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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情的县城,得罪一个人就可能得罪一个圈子

尽管离开故乡多年,但我每年还会回到老家的县城一到两次。

每次回到县城,就有一种温情脉脉的踏实感,因为我的很多同学、朋友、亲戚生活在那里。总觉得,如果遇到点什么事儿,他们一定可以帮帮我。

我有同学在县里的教育、公安、法院领域工作,偶尔跟他们坐在一起喝酒,一下子就又回到了若干年前的少年时光。

也有亲朋在县城生活,我感觉他们悠闲自在。有时候我会羡慕县城的同学亲朋,觉得他们在县城熟人社会的温情之中幸福指数远比我高。

当然,县城的岁月静好温情脉脉不属于县城里所有的人。温暖来自于阳光,但阳光也造就阴影。

在县城特有的温情背后,也隐藏着县城特有的残酷。

最近,湖南新晃一中埋尸案真相大白。从案情中,我读出了一个县城的温情与残酷——

2001年,新晃县一中校长黄炳松的外甥杜少平,违规承包了新晃一中操场土建工程。邓世平代表学校负责监督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举报工程偷工减料,引发了杜少平的不满。2003年1月,杜少平伙同罗光忠将邓世平杀害,并将尸体掩埋在操场下面。事后,在黄炳松的‌‌“活动‌‌”下,当地公职人员,包括新晃县公安局局长、怀化市公安局副局长在内的19人,‌‌“不依法履职,涉嫌渎职‌‌”。

邓世平失踪后,其家属是报案了的,甚至也有怀疑邓被埋尸操场的线索。但是,由于黄炳松‌‌“搞定‌‌”得了等地的公安系统,最终邓世平失踪案就不了了之了。

邓世平遇害充分暴露了一个现象,在看上去温情脉脉的县城,有着极为残酷的一面,如果你不小心得罪了一个人,就可能得罪一个庞大的体系。

县城是温情的。县城因为体量小,因而得以保留人情社会的特征。在一个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总能抬头不见低头见,总有彼此互相帮忙的需要和机会。

县城不大,‌‌“五脏俱全‌‌”,该有的班子,都有,教育、卫生、公检法、交通等等,各个看上去不相干的部门,他们的头头脑脑、局长科长,极可能都是邻居。

我认识一个在县城做局长的人,曾听他讲过县城里的生态,那种‌‌“温情‌‌”听起来挺令人向往的。比如,你的孩子大学毕业了,找县里其他口儿的领导打个招呼,孩子就给安排了。说不定哪天,对方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你这儿了。他们之间,甚至是联姻的。通过这种联姻式的温情交换,每个头头脑脑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县城。

当年新晃县一中校长黄炳松就生活在这种‌‌“温情‌‌”之中,并充分利用了这种‌‌“温情‌‌”。

公开资料显示,新晃一中是怀化市示范性全日制高级中学,也是新晃县唯一一所公办高中,已有70余年的办学历史。可见,这是当地的名校,而且垄断了新晃县的高中教育资源。身为校长的黄炳松,在新晃县的‌‌“地位‌‌”,是不亚于县里的一个局长的。

多年前,我就是从县城高中走出来的,深知县城高中的校长在县里的‌‌“威望‌‌”之高——每年,有很多人想要送中考分数不理想的孩子进高中,连校长家的门都迈不进。县里的局长科长们,当然都会把校长当朋友。

还有,县里面除了县长书记之外,其他的头头脑脑局长科长们,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一个县的地面就那么大,又是本地人,基本上都认识,关系近到可能是同学或朋友的同学。当年邓世平失踪时,新晃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就是新晃一中校长黄炳松的同学。

正是在前述背景下,在得知外甥杀人埋尸后,校长黄炳松可以游刃有余地把案情也给‌‌“埋掉‌‌”了。从县里,到市里,黄炳松一路绿灯。

人失踪了,家属报案了,警方‌‌“找不到人‌‌”,这实在‌‌“太正常了‌‌”。于是,那个为了工程质量举报偷工减料的邓世平,就这么没了。

黄炳松继续心安理得地当他的校长,甚至,就在那片埋着邓世平尸体的操场上,面对全校的孩子们,继续为人师表。黄炳松当年能够如此游刃有余心安理得,是因为新晃一中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里,他处在权力的顶端。

换句话说,黄炳松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县城里,类似封闭的势力范围有很多,处在每一个势力范围顶端的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交换利益,比如,县高中校长与县医院院长的关系,应该不会差——这就是县城温情的本质。

在这种温情的保护之下,隐藏着残酷的现实。这种温情只属于少数人,更多的人需要靠各种亲戚朋友关系或金钱的助推,才能分享这种温情。

比如,杜少平是黄炳松的外甥,他可以轻易地拿到新晃一中的工程。不配享有‌‌“县城温情‌‌”的邓世平,就轻松地被杜少平碾压了。

这种所谓的县城温情,也助长了杜少平们的嚣张——他们的背后,是整个县城的权力体系,他们自信总能摆平县城之内的事情。

邓世平不幸在于,与其说他得罪了校长黄炳松的外甥杜少平,不如说他得罪了新晃县的一个‌‌“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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