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朋友之间的尴尴尬尬(4)

我被怀疑

我劳动表现一贯很好,二锤打得特别棒,隧道里我一直扮演“主攻手”的角色,监管公安对我似乎还不错,我的劳教地位已接近“后补班长”。但是我也存在着一个十分致命的弱点,即到那时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用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监管公安们检举揭发其他劳教份子的“反改造言行”,这就是说,除劳动以外,可以证明自己靠拢政府的行动我还不曾作出,估计监管公安们对我还处在摸不清底细的状态,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黄桷槽一号隧道全长六百多米,像这种中等长度的隧道常常是从一座山的两头、也就是一条隧道的南北或者东西两个洞口同时开挖,最后在中间会合贯通。我们二〇一中队所开挖的这条隧道便是从北口和南口同时开挖的,我所在班组的施工地段是距离中队部较远的北口。

不久,南口的洞口突然发生了塌方,在进入隧道十多米处的顶部,因岩层结构不十分紧密,有少许地下水在里面渗透,常常有泥土夹着石块坍塌下坠,从隧道内抬头向上看,顶部已形成了一个空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隧道在未用混凝土灌顶以前,都是用木柱加横梁,并且在与岩层接触的缝隙中以“劈柴”(劈开了的短木柴,隧道里的专用词)填充塞紧,构成临时拱架(隧道里的专业用词叫厢架),以免“顶篷”(隧道里的专用词)上方那些本身结构并不紧密,更加上不断爆破的外力震动,使经常向下坠落的泥土石块更加频繁的坠落。那时正是多雨季节,地下水的渗透量明显增多,塌方的面积也日益扩大,站在隧道里向头顶上方看去,那高达七、八米的空洞,已经不是用少许劈柴能填满的了。对这类事故,按常规的处理方法是提前起拱,或者以拱石圈顶或者以混凝土灌成顶圈,都可以一劳永逸,但这些工程并非十天半月可以完成,眼前这些日子将怎样施工呢?

这时,我所在的劳动班组正在这隧道的北口正常施工,突然一声令下,将我独自一人从北口调往南口。我暗自揣想,这南口的塌方和我这个打北口的抡二锤冠军有什么关系?而安排给我的工种简直令我发愣,竟然通常是老弱病残者担任的“放安全哨”,专职监视塌方洞口的下坠物,如发现有巨石可能掉下时,则立即叫来木工,锯一根长度合适的木料,以其一端抵着巨石,另一端抵在拱架上,以免那危石突然落下用加速度将拱架砸垮,甚至发生封住洞口的严重后果。为适应这特殊工种的需要,还专门给我配发了一只射向塌方顶部的手电筒,随时照射头顶上那些可能掉在头上的大小石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因为谁也摸不透大自然的脾气,万一它突然发作,大片垮坍,第一个砸死的必然是我。

为什么在两百多人中单单选中我来担当这“敢死队员”的角色?的确令人费解。

这段时间我身边发生了两件异乎寻常的事,它们也许能帮助我找到解开谜团的答案:其一是我装在衣兜里的一个英文单词本不知去向。刚投入劳教那段时间,我和许多劳教份子都怀着天真地幻想,想利用“坐牢”(广义的)的机会,学点东西充实自己,我便选定英语作为主攻方向。为此,我就像学生时代那样,随时在荷包里揣着一个抄有若干英语单词的袖珍笔记本。此时突然不翼而飞,我又确信我是带到隧道里来了的,只是干活时我将揣着英文生字本的外衣脱下放在厢架下面,除了偶尔有带班的监管公安进出隧道,或者他们叫我用电筒照射一下顶部垮塌的情况外,身边不会有其他人靠近,况且单词本里无钱无粮一般人拿去只能当作废物一件,那么谁拿去了?又为什么拿去了?

其二是我们中队那位名叫何体寿的监管公安,他的具体分工是“管教干事”也就是“政工”,就凭这“政工”二字就可以判定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什么角色。有一天在隧道里,他带着一声冷笑,用十分神秘的口吻问我:“你最近干了些什么?”我据实回答:“除了干活什么也没干。”他却用更加暗藏杀机的冷笑来证明他的来者不善。“哼!好好想想吧。”这又是一个令我生疑的谜团。

好几次,这位管教政工在晚点名训话时(监管公安对劳教份子讲话一律称为训话,以此词进一步强化该“话”的权威性),他都会说一句:“有些人干了坏事还认为自己高明,干得巧妙……”不同寻常的是,说这话的时候,他那双立场鲜明的火眼金睛,总是盯着我的“丑恶嘴脸”,似乎在捕捉我脸上那做贼心虚的神色,虽然我毫不心虚地神态自若。

初解谜团

直觉告诉我,在我身上肯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变故,有不祥的预感正笼罩着我。

大约是1959年夏季开始,粮食亩产十万斤的牛皮终于因过份膨胀而被吹破,供应给我们的粮食标准不断下降。早先因隧道工体力消耗大,粮食供应标准每月六十斤可能是全国之冠,那时不兴什么分饭制,反正不够就去厨房里添,共和国那巨大的粮仓是咱们的坚强后盾。几个月后,这后盾也不“盾”了,粮食标准几度下降,共和国出现了一种名叫饭票的新生事物。分发饭票实际上就是限制你一个月只能吃多少斤,我享用的是隧道工的最高标准,每月四十八斤,似乎不算很低。但因为与此同时,肉类、蔬菜和市场上的副食品也销声匿迹,饥饿便开始困扰我们的肚皮了。除了我和知心朋友在私下里互吐烦恼发发牢骚以外,对其他人等则只字不提,由于有一顶“攻击国家粮食政策”的大帽子悬浮在我们的头上,一句不满的言论,甚至端着饭碗时做出一个遗憾的眼神,自有所谓的“积极份子”绘声绘色甚至加油添醋的向监管公安密报,那顶“散布反动言论”的帽子就会躲闪不及地扣在你那“顽固不化”的头上,其综合结论便叫继续犯罪。

我在前些日子写就的那篇题为《恩恩爱爱与凄凄惨惨》的文字里,曾提到过一位被我称为肖大哥的生死之交,文字中对他的言论思想都曾有所涉及,但对他的外形特征却只字未提,就此机会在这里加以补充。我和他相识相交长达四十八年,几乎半个世纪,从我认识他开始直到上个月我回南充市去恭祝他八十四岁的华诞,他自始至终都是骨瘦如柴,他的腿肚子可能还没有我的胳膊粗。我和他同时被“斗”为右派,同一天被戴上手铐并同在一家法院、被判处一字不差的“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且乘坐同一部汽车被同一支冲锋枪押送到劳教队相濡以沫。我和他不同的是我人高马大力大无比饭量惊人,而他文弱书生身材矮小饭量不大。从外观上看他这类弱不禁风者改造一百年也不可能成为货真价实的体力劳动者。他当时所干的工种是杂工,具体工作是对运往隧道起拱安砌的拱石,用一个竹刷把将这些石块上沾附的泥土刷掉(因泥土拒绝与水泥沙浆黏合使拱体不易成为承重整体),这种轻劳动在隧道工的粮食定量标准为三十八斤,这庞大的数字对他那小小的饭量简直不堪重负,如果政府规定粮食标准的同时,也规定必须把各自的定量吃完,不得结余,说不准他还认为这项政策对他来说“太不人道”。

自诩“英明”的政府当然不会制定这“不人道”的政策,我也就沾了“英明”的光,每个月肖大哥都会送给我少则五、六斤多则十斤左右的饭票以解救我的肠胃于危难之中,我也会从中抽出一部份赠给朱老弟,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授予的是“大尉(胃)”军衔。

不久后的某一天,上级机关筑路支队管教科派来两位陌生公安来中队部找我谈话,其中一位甚至作了笔录。我们队上那位火眼金睛的管教政工也端坐一旁助阵,这架势己有必要将意味着轻松交流谈话二字,改为居心叵测的审讯二字。他们问我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如何?我当然只能按“教科书”原文背诵了一遍,又问我最近出过公差没有,写过什么信没有?我一一据实回答,我觉得越问越悬乎,甚至问我会不会用左手写字,我仍然据实回答说:“从来没试过。”

当我准备离去的时候,负责审讯的陌生公安似乎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为什么对英语那么感兴趣?”这个在今天看来甚至带有赞美色彩的问题,在我当右派的那个岁月,把它解读为“你是否准备叛国投敌?”绝非是我的神经过敏危言耸听。

最后问到的有关英语这个问题时,我终于明白,我的英语单词本的去处,再想到会不会用左手写字的问话,也似乎是“权威人士”想通过笔记本,查证一下我除了在档案里存有亲笔写就的反省书认罪书之外,还有没有私下里用其他字体写字的本领,或者找到能证明这种本领的证物。

从此,我懂得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八个字的货真价实,为了所谓的“正义的革命事业”,哪怕当一次小偷,谁又敢说这个行为不光彩不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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