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的朋友圈中，朱经农是一位重量级人物。
我最初注意到这个人，是在阅读胡适《四十自述》和《留学日记》的时候。他早年“自备斧资赴日留学”，后因反对《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返回上海，参与了中国公学的创办。不久，以朱经农为首的校友会与校方发生矛盾，校方以“倡首煽众，私发传单，侮辱职员，要挟发布所自改印章程”等罪名将他开除。于是，全校一百六七十名学生集体退学、创办新校，并推举朱经农为三位干事之一，负责全校的行政工作。
这些学生虽然能创立高度自治的管理体制，却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经费问题。为此朱经农忧愁过度，以至于精神恍惚、痛苦万分。有一次，他独自走到徐家汇的一条小河边跳了下去，幸好被人救起，才没有丧命。
当时年仅十七的胡适也在该校读书，并兼任英文教员，朱经农比他稍大一点，也就是二十岁左右。在此期间，胡适因为酗酒被巡捕拘留，朱经农曾像兄长一样对他进行规劝。所以胡适在《寄怡荪、经农》一诗中写道：“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傥非良友力，吾醉死已久。从此谢诸友，立身重抖擞。”怡荪姓许，英年早逝，胡适曾为其立传，说他是“一个最忠厚、最诚恳的好人”。朱经农能与许怡荪并列，说明他在胡适心目中的地位。
1916年，朱以留美学生监督处书记的身份赴美留学，正在纽约的胡适闻讯后在日记中写道：“经农为中国公学之秀，与余甚相得，余庚戌‘怀人诗’所谓‘海上朱家’者是也。革命后，国中友人，音问多疏，独时时念及汤保民及经农二人。今闻其来，喜何可言？惜不能即相见耳。”“海上朱家”是江苏宝山（今上海市）的望族，他们不仅是明室后裔，在商业方面也有显著成就。
朱经农抵美时，胡适正在与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等人讨论白话诗问题。不久朱经农从华盛顿赶到纽约住了三天，与胡适讨论白话诗问题。因此胡不但写了《赠朱经农》一诗，还在《尝试集·自序》中说：“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讲座的结果。”看来朱经农在白话文运动的酝酿期间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美国，朱经农先入华盛顿大学，后在哥仑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获硕士学位。胡适回国以后，与朱经农常有书信来往，其中谈到两件私事：一是当年朱经农的母亲生活困难，胡适便奉上三十元。当时胡母刚刚去世，再加上学校薪水不能按时发放，胡适手头并不宽裕。为此朱母感叹道：“不料儿于此薄世中能得此等朋友。”二是有一位“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人在海外散布流言，说胡适在口试没有通过的情况下，便回国冒充博士。于是朱经农在信中对胡适说：博士不博士没有关系，但冒充二字却不能接受。最好的办法，还是赶快把博士论文印出，让谣言不攻自破。
朱经农学成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商务印书馆哲学教育部部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光华大学副校长、中国公学副校长、齐鲁大学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中央大学教育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等职务。王云五认为，朱经农在教育研究和教育实施、教育行政和教育著述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因此是中国少有的全面教育家。
1931年，朱经农面对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曾在信中对胡适说：“大学中应有讲学之自由，不应为一党所把持。亦不应受一、二人之操纵。大学校长应为终身职，非有过失（应明白宣布），不宜更动。大学教授亦应为终身职，非有过失（亦应明白宣布），亦不应更动。至于裁并一科一系，尤非由评议会通过不可。……但是我们毫无组织的个人，怎敢向阵式整严的大党、大阀、大系说半句话呢？所有上海报纸都是某党、某派所支配，所以除了党派的言论，我们看不见多少公道话。”
他还说：“现在中国的政客，看见教育界有一种潜势力，所以都想来操纵教育。前年政学系之于北京农大、法大，研究系之于上海中国公学、自治学院，都是想做‘一色清一番’。现在国民党如果想党化国立大学，也未必有好结果。大学校不是军队，不能不容许学者思想自由与讲学自由。若排除异己，则除善阿谀者外皆不能自安。现在报纸发表的文字，把一个校长弄得乃圣乃神，乃武乃文，我看了之后，不知什么缘故，总觉得有点肉麻。”这真是不刊之论，值得后人特别留意。
在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旧不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中，有一篇《我所认识的朱经农先生》。王、朱二人在中国新公学草创时就已经相识。当时王因为自学有方，被聘为该校英文教员，与朱经农既是师生又是同事。在王云五眼里，朱办事干练，人缘极好。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待人以诚，故“无往而不受欢迎也”。
辛亥革命以后，二人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供职，并通过办报、教书开启国民心智。在交往中，最让王云五感动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时，熊希龄计划与美国人合作开发石油资源，有一份三万字的契约被人译得佶屈聱牙，不知所云。熊是朱经农的姑父，在此之前朱已经介绍王云五在熊的下属机构兼任翻译，但一直未受重用。这一次朱经农深知王云五足以当此重任，便竭力向熊推荐。王接受任务以后，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将原文重新译出才去休息，而朱经农却像是秀才候榜一样苦苦等待，直到熊希龄认为译文无懈可击，并要为王云五大幅度加薪时，他才如释重负。这件事给王云五留下历久犹新的印象。
我注意到，在施蛰存《沙上的脚迹》中，有一篇题为《知己之遇》的文章。施先生说：1986年的时候，他在叶圣陶1946年的日记中看到这样的记载：“朱经农来，言拟好好办光华大学，邀余与予同任教，并托余拉施蛰存任国文系主任。余言自己不任大学教师，拉施君则可以效力，因致书蛰存。”日记中还说：“施蛰存来，渠已允就暨南教职，因可有房子住，光华方面只得辞却。”
对于40年前的这件事，施蛰存早已忘却，看到叶的日记之后他才想了起来。然而让他迷惑不解的是：“我与朱经农毫无关系，也没有见过，他为什么忽然看中我，要我去当中文系主任？”
后来他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看到朱的一封信，才知道事情真相。原来，早在1931年朱经农担任中国公学副校长时，施曾为该校预科代过两星期课，没想到十几年之后，朱还会想到他。为此施蛰存感激地说：“平时最相熟的朋友，也未必就是知己，素不相识的人，更不易成为知己。朱经农从来没有在我的师友之列，可是，他关心了我十六年之久，我却绝不知道，直到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才明白过来，我岂能没有知己之感”？
1948年12月，朱经农作为中国首席代表，赴中东参加联合国文教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看到国内局势更加恶化，只好去了美国做了难民。1951年年初，他刚刚获得一项每月250美元的津贴，却因中风而客死在异国他乡。所以胡适在致杨步伟信中有“经农的事，惨不忍言”的感慨。
去世之前，朱经农在日记中写道：“我为同盟会员，民元转入国民党，对党始终如一。党当政时，我只守党纪，不争党权。党失败时，流离颠沛，决不背党。国民革命初步成功，十七年国府成立，余因党的关系，舍学从政，浮沉二十余年，至今思之，实为重大牺牲。倘以二十余年光阴从事学术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决不止此。从政二十余年，所做建设工作，均被战争摧毁。至今回思，一场空梦。今年老力衰，虽欲从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
朱经农是1951年3月9日去世的，因为走得突然，没有留下遗嘱，因此王云五认为这是“经农自述的概略”。
2021-0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