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刘少奇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外，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密友们也积极参加了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
康生在1943年7月15日作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中，号召以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去肃清一切反革命。他鼓动道：
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去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陆定一说：
假如我们对于日寇的战略不是主张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持久战，而主张速决战；假如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反共派，或者只有斗争无联合，或者只有联合无斗争，或许抗战的情景就已经不堪设想。不但如此，在毛泽东同志的四部著作中，在中央的许多决定指示中，可以看见我们党的中央确是掌握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已经有本领善于把马列主义应用到实际中去了。
原国际派代表人物在歌颂毛泽东方面更是争先恐后，试图以此向毛表示他们的忠心。
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说辞，他说：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博古写道：
我们有保卫的力量，我们有八十万党员，我们有五十余万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有二十二年斗争的经验，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有无数身经百战的干部，最后异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军事威胁不足以征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亲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邓发在毛泽东的“帐簿”里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长期以来邓发与毛没有亲近关系，1943年邓发也写文章向毛表示敬意：
青年们！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的人格，为了保持他那纯洁的良心，他们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的。
在延安的理论家们对歌颂毛泽东更是责无旁贷。艾思奇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结合的过程，是根据了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工农群众广大人民的斗争经验的……这一切事实和思想，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在延安的一些党的元老，如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也纷纷写诗、撰文，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尊崇。
徐特立写道：
朱毛在国际在苏区外最大多数的人都以他们两人一定是英雄，是怪物，是天上的，但是苏区的群众却认为他们是老实人。而且联系到说中央政府，中央局负责的，都是老实人。我曾听得江西群众唱的农歌有一句，“好人朱德毛泽东”。又有一次，我参加瑞金的群众大会，有人在会场上说：“朱总司令毛泽东是老实人，中央政府都是老实人。群众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我来作一个结论，毛主席的工作作风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作风是俄国的革命精神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相结合的作风。
吴玉章欢呼中共有毛泽东作领袖：
我党得此领袖也同联共有斯大林同志一样，有了高明的舵师，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在这一系列对毛泽东的赞美中，以周恩来1943年7月在延安中央办公厅为欢迎他从重庆返回的招待会上的发言最为引人注目。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毛大唱赞歌：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周恩来慷慨激昂地说道：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恩来的颂扬有着比其它人更重要的意义，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它老干部将有看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呢？
延安整风展开后，毛泽东对党内昔日同僚的精神优势已完全建立，以往那种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情况下，高级领导人已不能随时见毛泽东，除非毛召见，他们需要电话请示或写报告，依程序呈交，毛泽东则为了显示其至尊地位，开始有意识拉开与昔日同僚的距离。毛泽东在一片颂扬声中，悄悄采取与原同事拉开距离的措施很快见效，当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于1944年10月访问延安时，他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发表演说，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