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冬天，总会发生一些具有冬季特征的不幸事件。
比如，因为雪能增添浪漫气氛，很多人盼望着下雪。但前几天北京下雪之后，第二天北京积水潭医院收治的骨折患者突然大增；
比如，因为天冷，就会有人燃煤取暖，然后就有人不幸煤气中毒。前一段河北唐山就出现了好几起这样的不幸事件；
比如，因为过年需要烟花爆竹点缀节日，所以一入冬季就有工厂加班加点生产烟花爆竹，就可能导致烟花厂事故增多。前一段，著名的烟花爆竹产地，湖南浏阳，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
浏阳烟花爆炸发生在2019年12月4日，当地通报，7人遇难。
20天后，湖南公布了新的消息——调查过程中发现浏阳方面瞒报了遇难人数，实际遇难者为13人。由于涉嫌失职和瞒报，浏阳当地多名官员已经被“留置”或免职。
众所周知，此种瞒报，性质恶劣。对于当地官员来讲，瞒报意味着既要顶着巨大的仕途风险，也要承受“失去良心”的心理压力。但最后还是这样做了，说明是经过一番“理性思考”的——虽然这么做有风险，但不这么做风险更大。
一定程度上说，无论是小孩子撒谎，还是成年人人“欺君罔上”，都是在做了风险与收益的对比之后才决定那么干的。
世俗社会，人生最大的学问，是风险的控制。美颜、修饰、欺骗、瞒报，本质上都是为了控制风险。
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将13人报为7人？
或许，7不影响KPI的完成，而13，足以将KPI弄得一塌糊涂。
当然，这样说纯属局外人的猜测，很可能纯属扯淡。既然如此，那就不做评价了，来讲讲历史上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二百零三年前的清朝——是我最近从《清代的案与刑》这本书中看到的。
那是公元1816年，大清嘉庆二十一年。
这一年的六月三十日夜，一伙强盗闯入山东泰安县巨富徐文诰、徐文显兄弟的宅院抢劫。徐氏兄弟率领家丁用火枪还击。
强盗抢走了一些财物之后，不堪徐家的火力而逃窜。兄弟俩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一具尸体，是看家护院的武士柏永柱。
如此重大的案情，徐氏兄弟赶紧报官。泰安县知县汪汝弼亲自到徐家查勘案发现场——古代的县令真的辛苦，那会儿，县里没有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什么事儿都要县令干，破案、审案、判案，都得亲力亲为。
汪知县一番调查后，到了现场，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被盗的房间没有什么损坏，比如徐家的骡马没有丢失一头，比如徐家一时说不出具体丢了什么东西。
汪知县如福尔摩斯一般，经过一番合理推理，质问徐氏兄弟的大哥徐文诰，是不是自己因故杀害了武士柏永柱，然后谎报家中发生了抢劫将责任推给并不存在的强盗？！
徐文诰吓尿了。眼看自己可能成为杀人犯，徐文诰马上想到了“钱能通神”的道理，赶紧通过中间人，向知县行贿，希望县太爷别把案子弄“歪”了。
汪知县“一身正气”，拒绝行贿，认定徐文诰杀人。
徐文诰危在旦夕，突然传来好消息：附近历城县的官差抓到了两名嫌疑人，二人供述当天曾到徐家抢劫，并交出了赃物。
徐文诰犹如抓到了救命稻草，赶紧到省城济南府喊冤——一方面证明自己的清白，一方面控告汪知县诬陷自己杀人。
汪知县到济南府“应诉”，认为被抓到的嫌疑人是假的，并质问徐文诰：“
如果你没杀人，你为啥要向我行贿？！”
这个质问听上去很符合逻辑，就像街头你扶起了一个倒地的老人，老人质问，如果不是你把我撞倒的，你为啥要扶我？这会让你哑口无言。
济南府负责此案的官员是汪知县的同乡兼好友，越发觉得汪知县的种种质问有逻辑。
徐文诰当然不承认杀了人，于是遭到了严刑拷打，打得“两膝溃烂，筋骨皆现”。
严刑之下，没有审不出的案子。最终，济南府给徐文诰判了徒刑，上报刑部。
刑部看到案卷，认为有漏洞，发回重审——从这儿可以看出，清朝的司法制度还是挺完善的，县里的案子居然在刑部还会被认真对待。
济南府收到刑部的质疑后，对徐文诰再一轮非刑拷打，重新上报了一份“更合理”的口供，按照新的审理结果，将徐文诰徒刑改为死刑。
到了这个地步，徐文诰的弟弟徐文显眼看家财耗尽，人财两空，不甘蒙冤，进京控告。
好在泰安离北京不太远，好在京城有专门接待的衙门——说到这里，又要为清代的司法制度点赞了。京城督察院是专门接待这种案子的，而且涉及命案，必须上报皇上。
于是徐文显的控诉竟然就到了嘉庆皇帝的面前。皇帝读罢，龙颜震怒，调前任直隶总督温承惠到济南，并要求他查明此案。
温承惠很快就查清了真相，但陷入了狗血的现实之中而难以自拔——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让徐文诰翻案，将会有一系列的官员受到皇帝的处分。总之，这个时候，把徐文诰弄死，大家都有好结果，让徐文诰翻案，大家都很麻烦。
隐瞒真相，符合整个官场的利益，不符合皇帝的要求和受害人的利益——而皇帝是有可能欺骗的，受害人是可以屈打成招的。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看出清朝中叶，虽然司法制度相当健全，司法救济也有渠道，甚至皇帝都亲自过问了，但徐文诰想翻案仍然极难。
最终，徐文诰命大，后来皇帝动用了钦差大臣，终于将案子查明。一身残疾，家财丧尽，徐文诰总算逃脱了冤狱。
故事讲到这里，必然会产生一个疑问，：最初，泰安的汪知县为何倾向于认为徐文诰杀人呢，甚至在抓到强盗之后，他依然咬定徐文诰杀人呢？难道他想保护强盗？
汪知县与徐文诰无冤无仇，与强盗非亲非故，为啥要害徐文诰而保强盗呢？
这就涉及到汪知县的业绩考核的KPI。根据当时的考核制度，知县辖区如果发生重大抢劫强盗案且不能在限期内将强盗抓获，知县以及他的上级官员比如知府甚至总督，都要遭到降级处分！高级官员，被降级，还能继续当官，知县本来就级别低，若被降级，仕途就完蛋了。
清朝为啥要制定这样的KPI？清朝自有清朝的国情，自有这样定KPI的合理之处——大约，暴力抢劫强盗如同造反，朝廷绝不容忍——这里就不探讨了。
问题是，那个年代，农业社会，技术手段极少，强盗做完案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知县哪有人力和手段去全国抓贼啊，基本上是抓不到的。所以，一旦遇到强盗案件，基本上都是想尽办法，要么说服受害人不立案，要么是把案子想办法办成不是强盗案——这样是最符合知县利益的。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与其说汪知县在害徐文诰或保护强盗，不如说汪知县在保自己的乌纱帽——基于现实的理性，汪知县失去了人性。
《清代的案与刑》里讲述了若干个类似的故事，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在业绩KPI的压力之下，很多读了若干年圣贤书的官员，常常以很理性的方式失去了人性。
说来奇怪，理性与人性常常是对立的。比如，你看到一个老人不慎倒地，不假思索地过去将他扶起，这很符合人性，可你一旦理性地思考可能的后果，就很可能假装没看见。
对某些人而言，把13改为7，虽然缺乏人性却闪烁着“理性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