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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再教育

1966年五一前夕,我为了再次参加高考,向生产队长请假回家复习功课。那一年5月,社会的空气越来越凝重,就好像每天都有爆炸的可能。其中与我有关的,是那个“五·七指示”。当时这指示的全文虽然还未披露,但是从报纸广播的喧嚣中,我隐约感到自己的选择实在是有违圣意。

果不其然,就在高考即将来临的6月18日,广播里传来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学生给伟大领袖写的信,这就彻底毁灭了我的大学梦。

现在我才知道,这举动是两所学校的红二打探到圣上早有此意,为了抢得头功联手炮制的。文章指出: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其具体罪状如下:

(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反动思想。现行的高考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

(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子女排斥在外。

(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文章写好以后,由四中的初中生刘源悄悄送到其父亲刘少奇的案头以后,很快就问世了。

紧接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的通知,其实是要永远废除高考制度。有意思的是,到了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的时候,刘源又给他的邓小平叔叔写信要求参加高考,最终被首都师范学院录取。至于11年前的事情,他似乎早已忘掉,因此也不会有歉意和悔意。

话说回来,我在这场闹剧之后,抱着极度失望的情绪灰溜溜地返回农村。这时我才知道,原来的住处早已被老房东收回,同队的徐天荣、石双喜只好搬到饲养院大门道居住。这个大门本来是走马车的,为了安置我们,队里派人把两头一堵,加了个简易门窗,就成了我们的住处。

说到这里,还必须交代几句。太原市的插队知青每人本来是带着240元安置费的,其中120元是专款专用的建房费。另外,当时木材是严格控制的“战略物资”,为了让城市瘦身,有关方面不得不忍痛割爱,拨出相应指标给知青盖房使用。当时西楚王大队一共八个生产队,于是村西头的七八队率先给知青盖了几间住房,尽管质量极差,却也聊胜于无。村东头的三四队也紧跟其后,照章办理。村北头的五六队,因为就住在刚下乡时的那个“棺材院”里,所以条件也不赖。唯独村南的一二队,把木材拉回来以后,椽子搭了羊圈,大梁打造马车。于是队长就把我们安顿在走风漏气的大门道里。

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反正我们也没心思扎根农村,做长期打算。问题是没过多久,队长又以需要记工房为由,把我们赶到一个牛棚里。这牛棚,一边是茅坑,一边是马厩,与我们家真是天壤之别。因为在文革之前,我们家住的“高级宿舍”,已经拥有独立厨房和独立卫生间了。这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至于这待遇是否合理,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暂不讨论。

这个饲养院是一队和二队共用的,四位饲养员就住在大门道东面的房子里。这四个人中除了一位年轻点的有家外,其他三个都是五六十岁的孤寡老人。我记得二队的那两位一个姓王,另一个不知姓什么,只记得大家叫小三。小三寄住在供销社的张某某家里,每到吃饭的时候,张家婆姨就给他送来一大碗红面剔尖或玉茭面煮疙瘩,等他狼吞虎咽之后,再把碗带回去。

那时候,我的阶级斗争观念还是很强的。当我知道这三位孤寡老人都是连贫农都不如的雇农时,便想听一听他们的苦难史。一开始他们并不搭茬,熟悉之后才一边抽着烟袋,一边长叹道:“唉,我们都是坏人,年轻的时候不学好,才落到这个地步!”

这话让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追问以后,才知道他们原本是有家室的,只因为染上毒瘾,才变卖家产和老婆,最终成了这个样子。小三还说,当年只要主家给他一点儿料面,他就能连明彻夜地干几天活,根本不知道疲倦。我问他们,土改时你们就没有分房分地分老婆吗?老王说:“分是分了,还没有入互助组就卖了狗日的啦。幸亏卖得早,要不是什么也捞不着。”

这时候文革已经开始,每天中午牲口回来以后,饲养院那个有线喇叭里的口号声、万岁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这时我发现两位老人在喂牲口的时候,总是念念叨叨的不知说些什么。我原来以为他们与牲口有一种特殊的交流,凑过去一听,那简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想,这要是让红卫兵听到,那还了得!

当然,他们的话只不过是常识而已,但是在当时却给我醍醐灌顶的启蒙作用。此后,我开始有了一点怀疑的精神;后来,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稍好一点,就忘了过去忘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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