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北洋时期，内战近乎一种常态，人称军阀混战。然而，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角固然都是军人，但一概称之为军阀，褒贬意味过重。他们之中，固然有横暴的军人，但比较文明，乐意遵从共和体制规矩的，也不是没有。况且，袁世凯死后的内战，称之为混战，袁世凯在世时的战争，未必就不是混战。所以，在此，我一概称之为内战。
民国北洋时期的内战，其实在民国二年就开始了，史称“二次革命”，实际上是握有北京政府的袁世凯的北洋军和占据南方数省的国民党人的战争。在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交给袁世凯之后，事实上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洋集团，跟国民党人一直存在着权力之争。民二大选，国民党获胜，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宋教仁的遇刺，骤然之间，使得双方矛盾和猜忌升温。虽然国民党内主张法律解决的一派，人数不少，但孙中山却对采用暴力推翻袁世凯，情有独钟。显然，他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觉得革命党人既然可以推翻满清，再动手打到北洋系，轻而易举。他更是误判辛亥革命后的形势，不了解整个社会不希望重启战端的情势。
国民党人在开战之前，非常夸张地张扬自己不惜一战的决心，但却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基本没有准备。真正开战之后，国民党的根据地广东，民军被袁世凯收买，不战而降，湖南也没有抵抗。有战事的地方，严格地说只有江西湖口和南京两处。江西是老国民党人李烈钧经营多日的地盘，所部林虎部一个旅，骁勇善战。湖口的战事，先后打了十几天，但在绝对优势的北洋军的攻势面前，最终还是失败了。南京先在黄兴策动下宣布独立，后来因为内部的分裂，独立取消。心有不甘的第八师官兵，在一个报人何海鸣的激励下，再次宣布独立。跟北洋军和张勋辫子军进行了数日的殊死抵抗，打到巷战，还是以失败告终。
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事起仓促，准备不足，而且也不得人心。不仅士绅和民众不支持。当时非北洋系的地方势力，诸如湖北的黎元洪，云南的蔡锷和广西的陆荣廷，都不支持国民党的行动，黎元洪还间接地策应了北洋军。贸然发动革命的国民党人，不旋踵即落得个逃亡海外的下场。
如此轻松打垮最大的敌手国民党，并没有让袁世凯的统治进入坦途。两千多年帝制的消亡，所带来的社会震荡，一直困扰着他。在共和制度下，民主政治的规则并没有建立，他也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传统，建构一个效忠结构。打败国民党之后，建立了功勋的北洋悍将们，更加难以驾驭。袁世凯将都督改成了将军，另设文官管理民政，却依然难以实现军政分治，各省的大权，依旧掌握在军人手里。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没有办法处分任何一个桀骜不驯的地方军政长官。被内政困扰的袁世凯，在一次大战爆发之后，又遭遇到了日本的进逼。二十一条（缺第五号）的被迫签订，使得他原本缺失的权威，雪上加霜。
为了重树权威，袁世凯听信杨度等人的建议，尝试再建帝制，结果，给了反对者以可乘之机，史称“护国运动”兴起，民国北洋时期的第二次内战爆发。护国战争从1915年年底的帝制运动高潮时爆发，实际上到第二年的6月6日袁世凯病死，才算结束。
这场内战，主战场在四川，次要战场则是广西、湖南和陕西。在四川，虽然北洋军有兵力上的优势，但由于战争将原来四川辛亥革命后被压制的各路雄豪再度激起，而北洋军得不到当地大小军头的支持，战事进入焦着状态。北洋军没有能力扑灭讨袁军，而讨袁军一时没有办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而，几个师的北洋精锐，居然奈何不了区区三千人的讨袁军，这本身就是北洋系的失败。正因为如此，各地反袁势力由此蜂起。陕西的陈树藩和胡景翼驱逐了督军陆建章，广西的陆荣廷将借道的龙觐光部缴械，湖南的北洋军唐天喜部，在讨袁军的压力和收买下，倒戈相向。北洋内部的裂痕愈发明显，段祺瑞早就不赞同帝制，而另一员坐镇东南的大将冯国璋，则态度暧昧。一时间，虽然蔡锷的讨袁军并没有威胁到北京，但坐在北京的袁世凯，却大有四面楚歌之感。
帝制取消，袁世凯也死了，战争的因素也就消除了。当政局似乎又摆回到民元，国会再度恢复之时，内战造成的地方军人割据之势已成，接替掌控北京政府的北洋系接班人段祺瑞，不仅对西南无奈其何，连同为北洋系的各地督军，也不再想中央政府解款。政令不出都门的北京政府，身为总理的段祺瑞，还要面对不肯做橡皮图章的总统黎元洪和国会的牵制。府院之间摩擦了差不多一年，最后居然因为是否参加一次大战问题，彻底闹翻。
大着胆子把段祺瑞解职的黎元洪，发现自己猛然之间陷入了北洋系的包围之中，各省再度纷纷独立，兵指北京。没有办法，黎元洪只好请似乎是众军头盟主的张勋进京调停。而带着五千辫子军进京的张勋，却认为这样的政治僵局，表明共和制度已然破产，冒失地从紫禁城请出小皇帝溥仪，宣布清室复辟。
而躲在天津的段祺瑞和他的党徒们，把张勋视为为他们解套的一个工具。在日本的支持下，几乎立即就发动了讨伐复辟的军事行动。跟着张勋复辟的北京驻军首领们，原本就是首鼠两端。在段祺瑞马厂誓师之后，旋即投奔讨逆军。成为孤家寡人的张勋，面对十几倍于己的讨逆军，拒不屈服。但战事却更像是象征性的，最后等于是段祺瑞花钱买下了辫子军的枪炮，将人员遣散。张勋在德国人的帮助下，躲进了荷兰使馆。讨逆军事，儿戏式的结束。段祺瑞大获全胜，重掌政权，连此前碍事的黎元洪和民元国会，都因为张勋复辟的缘故，从眼前消失了。
张勋的部队，虽是巡防营的底子，但由于也曾在袁世凯的麾下，属于北洋系的旁系。讨逆之战，虽然规模不大，而且双方都没有真打。但毕竟属于北洋系内部的一场战争，战后，张勋的部队被吞掉了，从此，北洋系出现了第一次分裂。
复辟失败之后，北京政府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了一次大战。而日本政府换人，改变政策，开始扶植段祺瑞政府。借给段政府大笔的借款，这就是所谓的西原借款。因为参战，段祺瑞可以编练参战军，从而获得了嫡系的武力。由于参战，庚子赔款中德奥部分，可以不再支付，其他赔款，也得以暂缓支付，这样的话，原来仅仅靠关余和盐余，即支付完赔款之后的余额活着的北京政府，财政状况大为苏解。
恰在此时，二次革命后，由于组建小圈子的中华革命党而实力大损的孙中山，放弃了小圈子，重回国民党。借德国人的支持，以护法为名，策动一部分海军，拉出一小部分民元国会的议员，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公然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
当时，占据广东的是陆荣廷的桂系，孙中山并没有真正的实力。只要北京政府不去惹桂系，不碰西南的唐继尧，这些军头，就不大可能支持孙中山。但是，感觉自己腰大气粗的段祺瑞，却执意要借机发动战争，毅然免去了亲国民党的湖南督军谭延闿的职，派自己的嫡系人物傅良佐入湘，担任湘督，随去的，还有两个师的北军。其他的北方部队，也陆续派往湖南。
此举不仅惹恼了湖南当地的军人，而且触犯了桂系的大忌。桂系一直把湖南视为南北的缓冲地带，如果放任北军兵临城下，岂非卧榻之旁睡了他人？由此，1917年8月，湖南本地军人率先反抗，然后桂系发兵北上，南北战争由此打响。
此前的内战，多少都有点名头。二次革命，在国民党是革命，在袁世凯则是平叛。护国战争，更是如此，固然参加者也有不少是为了地盘和利益，但毕竟有一个反帝制复辟的借口。至于讨伐张勋复辟，则更是理直气壮。而此番内战，南方的护法，相当牵强，北方的武力统一，也师出无名。更重要的是，段祺瑞此时并没有本钱发动战争。他没有能直接掌控的武力，段祺瑞派军队出征，实际上等于花钱买雇佣军，有多少钱，打多少钱的仗。这些北洋军，自打败国民党之后，部队的训练大幅度滑坡，战斗力锐减。各个军头，如果有地盘，就据地自肥。如果没有地盘，就吃空饷。每个军头都明白保存实力的重要性，能不碰硬，就不碰硬。
桂系陆荣廷的部队，是土匪的底子，广西人又以能战闻名，所以，桂系一出兵，在湖南的北洋军就吃不住了，损失惨重。在前线的部队不想打了，就找了个借口，呼吁和平，退出战场。这样的做法，恰好又得到代理总统的冯国璋的暗中支持。冯国璋自打到北京做代理总统之后，跟段祺瑞的矛盾日益加剧。靠近冯国璋的军头，人称直系（冯是直隶河间人），靠近段祺瑞的，人称皖系（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直皖的裂痕，加剧了前方的溃败。段祺瑞的第一次对南用兵，就这样结束了。
当然，倔强的段祺瑞，是不会这样甘心的。没过多久，他用一个副总统的许诺，说动了直隶督军曹锟，曹锟答应派他的嫡系第三师出阵。而当时的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也有心借参战整合这个师，于是欣然就道。吴佩孚是北洋第二代的杰出人物，会练兵，鬼点子也多。他一出马，战况马上改观。第三师从岳州一直打到衡阳，湘桂军败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段祺瑞做出了一个有可能终身后悔的决定，他命令吴佩孚继续前进，把湖南督军给了跟着吴佩孚后面捡便宜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
原本吴佩孚跟段祺瑞就有隔阂，这一下，就结了死梁子。从此而后，吴佩孚任凭段祺瑞怎么督催，再也一步不动了。坐镇湘南，把湘南的税收都拿走。同时两边收钱，一边跟南方勾搭，拿南边的贿赂，一边说是缺饷，冲北京政府要钱。弄来的钱，都用来扩军练兵。他这一个师，多出来三个混成旅和若干补充团，达到3万多人枪。不仅如此，打这时候起，吴佩孚开始高调发表主张，呼吁和平，不打内战。同时放声批评北京政府，但凡政府举措有不当之处，他一定在报纸上发通电批评，谁都拦不住，从而博得了一个敢言而且富有正义感的名声。
吴佩孚的主公曹锟，是个胸无大志之辈。他虽然是直隶保定人，但在冯国璋在世的时候，他还难说是直系的人。冯国璋死后，他成为后直系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吴佩孚。而最终跟段祺瑞闹翻，问鼎北京政府，也是因为吴佩孚。
第二代不服第一代，是个惯例。由于南北战争，段祺瑞不仅被窥破了弱点，而且被摸到了软肋。在练兵扎实能打仗的吴佩孚看来，只要在政治上有点建树，“彼可取而代之”绝非一个遥远的梦。第一代的冯国璋和段祺瑞闹了一通，最终还是不能撕破脸皮，维持着北洋团体的团结，但是，第二代的逻辑不同了，代际的更替，早晚会发生，只要替代，就一定会出事儿。
论打仗，段祺瑞其实不如冯国璋。但是，此人器局大，有政治眼光，所以，在冯段之争中，总能占上风。到了吴佩孚这里，论打仗，吴是北洋公认的常胜将军，不再话下。吴佩孚是秀才出身，文字功夫不错，身边也聚拢了一些一流的文人，如张其锽和杨史云。他们深知媒体的重要性，所以，自打衡阳罢兵，就一个劲儿地在媒体上发声。媒体总是喜欢跟政府找别扭的，有这么一个北洋系能战的师长，乐意骂街，他们当然也乐意奉承。恰好，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外交失败，又给了吴佩孚一个好大的机会。这个外交失败，引发了五四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反日运动，使得此前段政府跟日本的密切合作，都有了出卖国家利益的嫌疑。
嗅觉敏感的吴佩孚和他的幕僚们，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整个运动期间，高调声援学生，甚至不惜发出武力威胁。最终北京政府拒绝在和会上签字，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个学生认定的“卖国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吴佩孚的威胁。
经过这场运动，段祺瑞和他的皖系已经被搞臭，而吴佩孚则成为各地学生和爱国人士爱戴的爱国将军。此时的吴佩孚，在政治上的名声和风头，已经压过了段祺瑞。所以，在运动过后的第二年，即1920年5月，吴佩孚毅然从衡阳北返，7月，直皖在北京附近展开决战。
当时，尽管接近直系的省份有8个，接近皖系的省份有11个，但真正参加战斗的，在皖系这边，主力是皖系直接掌控的前参战军，当时的边防军和西北边防军的三个师四个混成旅。在直系，则是吴佩孚亲自指挥的第三师和三个混成旅以及若干补充团。双方直接对阵的兵力，直系要稍逊一筹，武器装备与后勤供给，也是皖系占优。直系的枪炮，跟当年多数军阀部队一样，是万国造，型号复杂，供给困难。而皖系的部队，则一色的日式装备，相当齐整。
但是，边防军虽说人员和枪械齐整，但士兵都是新兵，基层军官也都是刚从校门出来的学生。而吴佩孚的部队，多为久经战阵的老兵，加上训练有素，战斗经验丰富。对于军人来说，有没有经过战阵，是一个坎，一般来说，新兵得有老兵带，才容易过这个坎，否则，两下对阵，新兵的一方，就会露怯。
所以，仗一开打，只有在头三天，皖系占了一点小便宜。而后吴佩孚亲帅精锐，突袭皖军的前敌总指挥部，俘虏了敌人的前敌总指挥曲同丰。皖军总指挥段芝贵，原本就是一个酒囊饭袋，闻讯之后，仓皇逃跑。结果整个皖系军队，兵败如山倒，一共打了不到两周时间，双方死伤不过两百人。皖系的参战军已经其他参战部队，就都被解决了。原本奉系进关的两个师，在坐山观虎斗，见有便宜可占，立即加入直系这边投入战斗，也捞了一大笔。
段祺瑞和他的皖系退出历史舞台，北京政府成了直奉两系的天下。曹锟和张作霖，为了便于合作，两家还结了亲，成了亲家。但是，这种联姻，却掩饰不住两家的裂痕。直皖之战，实际上是直系一家打的。奉系只是看热闹，就捡了个大便宜，东路皖军的重装备，都被奉军夺走。这让出了大力的直军将领很是气恼。
两边更大隔阂，还在于张作霖眼里只有曹锟，看不上吴佩孚。这个胡匪出身的家伙，对于资历辈分什么的，看得很重。居然没有看出来，直系这边，曹锟其实只是一个幌子，真正担事儿的是吴佩孚。因此，在两家谈事的时候，有意无意，总是把吴佩孚搁在一边。认为吴佩孚不过一个师长，而他的手下，师长有好几个呢，没有说话的权利。这样一来，张作霖和吴佩孚的梁子，就越结越深。
当然，直奉之间的矛盾，最重要的，还是利益之争。北京政府，两姑之间难为妇。一个媳妇要伺候两个婆婆，怎么做，都是错。此时的总统，还是徐世昌。这个老官僚，是皖系的捧上来的，选他做总统的安福国会被废了，但鉴于此公北洋老人的身份，他的总统还没有变，但是以往的居中调人却做不成了。
跟皖系政府不一样，直奉控制的北京政府，一上来就闹穷。列强成立了新的银行团，宣称在中国南北没有统一之前，不再借给中国政府钱。因一战而停付的庚子赔款，又开始重新支付。直奉两家，比着管北京政府要军费，但自己统辖的地区，依旧一分钱不上交。1921年，成为北京政府迄今以来，最困难的一年，不仅多数政府机关开不了工资，连北京中小学也因为欠薪而停课。靳云鹏内阁，因为向着直系，被拱下了台。换上的内阁总理，是号称财神的梁士诒。梁士诒跟奉系的关系，要比跟直系密切。虽说在弄钱方面，比靳云鹏多一些饮鸩止渴的办法，但却得罪了吴佩孚。
正好赶上华盛顿会议，日本在西方的压力下，交还青岛，但坚持胶济铁路需要中国用钱赎回。由于梁士诒内阁急于从日本获得借款，所以，要中国代表妥协，允许借日款赎路，然后仍由日本方面经营。这个事儿，被吴佩孚抓住，拼命攻击梁士诒卖国。同时策动成立一旦独立的委员会，彻查梁内阁的公债与借款的经济问题。终于把梁士诒彻底臭掉，不仅“卖国”，而且“贪腐”。而为梁士诒背书的张作霖，在电报战中，也顺便被黑。
到了1922年4月，直奉双方终于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舆论向着直系，而张作霖自恃财大气粗，具有兵力和武器上的优势，一点都不肯退让。原本不乐意开战的曹锟，最终被迫不得不应战。双方从4月29日打到5月4日，不到一周，标准的6日战争。直系10万人，奉系12万人。奉系的重炮比直系多一半，机枪多一倍。奉系有富裕的东三省做根据地，一向财大气粗，大手笔向外购买，不仅武器装备占优，而且军饷也三倍四倍地优于直系。但是，奉系是土匪的底子，纪律一向不好，加上站前的媒体电报战，一直处于下风。跟皖系一样，仗还没打，就背了卖国的名声。所以，相当不得人心，即使一向偏向奉系的日本，对于是否扶植张作霖，也多有犹豫。更糟糕的是，土匪底子的军队，军官多是老派军人，高级将领，基本上是张作霖的把兄弟。这些人在做土匪的时候，枪法好，单兵作战能力强，但做了高级将领，不会练兵，不讲战术，部队也没有纪律。一打仗，还是老一套，领头的打着大旗往上冲，机枪和大炮，不管有没有敌人，一个劲儿地放，弹药消耗特别大。弹药缺乏，火力也不及奉系的直军，诱使对方拼命消耗弹药，等对方弹药消耗差不多了，再进攻，奉军就吃不住劲儿了，一个缺口被打开，全军溃败。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垮的比皖军还要快，战场上，到处都是溃散的奉军。只有郭松龄和张学良带领的两个旅，由于一直采用新式方法训练，还能打一点。第一波失败之后，张作霖收拢溃兵，从关外调兵，还想再战，结果仍旧一败涂地。最后要不是直系忌惮日本，不敢轻易进军作为日本势力范围的东北，张作霖还有可能吧老底都蚀了。
退回到关外的张作霖，依靠东三省做基地，虽然丢了东三省巡阅使的头衔，但还是有东山再起的资本。这一点，他跟他的老朋友张勋不一样，跟段祺瑞也不一样。江山毕竟是他拉着一帮老兄弟打下来的，尽管他吃了败仗，内部没有人反叛，他的地盘还在。
痛定思痛的张作霖，开始整军经武，启用新派人物，用新式方法练兵，强调武器使用的效率，重视军事学校出来的人才。重用日本士官生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特别重用在直奉战争中表现不俗的郭松龄。郭松龄和张学良统帅的二六旅作为奉军的榜样，大力整顿军队。扩大讲武堂等军事学校，重视新式武器使用的培训。建立了自己的军工企业，建立了东北的空军和海军。一副卧薪尝胆的架势，一定要报仇雪恨。
然而，战胜的直系，却出现了分裂。经过两次大战的胜利，吴佩孚在实力和声望臻于顶点，犯了强人得意之后的通病。只能容下无条件听话的将领，对于跟他平辈，同为北洋系第二代的杰出人士，冯玉祥和孙传芳，开始有意排斥。先是拿掉了冯玉祥河南督军的地盘，让他去做空头的陆军巡阅使，使冯玉祥所部只能在北京靠部分崇文门关税勉强度日。然后又把孙传芳派到福建，让这些北军在南方的山区自生自灭。
直系的天下，本是吴佩孚打下来的，但曹锟却依旧端着主公的架子。曹锟的兄弟子侄，对于吴佩孚根本不买账。于是，直系内部有了保洛之争，即以驻扎的洛阳的吴佩孚为中心，和在保定的曹锟为中心的两个圈子。战胜奉系之后，曹锟觉得自己该登大位了，于是，迫不及待地让军警赶走了被吴佩孚请出来的黎元洪，自己花大钱，收买猪仔议员，把他选成了大总统。曹锟的贿选，让一向占据道德高地的吴佩孚，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然而，几次靠道德高调占了便宜的吴佩孚，路径依赖，却从高处下不来了。所以，在吴佩孚的影响下，北京政府的日子很难过。没办法像从前那样，跟列强，尤其是跟日本勾兑，获得财政支持。而经过两次大战之后，直系所属的部队，扩张迅猛，使得北京政府军费负担更重。因此，直系统治时期，是中国政府最穷的时刻，最难的时候，很多驻外使节，只能下旗回国，连路费都是华侨捐的。这样穷的北京政府，间接影响到了直系的武器购置，扩大了直奉之间的装备差距。
而蓄意报仇的张作霖，则建立了跟孙中山的国民党以及皖系残余势力的联系，形成三角联盟。更重要的是，张作霖收买了心怀异志的冯玉祥。1924年9月初，老派的直系将领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的残余势力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了争夺上海开战。上海是块肥肉，在行政区划上隶属江苏，但却一直掌握在浙江督军卢永祥手里。为了抢上海，齐燮元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开战。在吴佩孚，是为了击破奉系的三角同盟，在齐燮元，则是争上海。结果，江浙打成了泥巴仗，难分胜负，结果被在福建的孙传芳从后面杀出来，抄了卢永祥的后路。从此，一颗新星孙传芳崛起。
差不多于此同时，另一颗星也升起了，却是以非常特别的方式。1924年9月15日，早就蓄势待发的奉军，大兵压境。直军仓促应战。双方在主战场山海关一线，进行了惨烈的厮杀。战争的烈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炮坦克飞机乃至军舰全部投入战斗，几十万大军反复争夺，一个阵地，每每几易其手。正在吴佩孚亲自指挥在山海关一线苦战之际，担任偏师的冯玉祥，却偷偷率领他的部队星夜赶回北京，发动政变，软禁了曹锟。正在前线苦撑的直军，听闻后方生变，顷刻土崩瓦解。吴佩孚只带了一个团，乘军舰得以脱逃。
随后，奉系和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控制北京政府，捧出了段祺瑞做临时执政。但是，两家很快闹翻。1926年，两场打仗南北开打，奉系击败了国民军。湖南的内战重启，湘南的唐生智引来国共合作之后的国民革命军，占据长沙的赵恒惕所部叶开鑫向已经东山再起的吴佩孚求援，由此揭开了史称北伐战争的序幕。
这期间，南下的奉军，跟孙传芳发生冲突，奉系败绩。至此，尚有实力的张作霖、孙传芳和吴佩孚，彼此都打过仗。虽说联手“讨赤”，但根本无法配合。三人之中，吴佩孚的实力最弱，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嫡系武力的空头大帅。而吴佩孚与北伐军交战之时，孙与张都坐山观虎。他们忘了，吴佩孚虽弱，却是当年名头最响的军头，一旦他被打败，北伐军声势大涨，众多中小军头纷纷投靠，于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骤然膨胀。北伐的胜利，也就水到渠成了。
北洋时期，各地小规模的内战，无日或无。四川、湖南、两广等地，战争规模还不小。川中的内战，一直到内地内战大体结束，仍旧战火不息。直到刘湘独大之后，才告一段落。
有人将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比之为五代十国。其实，这个时期的内战，只有到后期，烈度才比较大。多数战争，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参加内战的各个军头，由于大多为清末军事改革中涌现的精英，对文明有追求，所以，战争行为，还比较文明和节制。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至少没有后世渲染的那么大。很多军头在割据地，多少还能有一些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