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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守所里的日日夜夜(12)

产生“网友”的环境条件

当我和他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时,我并不曾见过他,这到有点近乎于今天在互联网上结识的网友。细想起来,我和他也真称得上是“网友”,只不过是一网打入法网的网友而已。他去美国定居已十多年了,前几年我们还通信频频,寄来各种喜笑颜开的美国式照片消释我的思念。1992年后我去北京呆了两年,恰好他也乔迁新居,因而失去联系。他们夫妇均已年逾古稀,祈求上帝能按好人一生平安的原则给予关照。

离开8号监房后,我被调到了2号监房,这间监房是进入看守所时靠右边的5间监房的第2间,这5间监房中的1号和5号都是面积约40平方米的大监房,而2、3、4三间都是面积约8平米的小型房间。我将要写到的这位内心深处的难友住在4号监房,我和他之间隔着一间3号监房。

我在过去写的一些有关灌县看守所的文章里,曾几度提到这看守所是一个大型的四合院建筑格局,但它和真正的民居四合院在建筑上又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分列在四面的房间和院内的天井之间还隔着一排排木栅栏,这木栅栏和监房之间还有一个一米多宽的通道,通道和天井之间还有一座一米多高的砖墙,它也是在天井里放风的犯人和监房内犯人的隔离带,可以隔离任何信息由天井直接进入到监房。不过这一切对我们由劳教右派升级到看守所的犯人并无多大影响,因为我们这类最危险的“知识型反革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是没有政治犯的国家,为了和一般刑事犯加以区别,我杜撰了这一“犯称”,敬请读者明察),绝大部份都享受着“独居待遇”,而独居犯人是不允许放风的(最少在灌县看守所是这样执行的)。

我一直弄不懂为什么有这样的“习俗”(法律文件上没有明文规定而我切身体会到的事只能用“习俗”二字表述),直到改革开放环保意识加强后,我才发现这可能与大气污染有关,终于勉强为我三年多没晒过一下太阳找到了原因,虽然这个原因也并不十分可靠。不过我判刑后去到了劳改农场,在炎炎烈日下耕作了十多年,在看守所损失了的阳光早已连本带利地赚了回来,我也没有再为那点小小的损失说三道四了。

这些正方形栅栏的尽头,都有自然形成进出通道的门,当然是不曾装门的门。唯有1号至5号监房有点特殊,因为1号监房的栅栏被训话室的一堵墙替代了,如果一号监房的犯人出来受审或放风,他们必须沿通道走过2、3、4、5号监房,才能到达这正方形的拐角处(那里才有不装门的门),这就如夜长梦多一样的“路长梦多”,谁愿干留下隐患的事。因此在3号监房的门前破例的开了一个没有栅栏的缺口,也可以说是没有门的门,我必须将这些地理条件陈述清楚,才能把我和4号监房的交往环境叙述明白。这就是说当看守兵从训话室走出,我就立即进入戒备状态,其军用皮靴声向正方形的另外三个边走去我就解除戒备,若军用皮鞋跨过3号监房门前的栅栏,我将进入2级戒备,如果向左转去,我可以回复到1级戒备,若向右转即向我的监门走来,我立即进入3级戒备的紧急状态,采取的防卫措施,通常是靠墙端坐作深刻反省状。若走过我的监房去了1号监房,但返回时他仍将从我监门前经过故仍然保持3级戒备。

如果我没有干违犯监规的事又何须如此分级戒备,弄得神经如此紧张。当年的49号即本犯干了一件不可告人的勾当,那便是与四号监房的独居犯人建立了长期非法通信的关系,以至最后成为终身朋友。

口哨觅知音

年轻时喜欢我的朋友曾过高的评价说我多才多艺,其实只是略具雕虫小技而已,小技之一便是我的口哨吹得还可以。其顶级表现是1948年在一次联欢晚会上,我作为中学生代表在武汉大学的礼堂里,在钢琴伴奏下吹了一曲《教我如何不想他》,骗取了我崇拜的大哥大姐的大学生们的一片掌声(如今满口假牙,早已进入“好汉不提当年勇”的年龄段,不是为了四号监房的“网友”我决不会违犯“不提当年勇”的古训而留下笑柄)。

某日,在独居监房里,我突然心血来潮地用口哨吹了一首《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首即《松花江上》的歌。刚刚吹完,另一个监舍有人紧接着吹响了第二首,因为这口哨声来自近处,我很容易的判明是四号监房的主人在和我应和。当然论“吹技”对方似乎略逊一筹,但毕竟知音难觅,我精神为之一振,便接二连三的吹下去,吹的全是孩提时代深入骨髓的抗日爱国歌曲,对方似乎也精神为之一振地吹出抗日爱国歌曲与我遥相呼应,其中有些歌曲并不十分流行,对方竟然也照吹不误,我简直怀疑该犯兄是我的小学同学,直到看守兵们来到监门前,将口头禅“闹什么”吼成“嘘什么”时才中止。

严格说起来,狱方并没有禁止吹口哨的理由,因为监规纪律7章42条中,并未规定犯人不准与音乐发生关系。不过大凡这类界定不明的“突发事件”出现后,当局决不会与你咬文嚼字,所以监规中那句脍炙人口的万能条款:“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自会挺身而出加以捍卫,吹口哨嘴皮子就要动,你有证据能证明你的嘴皮子没有乱动吗?

我在本文《回到大监》的段落里,写到“猫步通道”时曾留下一句“以后还有事情在那里发生”的话,这通道里发生的第一桩事便是我和四号监房的“口哨对吹”。前文说过,这看守所的所有监房都少一堵墙(除小监外),缺少的那堵墙由一排木质的栅栏所替代,距木栅栏约四十公分便是顶端竖立着电网的高围墙,我和四号监房都是对着围墙、也就是朝“猫步通道”吹奏着我们那些“陈词滥调”的。

第二天上午,终日无所事事的我们,似乎是预约了似的又重复了昨天的音乐节目,轮到我吹的时候,突然我看见一缕白光在猫步通道中划过,接着是“叭”的一声响,似有异物落地。我看见那分明是一个捏紧了的纸团落在猫步通道的中间,我扑在地板上从木栅栏的空隙里伸出手去捡了起来,展开一看那上面画着一个闹钟,钟上指针指示的时间是八点正,钟的背后是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这个时间在这看守所里是比较安全的时间,因为看守兵七点钟接班后,要对监房依次清点人数,才算完成了交接班手续,两小时后,九点钟送饭时顺便再核实一次人数,八点钟应该是很安全的了,当然犯人不可能有手表之类的违禁物品,这只能是根据经验估量的时间而已。

我估计他是约我用扔纸团的方式通信,时间是早上八点。

我的监房和四号监房之间还隔着一间三号监房,根据地板的响动情况判断,三号监房里也是关的独居犯人(肯定是精选过的文盲型一般刑事犯),扔纸团的瞬间,除非他正面朝着猫步通道也并不容易被发现,事实上声源和人流都来自门外,猫步通道恰好不是好奇的犯人们愿意侧视的方位。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左右,我如约前往猫步通道侧的栅栏边,从四号监房里传来一声咳嗽,暗示对方已经“待岗”,我也应声咳嗽表示准备就绪,他便向我扔过来一个小纸团,我也向他扔过去一个小纸团,他的纸团上写的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七个字,我写给他的是一句英语口头禅:Glad to meet you(认识你很高兴)。

我们的航线似乎已经开通,但它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刚刚在政治上摔了跤子,不可能对一个陌生人没有一点戒备心理,即便对方也是享受着“独居待遇”的“知识型反革命”;其次在投送信函中万一发生失误,如过轻或者过重投向了无法捡拾的地段怎么办,虽然我们两监的距离不足四米,但掷出纸团时手部决不能让三号监房的人看见,这又得增加一米的距离,掷得太远和太近即越过对方监房和未到达对方监房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四川有民谚说:“久走夜路总要撞到鬼”,我历来对先人们从生活中提炼出的格言警句十分重视,终日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万全之计,以使此间的通信不致惹出麻烦。

破手套与“核弹头”

前面那段《幻想到热带去坐牢》的文字中,我曾经写到我调到七号监房时,在地上捡了一只破了指尖的线手套,它是我当年除大土碗之外仅有的身外之物,在我那物资功能被动延伸的公理指导下,破手套被精心保存了两年多以后,现在总算到了它向提倡物资功能延伸的主人献身的时候了。

我用孩提时代见到的妈妈拆毛线衣的方法把破手套的线抽出来,并刻意留下完好的无名指那一根指套,把这指套的指根部份缝制成可以松紧的口袋口,上面系紧手套上拆下的线绳,这样我便可以把写给四号监房那纸张很小、字也写得很小的信件装入其中,从猫步通道扔向对方。他取出后立刻将他写给我的信函装入指套,我便回收线绳从原路拖回,这样就完成了一次通信的往返。万一投掷时用力过猛或用力不足使四号监房不能拾得时,我也可以用同一方法将指套拉回我手里,消除了落入局外人手中的隐患。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我发现指套装上信件后重量似嫌太轻,影响远投效果,想找出一件能增加指套重量的东西,想起去年我学习雕刻时,曾经在猫步通道侧的地板下面,扒得瓦片若干,这回我又如法炮制,除得到瓦片外,还捡到一粒约一公分多直径的黑色鹅卵石,立即为它正式命名为“核弹头”,将它缝缀在指套的尖端部份简直是巧夺天工。

为了万无一失,我准备把这一套“犯罪工具”夹藏在破棕垫的稻草里,只是使用时才取出,计划安排均已妥当,我又取出纸笔写了一张“明日早饭后必有核弹入侵”的便条,捏成纸团,用口哨将4号唤至猫步通道的栅栏旁后向他扔了过去,这算是一次用于我们通信的硬件设施的“试射”。

第二天早饭后,估计四号监房的某号犯人正全神贯注地迎接“核弹头”入侵,我将一张自我介绍的信函装入指套后,一举试射成功。这样便开始了我们长达7个月的秘密通信,估计来往信件200多封,节约邮资近200元人民币(按现今每封信邮资8角计价,其间还曾三次寄送小型包裹未列入计价邮资),毫无疑问,这又是我那物资功能被动延伸公理的又一次实证。

从通信中我终于了解到,他名叫齐家柳,(我想借此挑起一项涉及名誉权的国际官司,特别想同美国人打官司,不过此事与我爱国主义的操守并无关系)江苏吴江县人,外号人称柱子,和我一样也是抗日战争时期让爸爸妈妈牵着手逃到大后方来的同龄人,都是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中长大的娃娃,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自作多情,顽固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可见一个人童年时代所受教育对终生影响之大)。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回到上海,我回到武汉。他的一个姐姐住在汉口几乎是我的邻居,而姐夫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又是朋友,在通信中了解了这些背景以后,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

1949年中共建政后,他在重庆某剧团当演员,“扮演过匪兵甲、群众乙之类的角色”(来信自述),也曾参与过当年名噪一时的《一个木工》的剧本创作(据我所知)。类似他和我这类背景的人,无一不是右派份子的“原始材料”,我们被一网打尽后,先后来到同一个劳教支队,虽然此前我们并不认识,案件中也无任何牵连,竟然鬼使神差的再一次被一网打进了这个看守所,这只能认为是天公作美的安排。

从他的来信中我得知,他对我的情况早有了解,因为我的逃跑在劳教支队影响较大,天津市公安局将我抓捕以后,作为一件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曾在各中队传达,不过事后我得知,传达的内容与事实大相径庭,有的版本说我在塘沽码头的海轮上抓到,有的说在捕鱼船上抓到,还有的说我身上携有四位数以上的美金……,总之,让擅于危言耸听的人去危言耸听吧,齐家柳也有一个令我付之一笑的版本,它让我们共同付之一笑。

他是我那部长诗《嘉陵江三部曲》的第一个读者,正是由于他的“高度评价”才增添了我对这部诗的信心。实事求是地说,写这部诗的时候,我确实为诗中人物的悲惨命运流过很多很多眼泪,他在狱中读诗的时候,我相信也真如他当年来信所说:“泪水浸湿了枕头”。20多年以后,在他去美国定居以前还三番五次地对这部诗的寿终正寝耿耿于怀。记得我们之间曾有过以下对话,问:“那部诗的故事内容是真的吗?”答:“全部是虚构的。”问:“你说写得并不好,为什么我会流那么多眼泪?”答:“我也流了很多眼泪,很可能是监狱里的人感情特别脆弱的原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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