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深翻土地，建设大寨田；二是学习大寨人自报公议的评分制度。建设大寨田的结果，是把阴土翻了上来，阳土埋在下面，大大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而“自报公议”的评分制度，却不仅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让我深受伤害。
我刚到农村插队的时候，生产队的分配方式有两种，一是计时制，二是计件制。一般来说，农闲时实行计时制，农忙实行计件制。随着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我们这里也开始实行大寨人的评分制。
评分制的关键是那个“评”字。它需要定期召开社员大会，在会上先选一个标兵，让其他人与标兵对比以后，再报出各自的底分，让大家评议。所谓底分，就是即干一天活能挣几个工分。一般来说，标兵可以挣12个工分，男性全劳力可以挣10个工分，女性全劳力可以挣7个工分。
我因为参加高考没有参加麦收，让许多农民以为我这次回来，是为了分他们的小麦。于是，他们不仅给我评了6分，还在评议中把我狠狠羞辱了一顿。随后，他们又把我和老徐从原来的住处——一个大门洞改成的房间，赶到斜对面的牛棚。所谓牛棚，真的是养牛的地方，与文革中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不是一回事。
下乡之初，我所在的生产队有8位知青（男5女3），因为生活所迫，3位女生在一年内全部嫁人。剩下的五个男生，一个因贪污知青生活费和盗窃农村电器进了看守所，一位因看不到希望把户口迁回老家，另一个返回太原失去音讯，只有我和老徐坚持下来。当时生产队长让我们离开大门洞的原因，是要把那里改为记工室，而记工员就是3位女生中的一位。
说到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下上山下乡的有关政策。根据国家规定，每个知青下乡时带有240元安置费，其中120元是建房费用。这笔钱由生产队代管，但是全村八个生产队中只有两个队给知青盖了简易宿舍，其他队的这笔钱都不知去向。
尽管如此，另外五个队的知青住宿还勉强说得过去，只有第二生产队让我们住了牛棚，真是欺人太甚。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牛棚的一面是毛厕，另一面是马圈。当时正值夏季，在人粪马尿和苍蝇蚊子的包围下，我真是不知道如何应对。
更糟糕的是，我们的一日三餐都没有着落。按理说插队知青应该过集体生活，但是没过多久大家就散伙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吃不到一块儿。自打住进饲养院以后，我和老徐就依靠蹭饲养员的炉灶来做饭。幸亏一队的饲养员老王家（“家”是当地土话，有尊敬的意思）同情我们，这才让我们解决了做饭问题。
老王家是太谷人，从小流落到这个村。因为是外来户，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所以一辈子没娶过媳妇。当时饲养院里挂着个有线喇叭，天天转播接见红卫兵的盛况。每逢这个时候，老王家总是满脸不屑地用太谷话嘟嘟囔囔地说些什么。我问什么意思，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有一天他一边嘟囔着一边去喂牲口，我想知道个究竟，便跟在他后面侧耳细听。当我听明白以后，顿时毛骨耸然。我知道，这些话在当时那可是弥天大罪啊！
近年来经常有人问我：你是什么时候醒悟的？我原来以为是九一三事件，现在看来老王家的嘟囔，应该是我接受启蒙的第一课。吊诡的是，这似乎也证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2021-0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