蔡金刚非常感激，想到心领就是了，所以临走又悄悄把钱放到写字台上。被老将军看见了，很不高兴，又把钱塞到蔡金刚手中，强调说；“我和你爸爸是老战友，收下！”
不久，在北京西山脚下一处僻静的小楼里，蔡金刚见到了父亲以前的另一位老首长邓华。这位原志愿军司令员在老伴的搀扶下，吃力地从楼上下来与蔡金刚见面。老人身体虚弱，说话吃力，他告诉蔡金刚，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一般不会客。但听说是蔡铁根的儿子来访，便非要下来看看。吃饭时邓华对蔡金刚说：“你爸爸是个非常勇敢的好同志，1938年被日寇抓去，他带头砸了鬼子的监狱跑了回来，有人居然纠缠这段历史。后来从缴获的敌伪档案里，证明你爸爸他们的斗争是英勇的……”他对蔡金刚说：“如果有人再提这个事情，你叫他来找我好了。”
在301医院，蔡金刚还找到了父亲的另一位老战友，时任总参政治部主任的冯征。提到蔡铁根，他向在座的其他同志连声说：“那可是个好同志啊，是个很好的同志啊……，”他告诉蔡金刚，江华和黄火青也在这里住院，他答应找他们反映情况。
蔡金刚兄弟居住的总参第二招待所，位于东单的煤渣胡同，是个有多进院落的大宅子，据说早年是民国将领宋哲元给他母亲盖的房子。总参第二招待所需要持有军以上单位的介绍信方能入住，除了过往公干的军人外，这里住了许多不少因为过去历史上的种种问题等待相关部门甑别和复查的人员。
在这里蔡金刚见过一位林彪的原机要秘书，他专门跑来看蔡金刚，一见面就感叹地说：“小蔡啊，你知道吗？在军委扩大会上，你爸爸是被监视的，他走到哪里都有专人盯着，就是上厕所也有人跟着。他每天的一言一行都有专人报告，我是亲眼看见的。”
蔡金刚兄弟白天东奔西跑，有时晚上就住在生母那里。有一天回到二所，管理员慌慌张张地跑来找到蔡金刚说：“哎呀，我的老天，你们跑到哪里去了？可找到你们了，快去接电话！”他一边走一边唠叨：“这能怪我吗，你们一天到晚不在招待所，我哪能知道你们到哪去了。”电话是军委办公厅的肖宏达主任打来的，他已经打了几次了。通上话后，肖主任热情地对蔡金刚说：“黄老说了，你们能活下来不容易，你们是咱们老红军的后代，有什么困难和需耍，可以找我，和他们二所讲也行，我已和他们交代过啦，你们吃好，休息好，费用由军委负责……”
蔡金刚受父亲牵连，一辈子没听到过这样关切的话语，眼泪忍不住就下来了。肖主任又叫二所管理员接电话，那管理员满脸堆笑，对着话筒一个劲地说“是”。放下电话，他抹了一下头上的汗水说：“小蔡啊，实在对不起，我们不了解你们的情况，工作没做好，没照顾好你们，以后有事尽管找我。”正好食堂开饭了，他拉着蔡金刚兄弟进了食堂，亲自端来两份红烧肉，还不断地问：“还要什么？”蔡金刚说：“这菜太贵了，我们没那么多钱。”管理员讨好地说：“哎呀，首长交代了，你们的开支军委报销，尽管放心吃！”从此饭菜可以随便吃了，每到月底，管理员会拿来一张单据，叫蔡金刚在上边签字，作为报账凭据。
不久，军事学院还给蔡金刚兄妹三人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这些待遇，是那些露宿街头的申诉者所没有的，想到这种情景，蔡金刚兄弟心里很不是滋味。
自从黄克诚办公室的丛秘书把蔡金刚兄弟安排进总参二所后，不断有人来找蔡金刚兄弟了解情况。萧克复出后，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蔡铁根原所在单位南京军事学院，此时已经撤消。于是经各方首长协商决定，蔡铁根的案子由军事学院来复查。
但案件的审查仍然存在阻力。
1979开春的一天，法官黄仁贤打来电话，说常州法院来人了，问蔡金刚是否愿意见一面。蔡金刚对常州法院没有好感，本想拒绝，但黄仁贤觉得还是见一见好。常州和江苏省来了两个人，见到蔡金刚后，开口便要他回去，并强调说：“你父亲是反革命，复查并不意味着改变结论。”话语中不时流露威胁之意。蔡金刚申辩说：“是不是反革命需要复查后结论，结论要实事求是，至于我们回不回去，不取决于你们。”高法的黄仁贤耳听双方唇枪舌剑，表情严肃，没有插话，但最后他说了这样几句话：“他们（指常州来人）说的话并不代表高法的意见……”
但无论怎样，常州来人的态度，还是使蔡金刚感到了极大压力，他们带来的案卷，高法看后会是什么结论，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几天后，蔡金刚再次去高法了解情况，黄仁贤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案卷已经看过了，经刑庭和高法院领导研究认为：事实不能成立，因此原判决是错误的，已经决定要常州和江苏省回去重审，作出撒销原判的判决。”
黄仁贤告诉蔡金刚，这是高法领导和刑庭领导研究过案卷后的正式决定。他还告诉蔡金刚，部队方面已经和高法取得了联系，包括黄克诚办公室等各方正在协调，力促早日解决。这一番话在蔡金刚听来，无异于久旱甘霖，春雷阵阵。兴奋、悲伤、痛苦、愤怒交织在一起，不知如何表达才好。等到蔡金刚渐渐平静之后，黄仁贤才感慨地说：“文革中被迫害惨死的人很多，但像这样一个出身红军的高级干部，被司法判决公开枪杀的案件，全国仅此一例，影响是很恶劣的，我从事审判工作多年也是第一次遇到。”
1979年2月，常州方面迫于形势和最高法院的压力，做了一个复查报告，报告认定蔡铁根：“确有组织武装上山打游击，建立反革命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只是因为“没有行动”；另外还“恶毒攻击红太阳，但未有扩散”；所以撤销原判。
这个明显属于胡说八道的复查报告，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家属和北京方面的否定。
1979年3日10日，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关于蔡铁根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决定说：“蔡铁根对向苏军学习有些看法，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是合乎组织原则的，不应视为向党进攻。鉴于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业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撤销，蔡的所谓包庇萧克反党宗派活动理应予以否定……据此蔡铁根的右派分子是属于错划，应予改正。”决定最后说：“待江苏省高级法院对其反革命罪甄别结论作出后，再根据党的政策和有关规定做好善后工作。”
部队方面已经扫清障碍，且多次派员联系催促常州方面，但后者迟迟没有反应。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蔡金刚在招待所里等得度日如年。北京的首长们和领导同志，虽多方努力、催促交涉，但因自身是部队领导，对地方政府跨行隔山，终是无能为力。
直到这一年6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黄克诚以中纪委的名义，亲自找到参加会议的江苏省委负责人许家屯，许家屯答应回江苏后督促落实此事。
不久，江苏省委直接向常州派出了工作组，直接领导参与了对整个案情的复查。最终，案情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所谓“打游击”，是告密者为了立功，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编造出来的。至于日记中对极左政策的批评，并无错误，更谈不上“恶攻”。
夏日的一天晚上，蔡金刚打电话向副总长李达询问，是秘书接的电话，他告诉蔡金刚，江苏省方面正在开会，会上将要讨论蔡铁根案件，要他再等一等。午夜过后，秘书打来电话：“常委会已经结束，工作组报告通过，会议决定撤销原判，彻底平反昭雪！”
闻听此话，蔡金刚喜极而泣，眼泪夺眶而出……
资料来源：
360百科《蔡铁根》
蔡金刚《蔡铁根平反经过》
2023-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