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以来特别留意加勒特（Laurie Garrett）的文章以及她的Twitter贴文与回应。1995年，这位美国科学新闻工作者的《The Coming Plague/即将到来的瘟疫》风行全球。这书讲述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传染病历史，还有病理学家、生物学家、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等的谈话。全书以纪实文学笔触，勾勒在人们目光短浅及缺乏资源之下，在大量人口高速远距离流动当下，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面对传染病的脆弱与无力。这书面世之时，香港仍未出现禽流感，沙士疫潮则是此书出版八年后的事。当然，25年前的世界，还未能够写得出今天武汉肺炎高速扩散的可怖。
公开透明 迅速行动减低伤害
加勒特并非病理学家，她虽然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细菌学与免疫学研究所攻读，也在史丹福大学做过研究，但她最后是放下博士课程去当记者。新闻工作者的训练，让她拥有寻根问柢的硬功夫和特别敏感的世事触觉。前几天，她在《外交政策》的文章〈The Wuhan Virus：How to Stay Safe/武汉病毒：如何保安全〉，提出七点的自我保护之道，包括常戴手套和勤于洗手。不过，她在文章第二段谈到与个人卫生截然不同的内容。加勒特是这样写的，“如果是更多公开、迅速行动，不作掩饰之举，疫情可能在三个星期前相当容易控制。但是现在太迟了，病毒正扩散全球”（The epidemic could have been controlled fairly easily three weeks ago had there been more openness，swift action，and no attempted cover-up. But now it's too late，and this virus is spreading globally）。
加勒特这篇文章已是她两天之内有关武汉肺炎的第二篇，不过，连同她在Twitter的贴文，这一篇在日期上排得很后。武汉肺炎爆发后，加勒特在Twitter经常转贴有关新闻，看来她是颇为熟悉当中一些关键人物。譬如1月20日引述钟南山说武汉肺炎肯定人传人之后，加勒特除了贴上钟南山的说话，并再贴一文指“钟南山在2003年中国沙士扮演主要角色”。到了1月22日，在世界卫生组织即将开会讨论应否把武汉肺炎列为“国际关注公共紧急事件”前，加勒特贴了另一段：“我得承认，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令我困扰。他们还在等什么新资料，以决定这是抑或不是一宗公共健康紧急情况？它已经符合国际关注公共紧急事件的标准。我猜在委员会内的辩论是激烈的。所有的路通往中国或来自中国……”。之后的事，是世卫指此时宣布“国际关注公共紧急事件”为时尚早，因为境外的个案报告不多。到了这个星期，世卫承认对武汉肺炎的风险评估出错，真实情况是中国风险非常高、区域及全球风险高。
加勒特的〈武汉病毒：如何保安全〉是1月25日刊登，循着她的“可能在三个星期前相当容易控制”之说，即是说，若然1月4日公开真相，迅速推动解决方案，疫情就可能会遏制下来。翻查武汉卫健委的通报，1月3日及1月5日各有一则。1月3日，通报说“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1月5日的是“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这两则通报相隔一天，在人传人及医务人员感染的内容，只有一个字的分别，那就是“明显”与“明确”。就在通报强调“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等呼吸道病原。病原鉴定和病因溯源工作仍在进一步进行中”的时候，病毒已经四面扩散出去，疫潮扑面而来。
交通发达 早期预警更形重要
世人对于历史的认知，往往囿于认为这是“以前”的事，是“他们”的记忆，无视历史会以不同形式甚至是相同形式再次发生。事实上，历史的再发生并非无迹可寻，应对之道便是回顾历史，找出蛛丝马迹。为《即将到来的瘟疫》作序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讲座教授曼恩（Jonathan Mann）指出，面对新旧疾病爆发，环球急速地更为脆弱：全球人口及货物高速广泛流动，比诸从前，人及货更无远弗届。用曼恩的说话形容，“一个身怀微生物的人，可以轻易登上喷射机去另一个大陆”，“喷射机及货物，带着有传染因子的昆虫到新生态环境”。格局既是如此，曼恩并非无力沮丧，他提出“现在，世界需要一个全球早期预警系统，能够侦测及对威胁健康的新出现传染病作出反应”。
《即将到来的瘟疫》成书90年代中叶，廿多年后的今天，传染病老问题仍未解决。尽管曼恩1995年已经提出“全球早期预警系统”，可是当一个警告系统不能做到早期预警，到头来只会白白浪费宝贵的抢救时间。加勒特对武汉肺炎“可能在三个星期前相当容易控制”之语，与曼恩的思考不谋而合。从武汉到世卫，这三个贻误了的星期，把一丁点预警空间都扼杀净尽，这就把一场疫潮，带到全中国和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