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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还未补回的课

——“要分别出香港人和中国人”

触发雨伞占领的九名被告,被控以串谋、煽惑公众妨扰,一部份被告需要监禁,包括学者戴耀廷和陈健民。这个判决,在香港的意见都是纷陈不一。是次运动,因为北京拒绝“如约”在香港推行民主,愤怒的民众于是以戴耀廷的“占领”想象上街,却误打误撞占领了金钟、旺角等地,而不是戴耀廷一开始预想的“中环”。

亲北京派听到判决,纷纷表示这是迟来的公义,乃法治之彰显;至于“支持民主”的群众,对判决的感受也不是极一样。

因为占领爆发得很曲折,戴耀廷宣布“占中”开始,一批群众离开了他,自行其事,其后学民思潮和学联两个学生组织,组成了“金钟大台”;随着形势急速开展,例如旺角、铜锣湾、尖沙咀等闹市地区,都出现群众自发的占领区,特别是旺角阵地最后演变成与金钟并立。

旺角占领者普遍对“金钟”的社运官僚作风反感,这种“不团结”反而创造了另一个占领区。例如泛民政党为了控制局势,曾打算派出“纠察”控制其他控制区,但旺角占领者则主动抵拒,两个占领区演变成内部矛盾。

这两个占领区,有完全不一样的文化。金钟占领区的一些人会觉得“旺角”占领者非常暴力,不能承认他们,以免“暴力形象”污染民主运动。一些旺角占领者则认为,不能保住“旺角”,占领运动就会被“统一”于泛民政党之下,最终由求和派解散。

抱着不同议题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自己的占领。占领爆发前夕,社会运动以“学生罢课集会”的形式酝酿,一些年老的泛民主派希望将“争取香港普选”演绎为承接中国民运(八九民运)、同时“为十三亿人打仗”,遭到非议;占领刚爆发的时候,又有人希望播六四歌曲《自由花》,之后不了了之。后来香港人还是较多使用了更多人有记忆的《海阔天空》或者新创作的《撑起雨伞》来做“主题曲”。

事件发生之后,如何称呼这场事件,也是名词不一,至今已经过了5年,坊间仍然没有“标准”;在当年曾经参加过运动的群众之间,还是流传着不同的称呼。亲北京的简体字传媒,曾经用过“占中”或“违法占中”,本地的亲北京派和泛民,可能会用“占中”;有一些人考虑到整场运动根本没有占领过“中环”,所以不用“占中”,而用“占领”;占领时示威者用雨伞档住胡椒水(催泪武器),也有较多传媒使用“雨伞运动”或“雨伞革命”。

英文传媒多用Umbrella Movement或Umbrella Revolution。亲中派通常不提“雨伞”,大概是因为不想给予运动以任何象征物,只描述事态为“占领”,强调并“非法”。

关于占领运动的名词学,充份说明了“占领运动”产生于一个思想极为混沌的时空。一般香港人在上世纪末中英两国前途谈判之后,能移民的都移民走,剩下的无可奈何,只能对未来实施的“一国两制”抱着良好愿望,希望局面能够顺利过渡。

香港的自由派社会菁英将香港的安危,寄望《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承诺的民主政改,希望香港日后可以“胁民主而拒中”,但“回归”之后民主进程一直被拖延,最终到了2014年中国撕破脸皮,直白告诉香港人,香港的特首“普选”只是一人一票,但候选人要由中国控制的“提名委员会”先筛选。

至此“民主”幻灭,“民主”多年来都是一个貌似能够阻止“香港被中国吞食同化”的手段,这个幻象也终结了。香港人的不安感爆发,2014年上街占领的香港人,究竟是为什么而占领,大概很多人都不一样。

雨伞爆发以及“后雨伞”时代来临,香港经历由普遍的大中华情结到失望和绝望、经历对中国政府由有期望到无期望、经历局部选举(一半立法会议席)被官方取消的断崖堕落、经历带领占领但决策失误的学联被学生清算,至今又成为中美斗争之中被双方操作的一张牌。虽然雨伞的第一批被告已经审完,但意识形态的重整还是现在进行式。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纪建立的虚拟自由幻觉,以及大中华情结,随着世代交替,变得更加淡薄。以往的两翼体制,一边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所以要服从国家,一边认为香港有局部自由要好好守护,至此破产。上一代人认为香港是一个独特的地方,不需要身份和共同体,是一个混杂的大都会,仅此而已。而经过2014年,也许下一代的共识是:香港不是一个独特的地方,你需要建立民主,守护居民的利益,你还是要像世上所有其他政治民族一样,要建立一个区分的共同体。这个“要求民主”的议程,导引出“要分别出香港人和中国人”的民情,只是一个合乎常理的发展,要补回未上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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