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文集
2013年5月下旬，为编撰文集事（文集，指后来出版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我专程去了一趟北京。那十天，拜访了不少校友、朋友，参加了几次聚会，收获颇丰。北京之行是文集的启动之旅。
此后，从总体策划、顾问聘请、约稿审稿到出版发行等全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要是没有数百位校友的支持、帮助和鼓励，文集是不可能做成功的。我心中暗暗立下一个心愿：如若文集最终得以出版，我一定要办个答谢会，当面向大家说声“谢谢！”
文集终于在2015年2月底出版了。
9月10日，我向70余位文集的作者、顾问、资料提供者和直接贡献者发了个邮件，做了一个前期调查：
1、如果举办文集聚会，您有参加的意向吗？
2、我在杭州，具体操办需要北京的校友出大力帮忙，您有余力帮助吗？
当天，就有20多位校友给我回复，表示有意参加聚会，其中有十几位校友愿意帮助筹办（连年届八旬的林贤光老师也表示愿意出力，令我好感动！）。
这给我很大鼓舞。我决定2016年校庆期间在北京举办一次文集聚会。
我不在北京，有谁能帮我张罗繁杂的筹办事务呢？经过底下沟通，吕述祖答应牵头组织，王嵩梅、孙毓星答应出力协办，陆元吉答应出主意想办法。就这样有了筹备组，我们几个人在9月27日建了个聚会筹备小群。
述祖、嵩梅、毓星、元吉这几位校友，因为他们对公益的热心和观点的平和，在校友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广泛的人脉。他们还都是文集的顾问和作者，对文集有巨大贡献。有他们具体筹办聚会，我对办好聚会信心大增。
二、紧张筹备
第一件要定的是聚会的日期。校庆日是每年4月份最后一个周日，即24日。从以往经验来看，4月22日是最适合聚会的日子，先定下来。
聚会规模，除了文集作者、顾问以外，校友能来多少人，心里没底。正式报名尚早，先在我主持的“清华校友人文茶馆群”里预报名，结果连同先前有意向参加的作者、顾问，一共有40多位。这样看来预计到时会有60人参加，属于中等规模的聚会。
离聚会还有半年多，没法做具体的筹备工作，但是有些事情是可以商量起来的。譬如，这次聚会准备搞哪些主要活动？是单纯联谊的性质还是包含一个座谈会？
就在前段时间，我与三五个校友讨论过召开清华文革研讨会的可能性。大家都希望能有这样一个研讨会，也愿意出力，但要牵头谁都有难处。我自忖我没有能力牵头筹办研讨会，但是在聚会中夹带着开个座谈会，我还是可以办到的。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关于聚会的主要活动是文革座谈会的想法得到筹备组的一致赞同。他们认为聚会既有合影、聚餐等联谊活动，又有文革反思座谈活动，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2016年正是文革爆发50周年。我们一致赞同座谈会的主题是“文革反思与清华”，商量了特邀嘉宾名单，由我联系落实。
校外的朋友，除了文集的作者、顾问外，基本不邀请。媒体，则一律不邀请。我们的原则是低调再低调，动静不要大，确保聚会成功。
在偶尔商量几句的慢节奏中，我们度过了2016年元旦，又过了猴年春节。2月22日是元宵节，离聚会正好还有两个月，我在茶馆群里贴出了文集聚会邀请函，正式向校友发出邀请：
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商量，决定于4·22在北京举办聚会，时间一天，地点待定。
聚会包括合影、会餐、座谈等活动。座谈会上将有杨继绳等多位知名人士作演讲。
文集能成功出版，有赖于校友们的鼎力帮助。现向茶馆群的群友正式邀请，欢迎你们前来参加聚会，见见老知交，会会新朋友，说说开心话，谈谈家国事。
出人意料的是，报名仅三天，报名人数就突破了80人，还有多位有参加意向的。这大大突破了原先60人的预计，赶快宣布报名截止。
筹备这样大的聚会，大家有什么要求，需要征求；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大家出力；会有不少通知，需要及时发布。于是我在3月1日建了一个聚会专群。
聚会的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找到一个能容纳八九十人的聚会场所，要求能吃饭，能开会，能合影，交通方便，经济实惠。
作为清华校友，最先想到的是母校。这里要找一个合乎条件的场所很容易，关键是校方肯不肯借。我估计难度很大。我既不想给母校添麻烦，也不想太欠人情。请在校的老师问了能否租用多功能厅？果然不行。校方刚出了一个“关于加强校内及学校相关机构的场地使用管理的通知”。对照使用条件，我们明显不符合。看来只能到校外去租用场地了。
找个合适的场所真不容易！前后考虑过十几个方案，包括去郊区度假村或校友的山庄。述祖亲临踩点的就有五六处。经过筹备组多人多次反复考察比较，最终选定位于北沙滩的亚奥酒店为聚会场所，并于3月21日签订租用合同，支付了定金。最令我们头痛的会场难题解决了，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后面这一个月，都是具体的筹备。在筹备小群里谋划，在聚会专群里落实。虽头绪纷杂，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
准备在会场上悬挂横幅。横幅内容经过仔细推敲，定为“清华老校友2016校庆座谈会”。另制作了一条“文革反思与清华座谈会”的横幅，等聚会结束后散场前挂一会儿，有愿意者可在这条横幅下留影纪念。我就很想在这条横幅下照个相，筹备组的几位也说，我们一起来个合影。
为座谈会准备了录音笔，落实了录音整理人员。
征集到一位专职为聚会做摄影摄像的朋友。
对80岁以上的校友落实了专人接送服务。
为几位校外贵宾安排了一对一的志愿服务。
准备了胸卡、资料袋等。
有四五位校友想在会场分发赠书。我们确认所有赠书都是国内正式出版物。为安全起见，谢绝在现场赠送港版书。
刻了一枚纪念章，用于在胸卡和赠书上盖章留念。
上述的具体筹备工作，都是在聚会专群里商量落实的。可谓一声吆喝，众人响应。
座谈会的准备工作也基本落实。有杨继绳等8位特邀嘉宾精心准备了讲演稿，每人约15分钟，再有5分钟与听众的互动交流。嘉宾讲演之后自由发言，有近20位校友积极申请。
为嘉宾讲演准备了PPS幻灯片。
座谈会的主持人是述祖，我和毓星协助主持。
嵩梅还设计了一个小节目：准备在杨继绳讲演后送上一束鲜花，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杨学长以敢于讲真话的精神，直面艰难危险的勇气和为几千万被饿死的同胞树碑立传的功德在校友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他荣获哈佛大学2016年路易斯·里昂奖，但未被准许出国领奖。我们以敬献鲜花的方式表达校友们对他获奖的热烈祝贺和坚定支持。
在筹备群里，我们还商量过如果来了“不速之客”怎么办？不让我们开座谈会怎么办？要强行驱赶我们怎么办？为此，我们制定了相应的预案，并要求大家保持冷静，不发生冲突。
我还考虑到了“如果我被带走怎么办”。但没提出来，怕给筹备组过大的思想压力。
有校友给我们通风报信：“最近的风声不是松而是紧。GA人员的口径是50周年搞活动就是不行！”嵩梅说：“即使面对的是不讲理的人，只要咱们不越界，会议发言不涉及当前时政，不搞什么集体签名之类的活动，让他们没有理由刁难我们。”她的话代表了我们这群人善良天真的想法。
校友们对聚会提了不少建议。有些我们采纳了，有些锦上添花的，有些可能会引起参会者争议的或会引来上面关注的，我们都谢绝了。一句话，自我约束，顾全大局，一切为了聚会的成功。
4月7日，我在聚会群发布了四条会前告知。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
1、重申座谈会的主题是“文革反思与清华”，不谈与主题无关的敏感话题。发言应平和、理性。各人言论只代表本人立场，责任自负。在会上不开展争论。
2、遇到突发事件，请保持冷静，听从会务组的安排和指挥，言行切勿激动。
16日，报到须知发布在聚会群上，报到时人手一份的座谈会议程也已敲定，标志着筹办工作基本完成。述祖说，21日下午把横幅挂起来，将桌椅按我们的要求排列一下，会场就布置好了。
在婉谢了不少慕名想参会的校友和校外朋友之后，正式报名人数是102人。最后一位是黄安妮同学。她在19日从美国给我打来越洋电话，问我聚会日期是否最后确定？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不会有变！她说，那我下午就登机启程了。
我也满怀着信心和期待，于20日赶到北京。
三、聚会叫停
20日晚，筹备组正在小群里商量事情，述祖发上来这样一条帖子：“非常不好的消息，刚接到亚奥经理的电话，说接上级紧急通知，由于治安原因，咱们的会议不能举行！”
这则信息凝固在我的手机屏幕上，好久没有更新。想必，其他几位看到这一震惊的消息，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过了几分钟，我发出一声叹息：“还是出手干预了！”
说句实话，我对有关方面要干预聚会是有点思想准备的。2014年校庆期间，有两百多位校友参加的4·25聚会虽是纯联谊性质的，尚有几名便衣在紫光厅门口转悠，以致原定参会的学校和校友会领导均未露面。今年是敏感之年，聚会中又有文革座谈会的内容，一点不干预是不太可能的，只是不知道会干预到什么程度。我在13日还对筹备组说：“有好友提醒我，北京对大型聚会特别警惕，预估我们的聚会不一定开得成。如果会场被封，坚决不让进，我们怎么办？”只因当时忙于具体筹备，没功夫继续议论。现在干预已成现实了，而且是极其严重的干预，我们怎么办？
我请述祖问问亚奥，如果在警方和宾馆的双重监督下，我们取消开会，只吃饭，合影，行不行？嵩梅说，不会同意的。果真，述祖联系后告诉我们，亚奥说与聚会有关的一切活动都不行！
我说，看来座谈会是没法举办的了，有一点我们无论如何要办到的：这么多校友从北京，从全国，从海外赶来，我们总得聚个餐，见个面，聊聊天吧。
尽管述祖的心情很不好，嵩梅已经累得上了火，我们还得商量怎么办。
到奥体公园游园去？到亚奥附近的眉州东坡占大厅位子去？到清华觅食去？到九渡河农家乐去？到郊外的圆明园去？等等。既要考虑交通又要考虑吃饭，反复比较，一个都落实不了。看看夜已深，得先给大家透点消息。
23：08，我在聚会群上发了这样一条通知：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聚会将有较大变动。请与会者关注明天的重要通知。
立时，“时间变吗？”“地点有变？”的帖子跟了上来。密切关注聚会的校友们的心似乎被揪了起来。没人问原因。大家心里都明白“不可抗拒的原因”来自哪里。
近0点，述祖又说：明天9点林贤光老师要来我家，说有要事，但又不便在电话里说，我想没准儿与禁会有关。
已到深夜，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先休息好。天，一时还塌不下来。但是述祖、毓星，可能还有嵩梅都得靠安眠药才能睡觉了。
早些天从美国回到北京的阎淮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聚会被叫停的消息。他主动申请参加筹备组，说聚会到了关键时刻，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主意多一份力量。他真是一位无事不惹事，遇事不躲事，出事不怕事的好校友，有胆有识见过大世面的侠义之人。
21日5：30，我就醒了。阎淮一早开车带着我赶到述祖家，此时，84岁的林老师已经在了。他居然是骑着电动车赶过来报信的！林老师说，学院党委书记罕见地来到他家，问他是不是要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他要求林老师不要参加这个聚会。我们这时才确信，聚会专群、筹备小群及我和述祖的手机，都早已被监控了。事后我们知道，还有几位准备在座谈会上讲演的校友被单位领导约谈、警告、阻止，时间最早的是在4月18日。
我们这个百人老校友聚会已经引起了北京警方的严重警觉。我们在明处，他们对我们了如指掌。他们在暗处，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们光明磊落，坦荡行事，没想到真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算计我们。此前，这还仅仅是我们的猜想或假设。
述祖、毓星忽然想起六道口的郭林酒家，这曾是聚会场所的候选之地。只因可作为会场的宴会厅正在装修，所以就放弃了。现在只聚餐不开会了，就请述祖再联系郭林。得知虽然没有10桌的大包厢，但有两个相邻的包厢，只要把屏风移去也能摆下10桌。我们一听大喜过望，决定中午去试吃。
我和述祖、毓星等到了郭林，先察看了大包间，很满意。接下来试吃。吃完，订餐。
郭林的菜肴经济实惠，把招牌菜全都点上，一桌还不到一千元。考虑到可能会有一些人不知道聚会的变动，就改订为9桌。联系亚奥会务用的是述祖的手机，我们多了个心眼，在郭林留的是毓星的手机。
这顿试吃，吃得舒心满意。找到了这么一个理想的聚餐场所，夫复何求？座谈会虽然开不成，但是为座谈会准备的文稿以后一定会派上用场的。
在聚会群上，大家知道聚会遇到了麻烦。在帖子中，不是讽刺N个自信，就是“草木皆兵”、“百姓点灯”这样心知肚明的成语，更多的是为我们出主意，想办法。我们在述祖家，在郭林，一直密切关注着大家提供的信息。
等到点好菜付毕定金，我在聚会群上发布了重要通知：
因特殊原因，经筹备组郑重研究决定，原定于明日（4·22）的座谈会正式取消。正值校庆，不少校友来自外地，有的还从海外特地回校，因此，还是要见见面吃吃饭。聚餐地点：郭林家常菜六道口店。聚餐时间：4·22上午10：45（不要过早，因店家未开门）。请有文艺才能者早做准备，爱喝酒者自带酒水。
述祖也贴了帖子，特别强调：“明天是吃喝玩乐。能唱的就唱，能吹的就吹，能跳的就跳，能喝的就喝，一醉方休（自带白酒）。”
通知里清楚明白地写上座谈会取消，改为聚餐。这话不只是写给聚会校友看的，也是说给监视我们的有关方面听的。只要他们了解到我们预订的是吃饭的大包间而非开会的会场，就应该知道我们是真心诚意只是吃个饭，放弃开会了。我们想，我们不做让他们为难的事情，我们也希望他们高抬贵手，让我们吃顿安稳饭。我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是友善的，而不是对抗。
我们用“明码手机”（我和述祖的手机已被监听故而信息已如明码电报）通知几位外校的朋友，大声告诉他们座谈会不开了，敬请谅解。
通知贴出三五分钟后，聚会群里贴上来这样的帖子：“支持你们的决定！”“皆大欢喜！”“有什么可出车出力的事吗？”“见面就好”“明天准时到场”……。
聚餐落实，心中踏实。我们各自回去睡了个安稳午觉。
四、聚餐不行
21日晚上，原定是筹备组的工作晚餐，最后检查亚奥聚会的各项准备工作，看看还有什么遗漏之处。现在改为检查郭林聚餐的准备工作，相对而言要简单多了。
一起晚餐的除了筹备组的述祖、嵩梅、元吉、阎淮外，还有几个住在附近的校友。毓星住在小汤山，路远，没有参加。
在大鸭梨烤鸭店，述祖说了聚餐的落实经过。大家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能做到这样已是目前最好的结果了。
说起为什么有关方面对聚会的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有人怀疑是不是出了内鬼？我说虽然也出现过蹊跷事，内鬼不能绝对排除，但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还是不要随便怀疑校友为好。述祖说可能是有几位敏感人物集中到聚会群里来了，引起了监控方的注意。一旦被注意到了，建在公网上的微信群，无秘密可言。大家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大。
有人担心聚餐会不会又被叫停了？大家都说，哪朝哪代哪有不让吃饭的道理？要是聚餐也被叫停，太搞笑了吧。一帮古稀校友在北京城里居然不让聚个餐，这在清华百年历史上也找不到这样的先例呀！。
七嘴八舌，嬉笑调侃，大家聊得很开心。
19：21，我见坐在对面的述祖接到一个电话。他听了几句，神色凝重起来。通话毕，述祖说：刚才毓星来电话了，郭林打电话给他，因“煤气管道检修”，明天不能接待，订餐取消，还要立即退还定金。毓星对郭林说，我住得很远，明天再退吧。郭林说，再远也要在今晚把定金退还给你们，我们派人给你送去。（约21点半，郭林大堂经理驱车24公里赶到昌平小汤山将定金退还。这位经理除拿走定金收据以外还索要点菜单，因菜单在述祖手里，未被拿走。我们的订单在郭林手里似乎成了一颗必须马上甩手的烫手山芋。）
述祖说完，房间里一时间鸦雀无声，惊呆了。竟有这样即便是在“万恶的旧社会”都没有发生的匪夷所思的事情，连饭都不让我们吃？我对干预座谈会是有思想准备的，对不让聚餐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太下作啦！我非常气愤。那感觉，就像是在逃难途中被追杀，非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似的！
尽管气得很，我们得面对严酷的现实：明天没地方吃饭了，怎么办？怎么办？？
再与郭林交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显然他们也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毁约非他们所愿。可以想象明天的郭林必定会闭门谢客。即便开门，也会遍布便衣。我们如果再去郭林吃饭，必然会引起冲突，那时局面非我们所能控制。
有人提议回清华去。百号人的午餐怎么解决？临时被我们“运动”到校园去的校友们会有意见。要是自带干粮，一帮老头老太坐在大礼堂前的台阶上啃面包，喝凉水，其状将是何等的惨兮兮。要是去荒岛（即近春园遗址），亭子里只能坐三五十人，难道让一部分年岁不小的人站着或席地而坐吗？还有交通问题，体力问题，具体的困难太多了，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都想到都解决。
有位不是筹备组的校友认为在叫停亚奥聚会时就应该退避三舍，连聚餐都不应该再搞。我虽胆小但还不是一个碰到风险马上就缩头的人。明知前面有风险，总要试一试风险离我究竟有多远，总想尽可能地再往前走一步。
我个人可以冒点风险，但我没有任何理由把校友带入到一场现实的冲突之中，因为他们都是为叙校友之情而来参加聚会的。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我也不能让他们带着太大的失望就这样打道回府。要解这道两难的题好纠结呀！
如何找到一个次佳方案，我们急切地商量着。有一点是肯定的：郭林聚餐只能取消了。20：44，我不得不在聚会群里发了一条紧急通知：刚接到郭林家常菜六道口店通知：聚餐不能在郭林举行并退回订金。现决定：取消明天聚餐和校友聚会。请互相转告。
立刻，有位想必是紧盯着手机屏幕的校友发了这样一条跟帖：真是难以置信，校友连在一起吃顿饭也不成！GA做得也太绝了。
我愤慨地以拳擂桌，难受地说：我怎么对得起那些远道专程来参加聚会的校友啊？心不甘呀！
阎淮提议，明天中午不如到他常去的合川酒楼，请几位外地来的校友，小聚一下，表示一点心意。
既然全体的聚餐不行，也只能用这个办法弥补一下。小聚餐，有，聊胜于无。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吸取教训，丢掉幻想，尽可能保密。
合川酒楼比较小，最大的包厢只有2桌，每桌最多12人。除了筹备组和几位必须参加的北京校友外，将海外和外地来的校友，列出了30多人的名单，再按路程远近挑选，保留24名。每划掉一个名字，我心里就一阵难受。黄安妮是专程从美国飞来参加聚会的，只因我与她约好过几天还要再聚一次，我就把她从邀请名单中划掉了。心里说：黄安妮呀，老孙太对不起你了！可以这样说，名单上留下的校友没有不该邀请的，划掉的校友理应都该邀请的。为了保证2桌的微型聚餐不再被破坏，我不得不“牺牲”了他们。那真的是忍痛割爱啊！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歉疚。
名单敲定后，开始一一通知。再也不敢在聚会群里发布消息了，也不敢用我和述祖的手机通知了。
我们给杨继绳是这样通知的：老杨，明天你在家里等着，会有人来找你。老杨说，明白。第二天一早，当校友开着车子到了老杨家里，才告诉他中午到哪里去吃饭，接了他就走。
从多伦多来的张喜英是我通知的。我用别人的手机打通了她的电话，说：“我是孙怒涛，你听清楚是我在说话吗？”“听清楚了”“明天的郭林聚餐取消！”“啊？”“新的聚餐地点我请吕述祖告诉你。”“哦”“要保密！”“明白”。简洁的对话就像是塔台与飞行员的通话。
这一刻正好被叶志江碰上了，他当时正巧与张喜英在一起谈事。他说：
大概是晚上9点多，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几句话后便见她神色凝重起来，又紧张地在桌上的一张餐巾纸上记录着什么。这细小的动作让我觉察到她竟连找一张纸的几秒钟都不容耽搁。虽然我听不到对方的讲话，她也只有简单的应答，但我一下子就猜出了这神秘的电话一定和第二天的聚会有关，应当是聚会筹备者改用单线联系的方式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她记录的一定是新的接头地点。我自然很好奇通知的内容，也很想听她解释，但她放下电话后便匆匆离去。我猜想，对方一定在电话里关照了她不能泄露新的接头地点，所以分手时，她只说了一句：“你知道吗？明天的聚餐活动取消了。”便带着得到组织信任的骄傲，将一脸疑惑的我留在昏暗的街头，让我去细细品味这戏剧般的地下工作情景。
我也同样感到我是在做地下工作。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受党的教育。《红岩》和《青春之歌》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必读的许多红色小说中的两本。当我在2015年委托工厂偷偷地在半夜里印刷文集的时候，我就联想起，我怎么像是《红岩》里印“挺进报”的陈刚？此刻，当我用电话通知张喜英来合川聚餐的时候，我又联想起我怎么像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在组织飞行集会？我这点“对敌斗争”的经验都是党教导我的，现在却在应对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这是不是一个滑稽而又可笑的黑色幽默？我苦笑了一下，却笑不出来。
述祖、嵩梅、元吉、阎淮等尽管都很疲惫，心情也很恶劣，还是强打精神，按名单一一通知了。诸如请包罗第二天早点来酒楼占坐位，请于火一早把杨继绳“劫持”到合川来这样的细节也都落实了。
已是深夜，聚会群里一直在议论纷纷，有人提出在荒岛相聚的动议。林海23：19在群里发上来一条帖子：“明天中午带一瓶酒，一袋花生豆，再整些猪耳朵鸡爪子，荒岛坐坐。”
我心中暗喜，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呀！林海牵头在荒岛小聚会，既弥补了合川聚餐人数无法再多的遗憾，也是对合川聚餐的有效掩护。我心里感激林海。
今日（此刻已是22日凌晨）会如何？身心俱疲的我们都不知道。睡觉再说。
五、合川小聚
起床后，忽然想起述祖曾经在前晚就提过在清华大礼堂前集合照相然后去荒岛聊天的方案。如果在合川聚餐以后把人马拉到礼堂前去合影，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呢？我马上打电话与述祖商议，得到他的支持和肯定。于是，08：09，我在聚会群上贴了这样一个简短的帖子：“下午3点，我将在大礼堂前恭候校友们！”
我相信大家都会看懂我的意思，当我站在大礼堂的时候，一定不会孤单的。
9时许我到合川饭店，大多数校友已经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是，可以与隔壁的小包间打通，这样就可以摆上3桌。正好后来又来了几位不请自到的校友，坐下来也就不那么拥挤了。
在用餐之前，我们请杨继绳讲话。老杨宣读了他为4·22座谈会特地准备的演讲稿：《为什么民间文革史学成为当代显学？》。这篇重要文章当晚就在网上流传开了。
餐厅不是会场，简陋的条件根本就不适合宣读论文。幸好毓星带来了排舞队用的耳麦和小音箱才使大家都能听到老杨带有湖北口音的声音。请杨继绳宣读反思文革的论文是个象征，宣示的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意志：无论物质条件多么简陋，外部环境多么险恶，我们否定文革、反思文革的权利不容剥夺！我们坚持讲真话、不遗忘历史的决心不会动摇！
老杨宣读完毕，接下来本应向他献花。由于聚会发生变故来不及准备，改由王嵩梅、周家琮向杨学长敬献纪念照片。这是2015年校友们聚会庆贺杨学长获奖暨75寿诞的合影。当时，人在成都的周家琮特地远程预订了一个大花篮赠送给杨学长。
王普将他手书“老骥伏枥”的折扇赠送给杨学长，以表达校友们对他的敬重和钦佩！
作为文集的主编和聚会的发起人，我也讲了几句话，对为文集作出贡献的作者、顾问表示感谢！对为筹备4·22聚会付出心血的筹备组和志愿者表示感谢！对所有参会者特别是远道而来的校友们表示热烈欢迎！之后，我一个个地向每位校友依次敬酒，表达我真诚的谢意！
看到校友之间互相敬酒、合影、聊天，气氛热烈、友好、温馨，心里暖洋洋的。我惦记着荒岛的小聚会，不知道他们进行得怎么样了。事后知道，那里的小聚也十分成功，有近十位校友自带干粮、饮料，又吃又喝，非常开心。
不是每个来参会的校友都像在合川和荒岛的校友那么开心。有位没有微信的校友，我忘了电话通知他，他依旧如约去了亚奥。只见院子里停着一辆警车，几个警察注视着来往行人。他跑到7楼会场，只见大门紧闭。他这才意识到聚会已经取消，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还有一位校友看到郭林聚餐叫停了，第二天一早退了房，准备乘火车回家。当有人通知她下午在大礼堂还有合影时，她正拉着行李箱流落在北京街头。想着这些我未能一一通知到的校友，我心里特别难过，总觉得是我无能，让这些校友受了委屈。我心里也清楚，如果有关方面能对我们手下留情，网开一面，我们何至于如此狼狈？
六、礼堂合影
14点左右，合川聚餐结束，我们驱车直奔清华。
离15点还有十来分钟，礼堂西侧已经聚集着好多校友。嵩梅正在分发胸牌。挂上胸牌，就是自己人了（这是聚会前的约定）。我见到了好些在校友网和微信群上神交已久但从未谋面的校友，如国屏、于火、子壮、鸿猷等等。
在三三两两亲热交谈的校友中，孙铮正拉着黄安妮的手，向她表示歉意。原来，1968年5月8日，黄安妮等三名女生（在这前后已有多名同学和干部）被团派以“十二人反党集团”的罪名，非法关押了92天，饱受折磨和凌辱。孙铮当时在“罗文李饶专案组”做记录，并没有参与“贾春旺及邢竟侯等6个学生专案组”的专案。这次，孙铮见到黄安妮，主动上前，拉着她的手，向她道歉。这几年来，两派在共同揭露真相、反思文革的基础上，团派的蒯大富、孙毓星（孙耘）、崔兆喜和四派的蒋南峰等校友，先后向对立派受过伤害的老师同学赔礼道歉。这种真诚的、上下联动的、持续不间断的道歉、赔礼和悔罪化解了受害者的心结，促进了两派的和解，使之不再停留在两派恩怨的层面，而是共同面对历史，以史为鉴，推动社会进步。
15点正，合川、荒岛和零星的“游击队”三路人马会师大礼堂前。述祖、包罗等招呼大家赶快合影，以防夜长梦多。
六七十位校友举臂欢呼。同道校友相聚在一起，感到温暖而有力量！
合影结束，移师荒岛。
在荒岛的亭子里，大家三三两两地自由交谈。
当然也有自发的活动，如校友将自己的著作赠送给校友：韩文亮赠送《路》，戎月莉赠送《海棠依旧》，孙毓星替刘泉赠送《中学生学习之道》。还有崔元浩、王振先等校友的才艺表演。
有位女同学坐到我的旁边，对我说：“老孙，有人在监视我们。”我一惊，问：“谁？在哪里？”她悄悄地指给我看。那是一个坐在离我们二十米远的椅子上正在玩手机的年轻人。我不以为然地对她说：“可能是个学生吧？”“不，这个人我在大礼堂前就见过。一路走过来，我又见到他三次。”她这一说，我仔细观察了一阵，相信这是一个监视者了。他要是个正儿八经的学生，应该是看书的。可他一边玩手机偶尔瞟我们一眼始终没动窝，太不合常理了。或许，这就是当今大学里的“信息员”？我用手机给他拍了一张“工作照”，立此留存。剪裁了一下，虽模糊，轮廓是清楚的。
事后，林海写了一首诗，规劝这些迷途的孩子：
孩子，
你做了件卑鄙的事情。
你潜伏在微信群里，
盯着爷爷奶奶们的一言一行。
这些七十开外的老人，
经历过饥馑的年代，
经历过文革的腥风血雨，
也曾为共和国的富强，
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为什么在人民的国家，
会看到你这样龌龊的眼睛？
你不是日本特务，
不是国民党特务，
但你毕竟是一个特务啊。
你将如何面对
你的父母
你的丈夫或妻子
面对你的孩子？
特务——
你的亲人将以你为耻。
我知道你也要穿衣吃饭，
但做人不能出卖魂灵。
你可以去做苦力，
你可以沿街乞讨，
你可以去卖淫。
他们都比你高尚，
只有你才是卑鄙的。
孩子，醒醒！
还有几位校友因故未能参加礼堂、荒岛的合影。如福州来的刘尚希校友是因为来的路上迷了路。晚上，她专门来近春园宾馆看望我，与我攀谈了一个多小时，让我十分感动。
在聚会群里，有许多这样的帖子：“看清楚了好多！明白了好多！”“不能再幼稚了！”“原来模糊的现在清晰了，真希望不是真的。”亲身的经历，比任何说教更有力。
聚会群本来就是为聚会而临时建立的。关群之前我写了几段最后的致词：
1、致叫停座谈会的决策者
我们去年就考虑想搞个文集聚会，春节后开始具体筹备。我们明白，网络无隐私可言，一切都在你们的监视之下。我们在微信群里商量讨论，因为心地坦荡。倒是你们在暗处，好像有点见不得人的样子。是的，我们座谈会的主题就是“文革反思与清华”。这错了吗？怎么现在文革研究成了禁区？“文革”成了敏感词？党中央在1981年所作的历史决议，明确宣告文革是浩劫，是应该彻底否定的。以后的历届中央从没有否定过这一历史决议。我们反思文革，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恰恰是你们这些决策者，违背了中央精神，打压反思文革的活动。你们的行为，除了增添对你们的失望以外，还有什么正效果吗？习总书记以反贪腐凝聚人心，你们以打压民情涣散民心。你们这不是在与中央唱反调吗？
2、致叫停聚餐的执行者
座谈会被叫停了，我们虽然不满，但不想与你们发生冲突，我们改为聚餐。我们用电话通知谢绝了几位外校朋友，以保证聚餐的都是清华校友。你们监听到了吧？我们在微信群里叫大家自带酒水，准备才艺表演，你们也监听到了吧？近百名七老八十的校友，有好些是外地来的，更有几位是从海外来的，我们只是想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一顿，见见面，聊聊天。我们的聚餐还是被你们叫停了！这太不近人情了吧？哪朝哪代，连亲朋好友在一起吃饭也要被禁止？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讲的是东德士兵射杀翻越柏林墙的偷渡者。审判时，士兵辩护说是执行长官命令，应无罪。检察官说，是的，作为士兵，你必须执行命令，但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你们作为执勤的网警，要吃饭，要谋生，不得不做监视、删帖、叫停等等损事儿。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你们对我们的聚餐是可以眼睁眼闭的，你们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希望你们不要泯灭了良知，记着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3、致受到伤害的与会者
你们很受伤，我也与你们一样受伤。我们亲历了一次为争取聚会、聚餐权利的抗争，我们失败了。这说明要民主、要自由的路将会有多漫长、多曲折。尽管如此，我们会继续走下去。我们向前多前进一米，就是替我们的子孙后代拓展了一米。这是我们这代人最后的历史责任！
我衷心感谢所有参加合川聚餐、礼堂合影、荒岛叙谈和报名参加4·22聚会的校友们！因为你们深厚绵长的同学情谊，更因为你们不怕困难、不惧风险的勇敢精神，向你们致敬！
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万岁的长寿，没有永恒的思想，没有不倒的王朝。
旧情难忘，别了！
新篇开张，再会！
七、余波涟涟
我们反思文革的小小聚会被扼杀了。10天后的5月2日，带有强烈文革元素的红歌会在人民大会堂堂而皇之地登场。这一扬一抑，态度是何等地鲜明！
我于5月初回到杭州。12日上午，我接到一个自称是GA打来的电话，说要与我谈谈。要是以前，我肯定认为这是诈骗电话。此次，我明白，要来的终于来了。
电话那头问我是我到社区谈还是他们来我家？与老伴商量了一下，还是在家里谈吧，免得我被叫走，她在家里提心吊胆地牵挂。
不一会儿，听见敲门声，来了三个人。两个是着便装的警官，陪着来的是着警服的社区民警。那两位警官履行手续，给我出示了工作证。我只瞄了一眼姓名及照片。后来知道，他们是国保。
网上常把被GA叫去谈话叫“喝茶”。我老伴沏了三杯龙井茶反请他们喝。对于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礼数还是要到的。
迁户口办证件，与警察也打过交道，但像这样的被“喝茶”还是头一遭。
都坐下后，我直截了当问他们找我为何事？他们反问我，你在杭州还搞不搞座谈会？
一听这话，果然是因清华校友聚会而引起。我们惊动了北京警方，但我真的没想到惊动的程度还这么大，以至于要通知杭州警方对我实施防范。我忽然感觉我们这帮老头老太们太有能量了！不，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多少能量了，是他们的“身子骨”太虚弱了，不自信。
来意既明，用不着兜圈子，我先给这几位吃了颗定心丸：我没有在杭州再召开座谈会、研讨会之类的打算和想法。
在交谈时，我明显感觉到我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两个巨大的“不平等”。
在政治上，我大谈81年的“历史决议”是如何彻底否定文革的，大谈我们召开文革反思座谈会是完全符合中央决议精神的。他们无言以对，只能辩称他们是出于维稳的需要。我就这样站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高度大谈政治正确，他们听着只能诺诺。
在权势上，看似普通的警官，代表的是国家机器。他们的“希望”就是要求，他们的“要求”就是命令。他们以“平和”的声调警告我不得再召集什么会议，要求我如去外地需向他们报告。我明白这就是他们对我划的红线，我听着也只能诺诺。
我的对外联系都已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包括手机、邮件、微信等等。我已无隐私可言。如果我的言行胆敢违反警方的警示，后果是明摆着的。
时值杭州正在承办举世瞩目的G20峰会，安保达到国家最高级。在9月初的关键一周，到西湖风景区的安检比登飞机还严。在约谈后的整个下半年，我有意控制我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公里，远离G20核心区。警方监控到的是一个表现极其本分老实的良民。我不想故意刺激他们高度紧张的神经。
但是，我的内心一点也不安分。我组织了网上讨论会，我牵头在校友群上发起对“炎黄春秋”事件和雷洋案的声援签名活动。该说的，该做的，还是要说要做。要不，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4·22那天下午在荒岛的亭子里，有位校友开玩笑地提醒我：老孙，你可能又要被“记录在案”了。
不祥的预言果然应验，我又一次被“记录在案”。1983年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虽“未发现什么问题”，但我仍被中组部“记录在案”。我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被监控着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现在，再多一二次记录在案，已是虱多不怕咬，随它去了。
我要回应他们的是，在我被他们记录在案的同时，清华百名老翁老妪满京城找饭馆而没处吃饭这件荒唐事也同样被我记录在这里了！
我极其渺小。在粗暴的国家机器面前，一介草民命如蝼蚁。我也有过恐惧，我战胜了它，因为我的内心有比恐惧更为强大的信念：自由、民主、正义和良知！
后记
5月8日12：00，在临时聚会群宣布关闭的同时，讨论群鸣锣开张。被迫流产的4·22座谈会移师到网上开起了讨论会。在50天的时间里，深入讨论了讲演稿、发言稿共22篇，取得了比会场座谈会更好的实际效果。此事被校友们美称为“清华文革反思50天”。
2016·7初稿，2017·4修订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