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玲是重庆印染厂的职工子弟，初中毕业生，1972年下乡，那年她16岁。
杜晓玲长得单薄清秀，有一条又粗又黑的长辫子，一双很大的眼睛，眼睛有些凹陷，都说她像印度女孩，我没有这种印象，只觉得她那双眼睛目光极深，看你一眼，你就会感到有两道冰一样的寒光穿透你的灵魂。
杜晓玲和我是一个知青点的，除了我们俩，还有一个叫邱义明的男知青。我们下乡的时候什么也做不好，记得第一次煮饭，不知饭该怎么煮，糊里糊涂在锅里放一碗米，加一碗水，架起柴禾就烧，结果饭成了炒煳米。后来杜晓玲不声不响地进来帮我们，教我们怎么舂谷，怎么筛糠，怎么做饭，以后索性做饭时多匀点粮食，我们两个男知青分下粮食就往她屋里一挑，在她那里搭伙，也就省却了做饭洗碗的麻烦。
杜晓玲不太爱说话，手却很巧，极会过日子。我们那里是山区，穷，没有几亩水田，大多是山区的瘦地，种小麦、红苕、豌豆、洋芋，全年全劳力的粮只能分到二百来斤，其中谷子和小麦最多只占三成，大多数时候是吃红苕和各种杂粮。杜晓玲会做很多种杂粮饭，如焖南瓜、焖胡豆、玉米面汤圆、豌豆窝头、红苕粥等。这些杂粮换着花样吃，倒也常有新鲜感。每次煮饭，她总是省了又省，而且吃饭的时候，她总是先让我们两个男知青吃，说我们的活重，说她的胃小，吃不了多少。其实她的活也不轻，而且还要负责做家务、做饭，我们只管挑水和去山上挑煤的事。她的单薄大概与这种节省有关，可惜我那时没心眼，只知道胡撑傻吃，根本没想到她那是想替我们省下两口。
1975年，川东大涝，地里的庄稼全泡了汤。小春过后，青黄不接，农民断了炊，就组织起来到湖北讨饭。当时我接到任务，带一支农民队伍外出讨米，已经准备出发上路了，可县里召开三级干部紧急会议，没走成。当时知青大多有家里接济，每月寄个三块五块的，能买上十斤粮，日子好过些，但粮食仍然不够吃。我常外出开会，有不少会规定要带粮食，而且是细粮，这样没过多久，知青点那本来就不多的细粮就被我折腾光了。杜晓玲怕饿着我们两个男知青，就把洋芋种、红苕种这一类干粮做给我们吃，她自己到坡上去摘新鲜红苕尖回来就着玉米面煮糊糊吃，这样一直吃了20来天，把脸都吃绿了。我们看不下去，不让她吃那个，后来就和她抢着吃，她不让，说她胃不好，只能吃稀的，她管那种喝一口满嘴苦涩味和水腥味的野菜汤叫“黄金翡翠汤”，说皇帝想吃还吃不上呢。
杜晓玲只读了初中，那年头的初中生，水平大多不高，可她却非常爱读书，也许这就是她和邹眉关系要好的原因之一。她总是能弄到一些当时很难弄到的文学书籍来看，比如《牛虻》、《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封神榜》、《铁流》等。队里的农活很忙，一般早上6点钟就要出早工，到9点才回家做早饭，夜里要干到天黑尽才收工。
我们的地大多在山上，收工后打着火把下山，等做了饭，收拾好，大多是10点钟以后了。那时杜晓玲才抱着书在煤油灯下读，有时候一读就读到半夜。那时煤油一毛八分钱一斤，我也是个夜猫子，有我们两个吃煤油的，一个月得耗去好几斤油。这大概算是杜晓玲唯一的奢侈了。杜晓玲读了不少书，一旦读到她喜欢的书，就推荐给我，我下乡时也带了一些“私房”书，我们就调着看。后来我们队里又来了一个县里的女知青，叫毛丽明，是公社知青办主任的侄女，她父亲有不少藏书，她送了我不少，这样我们的“粮食囤”里就有了不少收入，让我们那段时间又费了不少煤油。记得杜晓玲回城后，还给我寄来一本她手抄的诗选，字是抄在派工单上的，密密麻麻有十来万字，那集子我读了好几遍。
在我认识的女孩子中，像杜晓玲这样与世无争的太少。我们队民风尚好，老乡大多对知青比较照顾，37户人家中，没有无赖和恶棍，大欺侮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利益分配上，老乡不喜欢知青在他们碗里争夺本来就不多的口粮，常爱计较。杜晓玲刚下乡时，生产队只给她评4个工分，我们队每个劳动日只值一毛三分到一毛四分钱，也就是说，她每天起早贪黑干十三四个小时农活，只能挣5分钱。杜晓玲一点也不计较，默默地做活，一年到头从不请假，队里有别人不愿去干的活，一般采取包工分的办法，她便争着去做，到年头，她总能挣回全年的口粮款，还能分得三块五块钱的红利。队里看她一个孤零零远离家乡的弱女子，活干得不比别人差，心里过意不去，两年以后把她的工分升到五分半。我下乡后，当上了基层干部，为自己同一个战场的好友打抱不平，想把她的工分争到和别的农村妇女一样。那次队里闹得很凶，杜晓玲劝我别争，说只要能分回口粮就满足了。我那时年轻气盛，不听劝，闹到最后，差点和政治队长打了起来，后来还是把她的工分提到了七分半。为此我很得意了一阵子。
和杜晓玲交往的时间长了，便知道她家里的一些事。杜晓玲父母都是重庆国棉厂的老工人，父亲是机修工，母亲是清纱工，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就入了袍哥组织，为人仗义，母亲也是姐妹伙的成员。家里有5个孩子，3个男孩，2个女孩，杜晓玲是老四，下面一个妹妹。她是家里5个孩子中最听话最乖巧，同时性格又最温存的孩子，所以她父母最疼她。她父母关系不好，长年分居，她大哥不愿父母这样，从中调合，因此不被父母喜欢，15岁就单身外出找了一份工作。杜晓玲初中毕业后本来可以不下乡，当时有规定工人可以病退，她父母在一个厂，不管谁退，都可以让杜晓玲顶替。但是她父母积怨太深，想着对方都疼爱这个女儿，便把这看作向对方报复的机会，谁也不管她。她二哥三哥那时都参加了工作，都在谈恋爱，两个哥哥为了从父母那里弄房子和钱，都不愿得罪父母，对妹妹的事不闻不问。她大哥知道这事后，从泸州赶回重庆，苦口婆心地说服两个老人，劝他们能退一个，让妹妹顶替进厂。两个老人谁也不答应。杜晓玲跟着父亲住，有一天晚上，她睡在阁楼上，听大哥在楼下劝父亲，当时知青的问题很复杂，打死知青、强奸女知青、知青因疾病无人照料死在农村的事到处都是，而全国有关知青的恶性案子，以四川最严重。大哥把他知道的这些事都说给父亲听，大哥说着说着就哭了。大哥哭着说：“妹妹她还小，不能让妹妹下乡呀！那个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妹妹她会死在那里的！”大哥说着扑通一声就给父亲跪下了。可自始至终，父亲没说一句话。杜晓玲在阁楼上躺着，用被子捂紧嘴，生怕自己哭出声来。就这样，第二天，大哥带她去派出所下掉了户口，然后送她到了乡下。大哥在乡下陪了她十几天，直到嫂子拍来电报，说再不回厂，厂里就要开除他，他这才留下身上所有的钱和粮票，千叮咛万嘱咐地走了。
我后来在重庆见过杜晓玲的父母，他们都是很好的老人，待人热情，两个老人都要留我吃饭，而且说到杜晓玲时，两个老人的言语和眼神中都充满了疼爱之情。我始终弄不明白，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疼爱的女儿去农村？
1976年春，我染上了一场恶性疟疾，病得不轻，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大队赤脚医生给我开了几片消炎药，一点作用也不起，我躺在床上打摆子，时冷时热，好几次昏过去。大队有两个男知青爬拖拉机到70公里外的县城买奎宁，一去就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他们参加了另一个公社知青抬尸游街的队伍，被抓起来关进牢里了。那些日子，全靠杜晓玲守着我，在我打摆子时为我生炭火，在我高烧的时候，又用红苕酒给我擦身子。我迷迷糊糊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她就在床边守了我半个月，半步也不肯离开。队里的老乡开玩笑说：“小杜，你们这么合宜，你干脆嫁给小邓做堂客算啰。”后来我的病渐渐好了，等到我的病好了，杜晓玲就病倒了。她是累病的。
我在农村的5年中，有3次面对死亡，这是其中的一次。七队赤脚医生对杜晓玲说：“小邓这回恐怕跑不脱啰。”所以说，杜晓玲是我的救命恩人。
杜晓玲1977年招工进了城，最终还是她父亲退了，让她顶替进厂，当了名挡车工。我后来到了武汉，前几年重庆方面有朋友来，说她做了质检工，又做了统计员，当上干部了，还是劳模，人也胖了些，嫁了个司机，生了个很漂亮的女儿。我猜想她是过得很幸福的，她那么善良，那么能干，性格又好，没有理由不幸福，只是不知道她如今还看书不？
本文选自《我们曾经年轻》，董宏猷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