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1、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
194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将延安知识分子干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著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一个重大行动：清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是中共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一所“红色教授学院”，它的前身是马列学院，这是国际派的一个世袭领地，自1938年5月5日成立，即长期由张闻天兼任院长，副院长一职则由中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山人之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河上肇的弟子王学文担任。张闻天和王学文是中共党内极少见的掌握数门外语、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宿耆，但是毛泽东对张闻天、王学文领导下的充满浓厚理论学习气氛的马列学院并无好感。1940年5月，王学文因长期在日本留学，熟悉日本情况，被调到总政治部任敌工部部长，王学文虽然继续挂名副院长，但张闻天在工作中已失去一重要助手。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易名为中央研究院。毛将马列研究院改名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中共作为原型马列政党的形象，以凸显中共的民族主义色彩，此举也是为最后摧毁斯大林伸向中共的这块精神租界地尽早作好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
1942年1月，中宣部部长兼中研院院长张闻天，主动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在临行之前，张闻天去中研院讲话，他“以庄重的口吻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是全党学习的楷模”，号召大家要“老老实实”地向毛学习。张闻天随即话锋一转，开始自我贬损，声称：“我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我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
毫无疑问，张闻天这番话会一字不差地报到毛泽东那里，张闻天用这种方式向毛传递了他彻底认输的信息。张闻天离开延安后，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以“带罪之身”奉命领导中央文宣部门的整风运动，但他极为知趣，不肯过问中研院的运动。罗迈（李维汉）则在毛的支持下，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分坐镇中研院。罗迈系中共元老，也是毛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曾一度依附国际派，得罪过毛。1935年后，罗迈审时度势，积极靠拢毛，更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毛的谅解。1942年毛泽东派罗迈主持中研院整风运动，就是要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进一步考察他。对此，罗迈心领神会，1942年3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的署名文章，指责1938年后的中共干部教育，造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马列书”的风气，将矛头直指领导中央文宣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张闻天。罗迈十分清楚，毛正不动声色地注意着自己，他也知道毛早已派陈伯达挂职于中研院，陈伯达这个“包打听”将会把中研院的大小事情迅速禀告于毛。
毛泽东派罗迈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显：揭开中研院的“盖子”，先打掉院内那批留苏、留东、西洋的“理论权威”的傲气，再进而将斗争矛头直指“教条主义的祖师爷”——中研院院长张闻天和王明、博古。
中研院被毛泽东选作整肃国际派的重点单位绝不是偶然的。1938年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马列学院集中了一批中共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担任中研院各研究室负责人的张如心、王思华等皆有留苏或留欧美、留日背景，且均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各研究室的一级研究人员也多是一时之选，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还有译著出版。但由于后一类人入党时间较晚，且大多不曾留苏，所以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
毛泽东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交替使用了两种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开羞辱他们；第二，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放火烧荒”，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出身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所谓“大知识分子”一直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认中共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他们完全可能以中共绝大多数党员没读过马列著作为由，拒绝接受“教条主义危害论”。毛泽东知道，对付这笔“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般的责骂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
对付“红色教授”，毛泽东自有其法术，其中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剥掉他们引以自豪的“理论家”头衔，赐他们一个“坏透了的留声机”的恶名。
秉持毛泽东的旨意，《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嘲笑那些以熟读马列为奇货可居的“红色教授”，自以为“谁背的书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其实是在闹“天大的笑话”。社论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必须自我脱帽（“理论家”之帽），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教训这些“理论家”：
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
为了一举打掉“红色教授”身上的傲慢，毛的得力助手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著文，干脆直接将他们喻为“废物”。当然，这样的骂人话实在太难听了。于是，胡乔木将“废物”从轻发落，改称为“坏透了的留声机”（“因为他们决没有把所见所闻背得一字不差的本领”），并且宣称共产党内这种人“多的是”！
毛泽东的凌厉攻势果然有效，中研院的“红色教授”们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忙不迭地表态支持反教条主义。但是，毛却对他们思想的迅速转变十分怀疑，因为这些“理论家”并未将“教条主义”与他们个人联系起来，而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好似“教条主义”与他们无关。对这批“理论家”随风转舵毫不脸红的行径，毛泽东、胡乔木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他们借《解放日报》之口挖苦道：“他们叫得愈多愈响，就愈成为讽刺。任是什么漂亮的盒子，一触到他们的指头，就都变为顽石了”。
其实“红色教授”们已经够可怜了，仅仅在一夜间他们就从凤凰变成了草鸡。他们忍痛宣布自己原先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马列著作“比屎还没有用处”，这些昔日的理论家从最良好的愿望出发，尽可能地去理解毛的“新解释”，他们已对毛表现出最恭顺的服从，所未做的只是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阻碍他们达到这一步的则是个人的尊严感，然而毛泽东所要索取的正是这份个人的独立与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