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伊德在离开他生活多年却又诸多埋怨的维也纳时说：“在奔向自由而扬扬得意时竟泛起阵阵哀愁，就像一个人步出监狱仍对牢房有所眷恋。”这让我想起曼德拉在告别20多年牢狱生涯时竟说舍不得他在狱中栽种的植物。
还有几天我便出册，坐了不足一年监，当然不会产生病态的不舍。谁会眷恋森严刻板的生活和肮脏嘈杂的环境？但不得不承认，高墙内物质匮乏的日子，让我可以潜心读书思考，那是久违了的平静。当年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台大哲学系的殷海光教授虽醉心逻辑学研究，但为了对抗国民党的专制，放弃了平静的书桌，一生在“敏锐的道德不安与纯理的知识渴求之间”挣扎。我虽无法与先生的学问人格比较，但读书人参与政治的内心纠结我深有体会。
现在我已离开了大学，出狱後还可以作出甚麽贡献？记得在伞後无力感弥漫的时候，我和朱耀明牧师有一回充满宗教感的对话。我说当我们倾尽全力仍无法撼动一个邪恶的制度时，剩下来可以做的是去受苦。这其实是神学家潘霍华在对抗纳粹统治时说的话。他提醒我们耶稣在世上最後亦是最重要的工作是走上十字架，那是祂最有力量的讲章。
我们投身公民抗命，不单是占领中环。在占领後我们自首、受审、不求情、不表悔意地入狱，为的是促使当权者和市民都思考一下，何以一群有正当职业和幸福家庭的公民为了争取民主甘愿成为阶下囚？
这种抗争方式骨子里对人性有善良的愿望，所以John Rawls认为在一个“相对公义”的社会才会有效。我虽然有信心市民终有一天理解占领的初衷，但走在时间前面难免感到孤寂。2002年和朱耀明等成立民主发展网络争取双普选，许多人仍未感到政改的逼切性。还记得在六四烛光晚会入口，我站在凳上用大声公呼吁争取普选特首时，不少人报以狐疑的目光。此後我们研究政改方案、约晤官员、到处演讲写文章、集会游行，最後谈判谈到入中联办、抗争抗到入监狱，换来的是人大831决定。记得831当晚在添马公园举行大型抗议集会、学联周永康在台上声泪俱下，说看见我这样一个教授花了半生时间仍无法争取到民主，难道要他们那一代重复同样的经历？当时我强忍眼泪，其实内心异常悲愤。
但一场逆权运动让我对香港的未来重燃希望。新一代的勇气和智慧，不单令恶法撤回，其动员能力之大、国际连结之广均非以往民主运动领袖敢能想像。当初我入狱时以为上天要饿我体肤、劳我筋骨，可能又有重大任务交托。现在我看得更清楚的，是我们这辈人不要用旧思维去束缚年轻人的探索，反正中共是不能用“常理”与之对弈。也许我可以做的，是与被捕的抗争者分享一些狱中心得，让他们在磨难中变得更强大。
家人写信来，引用圣经说我已走完当走的路，美好的仗亦已打过。其实我多年来在中国努力催生的公民社会已是摇摇欲坠、在香港争取的普选更是遥遥无期，可谓两手空空，唯一是在这抗争的路上见到许多正直善良的面孔，令我心存盼望。
这几天囚友都在为我倒数，惩教处职员亦主动和我攀谈送上祝福。只是一位年轻阿sir突然问我：“你衰啲乜入嚟呢？”我一时语塞，不懂回应。记得法官说我们是衰“天真”的。也许他是对，我便是相信只要人心不死，香港便不会沦陷。
2020年3月9日
香港学者、“占中三子”之一陈健民因推动雨伞运动，于2019年4月24日被判煽惑罪，刑期十六个月，今日（北京时间2月14日）刑满出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