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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余生(3)

初尝饥饿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这种平稳的日子只维持了大半年。58年冬天以后,全国农业歉收,我们的粮食供应跟着下降,开始定起量来,起初是60斤,以后到50多斤。当初谁也没有预料到,历史已经由此转入下坡,一场危机像魔影一样正悄悄地向人们袭来,并由此开始,引出了一场恶性大饥荒,持续了3年以上,旷日持久,天翻地覆,最后直落得灾难性的、毁灭性的悲惨后果。它粉碎了人们的一切善良愿望,把多少人带进了地狱。

定量开始降到60斤时,大家一算账,原来的实际消耗量大约在70-80斤以上,降到60斤后,不能那么放开吃了,但基本还可以承受。人们不断地表态,表示理解形势和政策,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并互相鼓励,以此作为改造的一课,一定要通过这一考验。这是第一阶段。再降到50斤时,菜蔬也同时减少,就有些实际压力了,每顿饭发二个馒头,几口就下肚,胃里很不满足。起先大家猜想缺粮可能是暂时的,不久会有改善,大跃进的形势不是带来高产吗?也有人说可能是东北种多了大豆,影响了粮食生产,但是农垦的最高领导王震将军亲口说过,“不要怕,你们农场就种大豆就行,那是专供出口赚外汇的,是党中央安排的,是大跃进中的头等大事,只要完成大豆任务,其它的都好说。粮食不够,我们会从别地调来的,那就是全局。”但实际上却是每况愈下。人们逐渐看到,高级领导说的话不算数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吃不饱是个实际问题,谁也无法超脱,吃饱肚子上升为一个重要问题,右派们初步体会到什么叫饿,每顿饭吃不饱是什么味道。于是一些人开始想各种点子。

首先想到的是请家里支援。右派们频繁地写信诉说困难,要家里和亲友们邮寄食品和粮票。当时家里和全国一样,也是粮油紧张,但为了照顾亲人,再困难也得出手,于是大包小包从各地雪片一样飞来,抽调当邮递员的小梁每隔两天就要步行几十公里往850场部来回一趟,用人力扛回邮包。以后因为邮包实在太多,每次有几十上百个,而且重量加大,队里不得不专门配备了一辆牛车。每到傍晚,老右们眼盯着场部牛车回来的方向,盼望车上有自己的一点什么。牛车一停下来,好多人围着包裹袋反复巡视,领到包裹的喜悦在心,躲到一边悄悄受用去了,没有包裹的黯然若失,企盼下一次的机会。堂堂知识分子,竟为一包食品折腰,不禁令人酸楚。我也给家里写过信,记得有一次寄来一毛巾袋的饼干,约有一斤多重,我悄悄地在半夜把头蒙到被子里,不到一刻钟,三下五去二就吃完了,由此感到,家里寄上一星半点的于事无补,以后就不再要求寄了。相比之下,寄粮票更加机动,可以在附近买到吃的,一到休息日,怀揣粮票的右派们走遍了附近小馆子,总要找到一些吃的才满意而归。

那年秋天,农场商店从外地购进一批豆制代乳粉,每包约40斤,价格不菲。消息传开,人们奔走相告,成为特大新闻,老右们从小量试吃到掀起抢购高潮,不过两三天的功夫。口袋有钱的大量批进,最多的囤积好几袋,少的也来个三五斤。人们互相咨询、不断哄抬,见面就问你买进多少,一时成为大热点,大有囤粮防荒,心里踏实的意思。我的囊中羞涩,也赶着买了几斤。一到晚上,但见到处都是用小罐头煮代乳粉的,房前房后点点明火,盆盆瓢瓢,川流不息,在愉快和满足中享受香甜的宵夜,然后带着兴奋睡觉,进入梦乡。可是乐极生悲,下半夜后,肚子开始发胀,轱辘反转,放屁连连。原来此物都是大豆制品,高蛋白,不易消化,吃得多时,肠胃受用不了。一时纷纷起夜,严重的又吐又拉,第二天脸色发黄。经过总结交流,调整食量,每次少吃一些,反应就轻些。这一下轮到没钱的高兴了,幸灾乐祸,悄悄讥笑那些购粉大户。好在以后国家粮食进一步紧张,几十天以后,代乳粉绝迹,从此退出人们记忆。

天气太冷是个严峻问题,在北京冬天最低到零下十几度,这里是零下三十度甚至四十度。离开北京时,我的姐姐送给我一件羊皮大衣,宁夏筒子的,还有一件呢子大衣。第一个冬天就给我来个下马威,宁夏筒子根本不顶用,一下子就被寒风穿透了,仍是彻骨的冰凉。当地的老乡们都有老羊皮大衣,白天裹身,晚上压在棉被上,我们傻乎乎的一点没有准备,只有挨冻的份。当初路经密山时,一些人买皮帽子和棉鞋子,我也顺手买了一套。这下起了大作用,冬天在室外如果没有皮帽子,光着脑袋,要不了十分钟,耳朵就像冰棍一样,受伤的溃疡面要持续几个月。好多右派患感冒,手脚和脸部都生冻疮,不知道如何是好。如何防寒是一门学问,东北的老百姓们有祖祖辈辈传下来各种知识、技巧和经验。房子的墙厚度超过60公分,门窗糊得密不透风,烤火柴是多年积累的,码在大门口像一座座小山,每家都有老羊皮大衣,所以他们能够顺利过冬。右派们没有办法和居民比拟,而且特别缺乏生活经验,只有挨冻的份。

饥和寒从来都是伴生的,吃不饱饭就没有抗寒的能力,同时天气冷,热量消耗快,就更容易感到饿,时刻有一种身上冰冰、肚里空空的感觉。

以上是挨饿的第一阶段,有些曲折,但人们的情绪和劳动大体还能维持。

摘了帽还是右派

到1959年底,中央来了一个考察团,其中有我们单位的卫处长。在明地暗里“考察”了各方面情况以后,召开全队大会宣布摘去20多人的右派帽子,是为第一批,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单位还有林清汶、陈家惔。来此不到两年,就已经“修成正果”,幸运之极。事先我毫不知情,考察团的工作方式是秘密的,400--500人中只有20多人得此殊荣。设计组就我一人。大家用羡慕的眼光看我们,因为摘了帽子的可以离开此地重新分配工作,我大喜若狂,兴奋之余,不免产生种种遐想,似乎生活可以从此转轨,右派历程可以告一段落。考察团也叫我赶紧打点行李,等待分配。

我的行李简单,一个手提起来就可以走。但老天不作美,也是命运多乖,临走前的隔夜,农场突然通知我,要把我永远留在农场,他们解释说此地是王震部长的工作重点,将来农业畜牧业要大发展,前途无量,你是学土建的,大有用武之地,所以你不用走了,下一步我们会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农场来。我当场就晕了,表示我有困难,希望另作安排,农场说,已经定下的事情,你只有服从组织一条路,别无其它。

我无奈找到考察团,表示留下来有很大困难,希望换换环境,但考察团告诉我,不容更改,就这样,顷刻之间,我变成农场的人,不久组织关系也转到农场。原来我的工资99元,右派降级后变为62元,调农场后,只有59元了。那些年头分配工作时不容许讨价还价,谁要说个不字,就是有问题,思想没有改造好,闹不好右派帽子得当场重新带上。

我是58年3月下旬离家的,当时孩子才出生2个月,爱人因为我栽了跟斗整天整夜睡不着觉,精神处于半瘫痪状态,我的心事重重,极端愁闷,无处可说,看到同去的林清汶回到了北京,陈家惔分到黑龙江油田,特别羡慕他们的好运气。我实在是不幸,好不容易燃起的一点希望被扑灭了,为此,我的情绪消沉,晚上失眠,郁结在心。

半个月后,我打点精神,到队部说,既然安排我留下,那么请批准我回家一趟,有些迫切的家务事情处理一下,谁知道队里根本不准,言下之意是,你刚摘了帽子,理应安心工作,有好的表现才是,不应该提什么条件来麻烦组织。这样,我内心最后一点点希望都泯灭了,无言以对,默默告退。当了右派,人的基本权利丧失了,摘帽以后,依然如故,仍还是专政对象,是另类,无法平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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