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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回忆五四运动

曹汝霖(1877~1966)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人物。从1915年到1919年,他因为参与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谈判,并主张牺牲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借款,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到了上世纪60年代,年近九旬的曹汝霖撰写《五四运动始末》,在香港《天文台报》连载,意在洗刷其“卖国贼”的罪名。随后他又“将清末民初经历之事,择要记录”,形成《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前不久该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引起内地读者的广泛关注,其中让人最感兴趣的就是作者在五四运动中的亲身经历。

据曹汝霖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大总统徐世昌设午宴为其洗尘,并请国务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作陪。

宴会期间,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报告:有一千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他们“手执白旗,标语……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学生将要游行。”

听到这个消息,曹汝霖当即表示:“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负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但徐世昌却对他安慰有加,并且说学生不明真相,请他不必介意。与此同时,徐世昌让钱能训向吴炳湘下达命令,要求迅速驱散学生,以免事态扩大。

宴会结束后,钱能训约曹、章二人到他的办公室稍事休息,并打电话向吴炳湘传达总统命令。随后,钱多次打电话向吴炳湘了解情况。吴汇报说:他虽然想方设法阻止学生游行,但由于“人庞口杂,颇不容易,恐他们一定要游行示威。”吴还说,天安门前已聚集了2000多人,而且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过了一会儿,吴总监又来电话说:“卫戍司令段芝贵表示,如果事态继续扩大,他就要出兵镇压。如果他真是出兵,我就不管了。”钱能训深知警察的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军队的任务是对付外来侵略。因此他立刻在电话中对段芝贵说:这是“地方上事,应该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镇压。”但是段芝贵却说:按照吴总监的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怕事态还会进一步扩大。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的时候,陆宗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偷偷溜走,曹汝霖一看这种情况,也和章宗祥告辞而去。

曹汝霖和章宗祥离开总统府以后,因为没有其他去处,只好回家躲避。当汽车抵达崇文门附近的曹宅时,警察厅派来的三四十名警察已经在门口守候。看到曹总长回来,为首的警察队长立刻上前行礼,并请示如何保护?曹汝霖心中无数,便没好气地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警察队长知道事态比预想的更为严重,便解释说:“上司命令要文明对待,因此我们连警棍也没有带。”听到这话以后曹汝霖也很无奈,他苦笑着说:“你们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于是,在队长的指挥下,警察们只好找了些木板和石块将曹家大门堵上。

不一会儿,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且越来越近。曹家上下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一时间方寸大乱。正在这时,一块石头越墙而过,砸在一位女仆身上。眼看学生就要冲进来了,曹汝霖只好躲进一间有通道的小屋子,而章宗祥则在仆人引领下藏到又小又黑的地下锅炉房。二人刚刚藏好,学生便破门而入。只听得闯进来的人们一面问“曹汝霖哪里去了?”一面将门窗玻璃、家具器皿、古玩瓷器等等砸得粉碎。后来不知什么人从车库里取来汽油,浇在客厅和书房等处用火点燃。

这时,躲在锅炉房的章宗祥看到院里起火,害怕无法逃生,就跑了出来。学生们看到他西装革履,以为这就是曹汝霖,便一哄而上,按倒就打。正在这时,一个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人赶到,才推开学生将他救出。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也赶到现场,当他下令抓人时,大部分学生已经逃之夭夭。紧接着消防队也前来灭火,但东院的一排房子已经烧成灰烬。

事后吴炳湘向曹汝霖道歉,并将他们全家送到六国饭店,将章宗祥送到同仁医院。据医生说,章氏全身受伤56处,幸好没有危及要害。为此,身为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派专车从天津将章夫人接来,而徐世昌也把曹汝霖安置到北海附近的团城居住,并派一连士兵保护。

五四运动最终以罢免曹汝霖等人而归于平息,但是曹却认为他是替人受过,因为这一切都与当时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有关。所以他晚年有诗曰:八十九年一瞬间,一生事事总堪惭。惟存笔墨情犹在,留于人间做笑谈。

2015-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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