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三个自杀者的悲悲戚戚(3)

我亲手掩埋的他

1979年深秋,我正在四川省地方国营雷马屏农场桂花大队山西寨中队服刑劳改,反革命罪,判刑十八年,此时我已四十五岁,服刑了十七年多,加上我劳教和看守所的“独居”关押,我已被“专政”了二十二年有余。再也不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监管狱吏们也已经开始用老奸巨猾这个与年龄有关的成语,来修饰我这个“老”反革命份子。

那天我没有到地里出工,而是留在队部对一台机动喷雾器进行例行保养,摆弄机器的地点就在中队部侧边的“风干室”(这个名字有点特殊,在这个农场却普遍存在,实际上就是生产成品正式入库前临时堆放之处)。上午九时许,一辆军用吉普车载着场部来的几名狱吏到了中队部,其中一位还挎着一部照相机。这时我们的中队长从办公室走出以示迎接,奇怪的是中队长身后竟跟着一位彝族老乡,他什么时候来的?又为什么加入这迎接的行列?我在心里暗暗纳闷。几位来人和队长都进办公室去了,估计是商量什么事,我也继续摆弄我的机器。

十多分钟后,狱吏队长站在队部门口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站起来应声回答,他对我命令道:“你带一把锄头跟这几位干事出趟差。”众所周知,犯人是世界上最容易指挥的人(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指挥的人),我匆匆忙忙地拾掇了我的工具和零件,找来一把锄头,跟在三名狱吏和一位彝族老乡身后,朝队部背后的高山上走去。

我服刑的这座雷马屏农场,深藏在雷波、马边、屏山三县之间的大凉山里,纵横数十公里,四周都是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除当地彝族猎人进山打猎熟悉路径可以进入以外,一般人根本不敢深入其间,那里面阴风惨惨瘴气逼人,荆棘藤蔓悬崖陡坎使你寸步难行。犯人们偶尔奉命伐木砍竹子也只能进到边缘地带,狱吏们不无骄傲地宣称:我们雷马屏农场是一座天然监狱,四周的原始森林比高墙电网还管用。话语中流露着对上天给予的这一恩赐的自豪感,似乎是天老爷也支持“我们”对“你们”的折磨蹂躏,这些大话空话犯人们早已听腻了。不过,农场集训队里关押着一两百个逃跑犯,却并无一人是穿越原始森林跑出农场的倒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一行五人,三个颐指气使动口不动手的狱吏,一位名为公民实为贱民的彝族老乡,加上我这个老奸巨猾的在押犯,向原始森林深处走去。通过他们四个人在途中的交谈,我基本弄清了这次出差的目的,原来这个彝族猎人在三天前的一次狩猎中,意外地发现一座山崖下有一具尸体。死者身穿的劳改犯人制服和犯人必剃的光头,足以证明他的身份。今天这三位狱吏中,有一位就是距尸体发现地最近的一个劳改犯中队的小头目,那个中队在我们这个中队所在的大山的另一侧,实际上两个中队之间隔着的就是大山顶部的原始森林。

十多天前,那里曾“逃跑”了一个喂牛的犯人,因为他偷牛饲料玉米粉吃被人检举,当晚正准备开他斗争会,他却提前“畏罪潜逃”了。我对他们的这种定性毫不相信,因为任何一个逃跑者都不可能去到一个没食物没住房只藏着毒蛇猛兽的陌生森林,跑到那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去等死还差不多,不过我也知道,狱吏们都不愿承认自己治下的犯人会自杀,哪怕他们一再强调自杀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我的这个想法当然遵照“老奸巨猾”的原则,封锁在自己的口腔里。

此刻我的任务已十分明确,他们几个人专程前去“验明正身”。扛着锄头的我就是去掩埋尸体,走在最前面的彝族老乡,因为是尸体的发现者,带路的人则非他莫属,当然有一笔小小的误工费等待着他。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进入了原始森林,那里面弥漫着腐枝烂叶的腥臭味,潮湿无比。彝族猎户取出他腰间的弯刀,砍掉阻挡前进的藤蔓树枝,后面的人则随着他劈出的路向上走去,许多地方都得靠攀援身前的竹木才能跨上,像这样艰难行走了两个多小时,接近下午一点左右,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一行人等才到达目的地。

这是一座约五层楼高的悬崖,底部是一个约八米直径的水塘,有细细的水流从崖上流下,可以判断的是,如遭遇暴雨天气,山洪暴发,这里也会是一个像模像样的瀑布,历史悠久的瀑布冲击力凿成了这个外浅内深的存水塘。水塘的边缘积水只有十公分左右,水塘以外的周边,则是一个长方形的平台,宽四米左右,长十五米上下。此刻这三个汗流满面的狱吏,围在水塘边缘那具劳改犯尸体的近侧,按他们那个阶层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习俗,一边相互递香烟又彼此点火。时不时表情冷漠的对着这具穿着一套劳改棉衣的腐尸看一眼,就像看一截腐朽的木头一样。身份“卑微”的我,知趣的和他们保持着距离,但仍能清晰的看见仰面朝天的尸体,大部份身子浸泡在水里,只有脸部和痉挛状的手指露出了水面,而露出水的脸部的肌肉,早已被山鸟啄食干净,剩下的只是一个骷髅的面孔,十分恐怖,连卷屈微弯的手指的指尖部份,因没有浸在水里也被野鸟啄去,光剩下白色的指尖小骨头。那位背照相机的狱吏吐掉烟头,取出相机,对着这“狰狞面目”拍下了若干张“珍贵镜头”。

那位很可能是身负法医重任的狱吏戴上口罩,踩着浅水,向尸体的头部靠近了几步,用指间的一把医用小镊子剥开死者已经开始腐烂的头皮,在其额头的右侧似乎发现了几丝裂纹,便用镊子指着裂纹对他的几位同事冷冰冰地说:“他这里摔破了。”

可以想象,这位决心用死亡来抗拒凌辱的犯兄,他当时是多么勇敢地从悬崖顶上以头部朝下的姿势飞身跃下,他用自己的死亡完成了一次对暴政的控诉。可以想象,死者的鲜血曾染红了这浅浅的水塘,池塘应该知道,是谁欠下的这笔血债!

到此为止,几个狱吏的公务似乎都已完成,他们剩下的事就是等我把尸体掩埋完毕然后将我押解回中队。我独自一人在这悬崖峭壁间如何去掩埋一具濒临腐烂的尸体?虽然我手握一把锄头,但身边的地面除了奇形怪状的大小石块,并不存在可以开挖的泥土,崖下的树林中到有松软的土壤,但是我能把这具腐尸从高约三米的峭崖上搬运下森林中去吗?万一搬运途中腐烂的尸体垮了架,乃至于身首异处,甚至肠肝肚肺洒落遍地又将如何收拾?

踌躇间我看见坐在岩边的几个狱吏,有的调整座位间的石块以便坐得舒服些,有的取出挂包里的干粮,估计是面包卤肉卤蛋放在一块铺平了的报纸上,三人便相互递这劝那中吃将起来,唯独那位身份在狱吏和犯人之间的彝族农民,他似乎知道在这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里,自己这“二等公民”的身份毕竟十分卑微,站在一旁啃面包,更不敢蹲下身子伸手去拈卤肉卤蛋。我深知彝族人嗜酒如命,三个狱吏中的一个带有一只小酒壶,我从他们饮用时的口型、加上水塘边飘浮的淡淡酒香加上彝人艳羡的目光可以判断,小壶中必是烧酒无疑,他们三人传来递去就是不给“二等公民”舔上一口,狱吏们肯定知道彝族人不洗脸不刷牙口腔卫生的档次……此刻大约是午后两点钟,我肚子里空荡荡咕咕直响发出求食的警号。他们正大快朵颐的画面对我是个极大的刺激。我突然想到,我何不告诉这几个狱吏,这个遍地石头没有泥土的地方根本没法掩埋这具腐尸。

正欲启齿说话,我的眼光又落在尸体脸部那些被山鸟啄食后留下的空洞,我想到他的妻室儿女老父老母,是否知道他们朝思暮想的亲人,在所谓“苦口婆心地教育”下,在所谓“前途光明”的骗局中,落得的竟然是这样一个“面目全非”的恐怖结局,亲人们也许正企盼这位跳崖者“早日成为新人”与他们团聚。想到死者和我同为暴政下的牺牲品,想到他凭什么去接受“死无葬身之地”,这个中国人认定的最大悲惨?我强忍着眼泪也强忍着饥饿,扛着锄头在乱石丛中四下寻找,希望能帮助他“入土为安”。

也许造物主的慈悲在冥冥中展示,原来水塘边立有一块两平米左右的大石板,呈四十五度角倾斜在一大堆乱石之上,石板上有一层厚约三公分的青苔,我打定了主意,便将石板下那些散乱中的大块卵石移开,稍加平整,弄成一个“卧榻”状,准备将他“安埋”在这座“冒名顶替”却又巧夺天工的“坟墓”之中。

现在我开始移动尸体了,我用锄头勾在尸体的腰间,用力一拉尸体在浅水里翻了个面,想不到这个动作的结果,竟是将原来密藏在水下的一股腐尸的恶臭翻了出来,那股令人发呕的恶臭,连我这个一度被描绘成臭狗屎的家伙都难以忍受。我只得屏住呼吸,紧闭双唇,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地翻滚这具尸体。这得感谢使用锄头的出色技能,使我能得心应手地既不能用力过猛、使腐尸因过份震动而崩散;又不至于用力过轻达不到翻动的效果,特别是尸体离开水塘,接近“卧榻”时,我还得用锄头将它调整到长短合适、“一翻到位”的位置,更是使我劳神费力手脑并用。结果倒也没有辜负我的一身臭汗,终于让尸体仰卧在这举世无双的“墓地”之内。

没有进过原始森林的人不会知道,在大石板上长的那种青苔,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青苔,因为千秋万载日久天长的积累,那几公分厚的泥土(实际上是积淀的数十万年的尘埃)和石板之间,还纠缠着千丝万缕条青苔的根系早已形成网络状,只要用锄头小心剥离,它可以像一床棉被一样的从石板上剥下。我就用这床“青苔棉被”盖住了这位用死罪来替代活罪的犯兄,最后,我又忍受着饥饿和劳累,搬来些石块压住“青苔棉被”,当然我决不是为了让他死后还受压迫,只是怕山里的野兽打扰了这个不幸者的长眠。

回到队上时,天已黑尽,又饿又累的我,既吃不下饭,又睡不着觉,这不仅仅是对这位为惨死的犯兄的无限哀思。更因为我从那三张冷酷无情的脸上,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而这种丑恶已经变成了使无数人日益堕落的瘟疫,它正威胁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2002年4月12日成都
7月19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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