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公开检讨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所有代表的笔记本在当天会议结束后，都须编号上交中央办公厅保管。全程参加会议的外国人只有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即野坂参三）仅参加了部分会议。
中共七大以毛泽东的胜利而载入史册，毛泽东昔日的政治对手及一批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在大会的讲台上相继对自己的错误向全党和毛泽东作出检讨。
毛泽东鼓动那些具有雄厚革命经历的党的负责人在全党面前公开认错，有极现实的意义：彼等的检讨一则证明毛之正确；二则用他们自己的嘴，清除或削弱彼等在党内之广泛影响，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的绝对权威；第三，毛从此手握批评之主动权，可随时给“犯错误”的干部念“紧箍咒”，使其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第四，以此向斯大林表明，毛所作所为光明正大，被批判的干部已心悦诚服，毛是当之无愧的中共领袖。
王明本属应予检讨的头号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参加全程的会议。王明本来要向大会请假，毛泽东亲自上门劝说，请王明务必参加大会的开幕式。于是，王明被抬着担架送入会场，以显示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空前团结。
在七大召开前夕的1945年4月20日，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帮助”，王明向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交出长篇书面检讨，他表示接受〈历史决议〉对自己的全部批判，并且声称，将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王明以后宣称，当年他的检讨是被迫的。他说，一些前去探望他的同志劝他作出检讨，并列举理由：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诉自己的意见了……如果你拒绝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反正七大也能通过类似的决议，如果那时你再不服从，就会把你开除出党，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了……。显然，王明是抱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心理被迫承认“错误”的。
博古是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的“教条宗派集团”的首要人物。1945年5月3日，博古向大会做长篇检讨，他流看眼泪对自己作了全盘否定和鞭挞（在前不久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博古的“思想还搞不通”）。博古在大会发言中，以自己的错误、荒谬和对革命带来的危害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与正确。
在博古之前，5月2日，张闻天也在大会作公开检讨。张闻天作为“教条宗派集团”的骨干，自然是罪责难逃。张闻天的检讨采用对比法，以自己为错误的一方，以毛泽东为正确的一方，全盘否定白己，在对比中几乎用尽所有贬义词汇，痛责自己的愚蠢、狂妄、肤浅和食洋不化。张闻天表示从此要“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
张闻天的检讨堪称“新我”战胜“旧我”，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一个样本，也是将自我谴责与歌颂毛泽东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他首先将自己形容成一个对革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贯给革命造成危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本没有资格担任领导，只是被“超级的提拔”，才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张闻天说：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关于我过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助。……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一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一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在半空中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从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悄悄地在斗争中占了上风。
张闻天继续说：
（毛泽东是一切方面的模范）他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
张闻天表示，他是一个坏思想、坏作风根深蒂固的人，“你们如果轻易相信我，你们可能犯错误”。张闻天恳求毛泽东继续“帮助”“改造”他，他自己则要“赎罪于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