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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毛泽东时代的幸福生活

受访者:鲁长泉,男,六十五岁,河南省息县退休教师。原籍为河南省息县小茴店镇郑岗村鲁老寨村民组。
时间:2019年8月26日至31日
地点:河南省息县县城某小区鲁长泉家

翻天覆地的土改

我就出生在咱们息县小茴店镇郑岗村鲁老寨村民组,我母亲生下我也快四十岁了,她名字叫张如莲。我们那个村子很大,是两个生产队合并在一起的。

我姥爷多少代都是书香门第,结果一解放把他们家搞得天翻地覆。不然我姥爷怎么能到开封上大学呢。我姥爷口碑那么好,但是人家不管你口碑好不好,只要你有土地。其实分家的时候,我姥爷也没有多少土地。他是新蔡和息县合办的一个高中的校长,位置就是现在的包信镇,后来镇上人缺了,又让他短暂的代理过镇长,就一个月。他看见人家挎着盒子枪的人就害怕,地道的读书人。所以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姨都有读过书,能看能写。我的姥爷是刘邓大军来的时候给吓死了,他担任过镇长,就以为将来必死无疑,还没等人家下手就自个儿先了结了。文人胆子小。

搞土改时候,我的姥姥在斗争会上五花大绑,跪在砖头渣上,人家要逼迫她交出浮财,逼她把私藏的枪支交出来。过去给她家放牛的放牛娃,名字叫张夫仁,他和我姥爷是同一辈的,解放的时候他就成了积极分子。我姥爷已经死了,他就在斗争会上逼我姥姥交出金银财宝,他伸手就扇了我姥姥几个嘴巴子。我姥姥受不了,开完会回来就一条麻绳上吊自杀了。

我大舅是在国民党军队里面,他想家了,他就回来了,不然他就跟上老蒋去台湾了。老家的人也想他,给他算命,算他还会回来,他确实回来了。我妗子生了一个女孩,让疯狗给咬死了,以后就再没有生下后代,我二舅名字叫张善树,已经参加共产党的工作了,因为我姥爷当过镇长,算是历史有问题。把他从潢川押回来了,很幸运没有被枪毙。因为我姥爷是仁义绅士,大家都他都有好感。但是到了五九年,我二舅一家四口人都饿死了。

我二姨的丈夫也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作,他已经当上了大官,有我表哥表姐两个孩子,她一家没有问题。但是到五十年代共产党的干部流行换妻,他就不喜欢我姨这个乡巴佬了。他在城里周末跳舞的时候,就喜欢上那些和他跳舞的小姑娘。他就把我二姨给换掉了,不要了。我二姨就成寡妇了,一个女人没有办法,他就把我表哥留给家里的爷爷奶奶,然后带着我的大表姐逃荒要饭,走到哪里算哪里。最后跑到距离她家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光棍,是一个大队书记。旧社会他家穷,兄弟三个都是光棍。这个大队书记就把我二姨一家收留下,替她养活这两个孩子。

我父亲家成分也是地主,我的大伯父也是被枪毙的。

说起来话就长了。土改、镇反是五零年、五一年。我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地主,土改的时候被枪毙了。地被分去了,丈夫被枪毙了,没有办法生活,我母亲要去讨饭,一手抱一个孩子,一手挎一个筐,那我二姐领不上怎么办呢?我母亲就用一根绳子把我二姐拴在树上。你说,一个两岁、三岁的孩子被拴在树上,见不到妈妈,哭不哭呀?那就哭吧,任凭她哭去,没有人心疼。我二姐是四八年出生的,土改的时候就像我这孙女这么大,我母亲天天就把她拴在树上,她就抱着我哥哥出门要饭,家家户户走,有的人家给,有些人家不但不给,还漫骂。讨点啥自己吃上一点,拿回来给我姐姐吃上一点。

我母亲到鲁家是改嫁过来的,她带来了两个孩子,就是我哥哥和我二姐。听我母亲说,她和前夫感情不错,一时放不下,也不想给孩子找后爹,就打算一手抚养我哥我姐长大。后来,我父亲听说了她们,逼迫姑姥娘牵线,非逼迫我母亲嫁给他。那时候我父亲是土改干部,他要娶我母亲我母亲不敢不嫁;我母亲不嫁他会变着法儿整我姑姥娘,因为姑姥娘也是地主的遗孀。——那时候,旧社会的乡绅基本被镇压,大户人家的小姐太太被“重新分配”给乡村地痞、流氓,和光棍汉。

我父亲的第一个老婆跑了,不和他过日子了,也留下两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姐和三姐。我父亲这边日子也过得不好,大姐在家里没有吃的,就哭呀哭呀,我大妈(注:伯父的妻子)实在听不下去的时候就给一碗饭,这就吃好几天。我三姐被她的母亲带走讨饭,后来她母亲被一个男人收留下,带着女儿也不方便。她母亲就说:“谁要就给谁吧,只要给口吃的。”我三姐就给别人了,她的母亲就嫁人了。结果呢,五九年挨饿的时候,我三姐的母亲,也就是我父亲前面的老婆就给饿死了。我三姐送给人家的母亲也给饿死了。我三姐孤苦伶仃一个人,没有办法生活,大概十二、三岁就上门给别人当童养媳,大一点就圆房了。就算是解放以后的童养媳吧。那都是以后了,我在潢川县读书,我打听到我三姐家的地方了,我就找到她那个地方去了,我们姐弟大哭一场,就相认了。我三姐早就去世了,受那么多罪。

当干部的父亲带领全家人逃荒

那么我母亲来就和我父亲重新组成了家庭,不久就生了我。说起来是个笑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鲁长泉,如果不枪毙那位地主丈夫,我母亲不改嫁,哪有我的事呢?我从小就挨饿,到五九年几乎就要饿死了。

我父亲是大队干部,那个傻呀!你说,那时候人多傻,我们生产队就有粮库,我们庄上就有粮库。那半晚上我伯父的儿子,我叫哥的,领了几个人去偷粮食。刚好我父亲半夜起来解手,发现我哥偷粮食。我父亲就命令:“送回去!送回去!”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就是个傻瓜啊!我堂哥去偷了,还被我父亲抓住了,自己的亲侄子啊,他也不放过。

我有个本家爷们叫鲁景象,他饿极了,把生产队的一条耕牛给偷偷的杀了。你知道,杀牛不是一个人能够干的活儿,他喊我的那个二大爷还有我的哥哥帮忙。我哥哥那时候也十二、三岁了,也饿得够呛。他给大人拉着牛腿,牛杀了以后,赶紧割下几块肉生火就煮,煮得差不多就吃,那饿极了,就算吃饱了一顿。

吃完牛肉以后,我的二大爷和我哥哥一人扛了一条牛腿回来。这么一扛牛腿就坏事了,我父亲发现了,他就问:“哎!你们的牛腿从哪里来的?”我哥哥说:“是鲁景象大爷杀的。”那就不得了,我父亲就赶紧到大队里汇报。那时候大队比较大,管的地域比较大,人口好多,不像现在的大队。结果大队来人就把我那个鲁景象大爷绑去了,给打得哭爹叫娘,死去活来的。这就是我父亲干的事情,他在大队当个什么官我不知道,而且这个牛肉我们家和我二大爷家都吃到了,我哥哥还参与了,他都去汇报了。他为了保住他自己啊!

那搜东西是挨家挨户的搜,鸡鸭鱼肉柴米油盐那是一点儿也不剩啊!刚开始大家在食堂吃,以后东西少了,干部就藏起来。干部自己分一些拿回家给自己家人吃,有时候半夜做点饭吃,但总有吃光的时候,差不多到五九年年底,那些当官的想偷也偷不上了,他们也没有办法了。

结果这些大队干部也杀了一条牛吃,那么这个鲁景象报复的机会就来了。他就去公社汇报了,结果公社来了几个民兵,把我父亲和几个干部抓住,那还说什么话呀,把几个干部绑在树上就是一顿猛揍,打得我父亲爬回家躺在炕上,睡了好几天都不能动,不能翻身。

这样一来,我父亲觉得没有脸在那里混了,家里也没有吃的了,决定带领全家投奔亲戚,求个活路。我父亲用一个独轮车推着我,因为我最小,走不动路。我哥哥姐姐都十多岁了,就走着,当然我母亲也跟着走路。我们一家去我二姨家,在向店公社,我二姨夫是大队书记,她家距离我家直线距离有六十华里,曲线距离大概有九十华里。那时候路不好,都是小道长满了草。我父亲就走大路,那就走的比较曲折,他先往西北走,走到包信,然后又往西南走。然后从杨店到我姨夫那里去,就是到王庄。

我们全家已经走了两天了,没有吃没有喝的,眼看着还有二十里就到我姨夫家了,但我父亲推着我一下子“咚!”倒在地上去了,不动弹了。我母亲和哥哥姐姐都没有办法了,这当家的倒了。他们就喊呀晃呀掐呀,等了一会儿,我父亲又有呼吸了,睁开眼睛了,又站起来了。我父亲说:“没事!走!”我母亲、哥哥姐姐都又跟上我父亲走。又走到张桃乡,差不多太阳快落山的样子。那里有收容站,我们就住到收容站,收容站不给吃的东西,但是住下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因为我们已经走不动了,在荒郊野外被人截住会被人吃掉。我父亲我姐姐,还有我就住下了。看我父亲已经实在走不动了,我母亲说:“我和大孩子先去,我去了找人来接你们。”我母亲和我哥哥就先走了,大概走了十多华里算到了王庄。我母亲到了以后说,我们还有人在张桃的收容站。我姨夫就派了几个壮劳力连夜把我们接回来。他们那个地方好像饥荒不太厉害,人还有些力气。

我母亲先到了以后,就煮稀饭,也没有什么吃的。我哥哥喝了七碗,就是这么大的黑碗,我们叫大黑碗,我母亲喝了八碗,比我哥哥还多喝一碗。吃稀饭还稠,撒几泡尿就下去了,如果是干饭就给撑死了。等我们到了以后,我母亲又煮了一锅稀饭,我哥哥又喝了七、八碗。我们一家五口就先在我姨夫家生活下来了。

小伙伴们没有爹只有娘

我大伯和大娘就是五九年饿死的,他儿子叫鲁长居。我二大爷也是饿死的,他两个儿子叫鲁长×、鲁长福。孩子饿死的就不计其数了。

五九年,饿死的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女人饿死少一点,那么女人都成了寡妇。从我记事开始,就有一个现象,我的小伙伴们只剩下娘了,没有爹。小功就只有小功娘,没有小功爹。鲁长春、鲁长世也只有个娘了,鲁长州爹也死了,剩下一个娘了。还有面冠,他就剩下娘了。鲁锦道只剩下一个娘了,小名字叫来来的,也只剩下娘了。还有一个堂儿,就剩下一个娘了。小寨小×兄弟两就剩下一个娘了。还有一个姓刘的,叫刘少东,就剩下一个娘了。鲁长进他爹娘都饿死了,鲁长鹏他爹娘都死了,鲁长×的他是爹娘兄弟姐妹都饿死了,他就一个独苗子了……时间长了,我这脑子记不住那么多了,反正就是孤儿寡母多,多少家都没有爹了。对了,还有一个社儿,他的爹也死了,就剩下一个娘了。为什么叫社儿呢?就是五四年、五五年入合作社,讲什么社会主义改造,名字就叫个社儿。他比我大个两岁。

这些孩子的年纪基本上和我差不多,四、五岁,三、四岁,到我记事的时候,他们的父亲都死光了。我说的这些人都是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五九年以后,基本上没有男劳力了,都是一群寡妇和小孩。有爹有娘的孩子很少,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

我的堂哥鲁长备,五九年他从三门峡水库回来,当他走到距离家还有几十里的地方,具体的地名我不清楚,就被十几个破衣烂衫骨瘦如柴的人拦截住了,逮住了。逮住干什么呢?就是要杀他,要吃他。这时候正好有工作队的队员走过来,被发现了。这些人就把我大哥解救了,放了他。他就往家里赶,还距家有十几里,那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他就听见后面人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又有几个人跟着撵他。就是那些工作队走了以后,这些人又来撵他,因为他在工地上有饭吃,身上还有肉。那时已经黄昏了,前面有一个小石桥,他就躲避在小石桥的下面,这些人也没有看见,就匆匆从小石桥上过去了。听着这几个人走远了,我大哥从另外一条路走,躲过他们,跑掉了。

我的大哥本来在我们老家包信读高中,到二年级没有毕业,因为我们一家转移到我姨家,在乡店徐吉村小王庄。我大哥还想继续上学,就要到北边的杨店,有十一、二里地,大人就害怕路上人家把他杀着吃了,于是就不敢去上学。从我姨夫家的王庄到杨店都是十室九空,人都饿死了。我父母、哥哥从那里走的时候,经常看到尸体,我大哥以后活到七十多岁,这是他亲自给我说,我家在土庙,他去防胡我舅舅家,去的时候路上还没有死人,回来的时候路上就碰到三个死人,其中有一个人屁股上的肉还被人割了。就是土庙到防胡的中间。

人吃人的我知道好几个,我们村的鲁中业告诉我:“知道鲁长梦为啥得水肿病(肾脏炎)吗?59年吃人肉吃的。59年他父母都饿死了,没人管他,饿极了就把坟地里的死人肉割回来吃,哎呀,你看他如今……那病治不好。”

我的好朋友刘学安口才特别好,他吃过人肉,讲得可详细了,他说:“59年我吃过人肉,是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有一回我跟我大伯睡觉,半夜饿醒,闻着屋里香喷喷的,就问大伯煮了啥。大伯说别吭声,过来吃吧。原来大伯用公共食堂里的炒菜锅煮了一锅人肉……我告诉你吧,被煮的是一个女孩儿,他爹饿死了,跟着他娘又来到我们村。那时候都那样儿,哪儿能活命呀?结果也饿死了……”

我们村子饿死多少人?具体数字我是没有,初步估计有三分之一,或者百分之四十,不到一半。没有人来统计过死去人的姓名,没有没有,谁做这个事情啊?

母亲偷面救下一家人的命

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对我说:“59年开始紧张的时候,你二舅隔三岔五来咱家一趟,我给他弄点吃的,后来很长时间不来了,我就觉着有事。我趟过冰冷的河水去看他们,你二舅已经断气。当时姥姥庄上的男人剩下不多了,都是骨瘦如材,我只好和你二妗子把二舅的尸身放在拖犁耙的拖车上,弄到村头埋了。本来想送进祖坟里埋的,可是没有力气……唉,那时候人都傻了,你二舅死我都不知道哭……后来,我再没有去过他家。59年一过,原来你二妗子和两个孩子都不在了……断子绝孙啊!”

我家之所以没有饿死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队磨面,都让妇女去磨,让我母亲去,她感觉粮食开始紧张了,就每天用衣襟里面的小口袋偷回家一点,每天半斤八两的,不敢多拿。拿回家藏在一个罐子里,又害怕老鼠吃,她就把罐子吊在房梁上。没有粮食的时候,就是我父亲这样的大队干部也弄不来粮食,每天做饭,我母亲就用三个指头捏一撮,用个小盆做饭。家里得锅碗瓢盆都拿去了,都拿去大炼钢铁去了,门鼻、铁锅都砸碎弄走了。我母亲做一点面糊给我喝,要保我啊!我喝了稠的糊糊以后,再添水煮,加野菜,再给我上面的哥哥、两个姐姐喝。今天喝一点,每天喝一点,别人家天天饿死人的时候,我们家就算苟延残喘下来。但是到最后,那个老鼠终于把面罐子给找到了,把绳子给咬断了,把罐子给摔下来了。我妈着急的,从那个土地上把面粉捧起来,我们就吃了最后一顿。

我母亲就是人的一种聪明呀,到那个时候可不要境界太高了啊!不偷就死!

我母亲还给我讲过一个事,那时候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她看我都快饿死了,三四岁的小孩脖子支撑不住脑袋。家里还有一张席子,就是用高粱杆子和麻绳编起来的席子,大概有二、三十斤吧。我母亲居然还能背动,背着走了八里地到乌龙店集上,把这张席子卖了八毛钱。那个席子能干什么用呢?就是人死了,没有棺材,用高粱席子卷一卷,埋坑里了,当棺材用。我母亲手里有八毛钱了,但是集上卖什么的都没有,卖面的、卖馍的都没有。最后我母亲看到一个老太太卖红薯叶子,她是把红薯叶子煮熟,捏成疙瘩卖,我母亲就买了两疙瘩回来了。

我母亲回到村里,就碰到了我的两个嫂子,一个嫂子叫胡兰芳,另外一个嫂子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外号叫“老马克”,是我的堂嫂子,就是我说过的鲁长备的老婆。她们两个看到我母亲从村子外面回来了,而且一看见她们手就下意识的往怀里摸。我母亲一看见人,就害怕人把把她的两疙瘩红薯叶子给抢去了。我的两个嫂子就怀疑了,她赶紧往怀里摸,说明她怀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我的两个嫂子就上来抢,我母亲说:“你们怎么抢我呀?”她们说:“你是地主婆!抢你咋样?”她们两个年轻,有力气,就把我母亲的两疙瘩红薯叶抢去,一人一疙瘩拿回家吃了。我母亲空着手回来了,这张席子就等于白卖了。

我的嫂子胡兰芳和老马克,一过五九年,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都喊我母亲三婶子。三婶子长三婶子短,没有一点仇气。但是在五九年她们就那么对待我的母亲,那人饿的时候就什么情面礼仪都不顾了,不要脸面了。

到了六零年信阳事件以后,就把粮库打开了,给每一个人吃七大两,这就很好了,有一点粮食,让每家每户做饭了,就能够保住命了,大家都活过来了。到了六一年就基本恢复了,在信阳有一个生育的高锋。

整个毛泽东时代都是吃不饱

到六四年,我都记得事了。生产队用毒药拌棉种,就是三九一一,那个剧毒的农药拌,因为那个是一个新的品种,长得棉桃比以前的大。不知道谁家的小猪,也有四、五十斤了,吃了那个棉籽,就闹死了。我哥就和村里的老薛,老薛的老婆前面的丈夫,五九年饿死了,他是入赘来的。他们两个把死猪弄回来,剥了皮,给每家分了几斤肉。被当时工作队的队员知道了,他来说:“这个猪肉不能吃,吃了要闹死人啊!”就把猪肉背去扔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到了半夜,我哥哥睡不着觉,又跑去把土刨开,把肉弄回来了。谁舍得扔呀?家里一斤粮食都没有呀!我们家里吃了好几天,也没有闹死人呢!也可能煮的过程中把毒都释放了,我们把汤都泼了。你知道,我们每天看着盆里的肉多高兴呢。

小孩们肚子里还有蛔虫,大便以后就能看见白白的虫子在粪便里蠕动。有时候就在嘴里动了,用手一拉,这么长一条大虫子。虫子一般都藏在胃里吸收胃里的营养,能跑出来的虫子是极少数的。那小孩脸上这里一块癣,那里一块癣,就像一个花猫一样。那就是营养极端不良的现象,那时候哪里能够看到好看的孩子,个个都是歪瓜裂枣,他都没有饭吃,都达不到基本的需要,他能够长好看吗?

国家有时候也给救济粮食,但是要钱呢!麦子是一毛四一斤,玉米是八、九分一斤,我哥哥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五毛钱,可能从我舅舅家借来的。我们就拿这五毛钱到粮管所买了几斤玉米回来,赶一趟集,就买几斤玉米回来,你说,可怜不可怜啊?有些人给了粮食,还吃不上,还得等救济款,如果给两块钱,那就是巨款了。没有那两块钱,就是给他救济粮食,他也没有钱买啊!

我长大一点,还是没有吃的,也去讨饭。我们两个小伙子,我十一岁,另外一个十五岁,小名叫小靠,他父亲是五九年饿死的。我们两个跑了一百多里,因为我去安徽要饭的时候,从早晨走到晚上走一百二十华里。逃荒的大人在前面拉架子车,我们两个小孩在后面跑,谁给我一口饭吃啊?就饿着,口渴了跑到路边的水沟里,捧点水喝,我看到水里的虫子还在动,就赶紧喝,喝了就继续跑,到安徽省的灵泉县要饭。到乡下,我害怕狗,我就不敢到人家门上要饭,就吃不饱。但我们两个一起走,人多要饭,人家讨厌啊,就不给。小靠比较聪明。他说:“我从东头往西讨,你从西头往东讨,我们俩岔开讨。晚上,我们就到这个大树下面聚齐。”我每次讨几家,没有吃饱就到我们约的聚齐的地方了,我一个小孩子,等他他不来。等他他不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等他来了,我就不哭了。那个小靠特别好,负责领路和我的安全,他讨的饭他自己吃都吃不饱,都给我端回来半碗。我就赶紧吃……

那时候真是没有吃,没有穿。农民一年一人两尺布票,还买不起布。把这两尺布票卖给条件好一点的人家,用钱买粮食吃。如果一个人有两条裤子,就算是很富裕了。有两条裤子的人几乎没有,就是公社党委书记的孩子恐怕也没有两条裤子。

冬天那么冷,就穿双单鞋,春夏秋三季是没有鞋子穿的。到地里,那脚板在麦茬、豆茬上都是直接的踩,脚上都是厚厚的老茧,已经扎不出血来了。冬天如果不下雪,也还是打赤脚去上学,那有多冷!我一只脚踏上去,冷得缩回来,再换一只脚,又冷得缩回来,但是得去上学啊,最后就是咬牙切齿,脚迈开蹦蹦蹦地朝前跑……那时候就这么苦?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就这样。

有些人为了吃一碗饭,情愿去给人家干重活,比如说用架子车把土坯拉回家,那活是非常重的。我小时候只有十几岁,夜晚有月亮的时候,生产队号召社员去拉土坯,让几个人炸油饼,那每一人都想吃。我们几个学生也拿着绳子去拉车,我们也想吃那个油饼。队长说:“学生不行,过去在生产队没干过活的人不行。”不允许我们拉车。但是有一个女孩,叫玉兰,比我们还小,她早早辍学了,不上学了,天天和大人们一起干活,挣工分。她就可以拉车,可以吃上油饼。

我十来岁的时候,要给生产队放牛,给牛割草。我天天就背个草筐,给牛吃饱了,还要把牛粪背回来。有时候割的草多了,捆成两捆,用扁担挑回来。一个小孩,那一担也七、八十斤,我真是咬着牙齿鼓着劲担。肚子还饿着,有一次我实在挑不动了,特别的累,我想起来去要饭的时候喝点河水也能喝饱点,我去就沟里喝点雨水,黄汤水,喝了几捧水,再担草人就有劲了。我们本地没有草,还要跑到五、六华里以外去割草。大人挑胆子一晃一晃没有问题,但小孩受不了。我劳动了两年,可把我给累坏了。我的头往前伸,背驼着,都是那时候干活累着了,把我压得不长个子,我十一、二岁这么高,后来还是这么高。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虽然不搞大跃进了,但是地仍然在人民公社。地虽然种着,但农民还是吃不饱,没有吃饱过。麦子一打,粮食都上交国家了,给每家每户分个二、三十斤粮食,什么叫白面馍。我们没有见过,连麸子都吃不上。就攒着过年能吃顿饺子。那时候闺女回娘家,如果能够带几个白面馍回去,就算孝敬爹娘了。我们就盼着南瓜,南瓜政府不要,我们就赶紧吃南瓜。然后盼黄豆,黄豆也要交公粮,每家分不到二十斤。就上磨磨豆面,吃不上一个月,然后吃红薯。红薯不好储藏,公社的粮管所不收红薯,那么农民就可以吃了。那么第一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都吃这个红薯。红薯吃到过年,一过完年,开始吃红薯片。那吃得多了,胃翻酸,大人小孩吐酸水,胸口疼。人一张嘴就喷出来一口酸水,就像那个白鹭拉屎一样,就“啪!”一声就出来了。不是吐出来的,是喷射出来的。我的父亲、母亲和年纪大的人,个个都患心口疼。

我上学的时候,那个吐的,有水缸盖那么一片,全是水,一年到头都不干。和我一起坐的同学讨厌我,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忍不住,它就自己喷出来了。到了联产承包制以后,地是自己的,收是自己的,农民的积极性就高了,走在路上,看到一泡牛屎,用双鞋底一夹,就这么捧回自己的地里。能吃上面了,大家的胃都好了。也不吐了。但是我的吐可是留下根了。

恢复高考那一年,我们小茴店乡一下子考了五个大学生,我考上潢川师范。我才第一次用蚊帐,是学校给钱买的。毕业以后,我当上了老师,拿工资了,吃国家粮了,铁饭碗,一辈子没有问题了,那在当地就是大熊猫级别的,哪个姑娘不想嫁给我啊。

我老婆家也是农村的,但他爸爸是教师,一个月国家供应二十九斤粮食,平时就在学校吃,假期他从粮库里买回家,和家里人一起吃,能补充一点。就那么一点点,我老婆家的兄弟姐妹脸上就看着有点红色,就好看一点。那时候,我之所以娶她,就是因为她脸上有那么一点红色。其他农民的孩子,女孩,除了脏,脸上颜色也不正。那脸发黑、发灰、发黄,身体不好都反应在皮肤上了。我说的都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现在的老人都说:“你饿,还有吃七大两的时候饿吗?”你说说,一个魔王犯了一个罪,让全国多少人饿死?还不让你说,你说了还要抓你。

为什么我们息县是重灾区呢?是因为我们河南省的省委书记紧跟毛泽东的路线,我们的区委书记路宪文又紧跟省委的路线,我们的县长许兰又紧跟路宪文的路线。如果其中一个人能觉得这事不靠谱,稍微打个折扣,就会好得多了。但是从上到下都是极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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