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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为何推举蔡元培作为总统候选人

1913年5月22日,吴稚晖在上海《民立报》刊登《可以止矣》,就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害之后的政治危机发表意见:“欲得与时势最适之总统应备之要素,一则实系官僚,暂与保持儒术之游魂余气也;一则近乎圣贤,则为君子儒也;一则略经欧化,以备儒术之蜕化也。以斯人当国,用旧道德裁抑名士,用新道德鉴别学生,庶旧染有涤除之日,而新机渐以萌芽。”

按照这样的新旧兼容的标准要素,吴稚晖撇开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及前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主张以国民党方面的蔡元培和进步党方面的张謇为总统候选人:“张君吾信其能读圣贤书者,其可以充选总统之条件,自有彼党罗示于国民,我则为吾党略状蔡君之能事,则曰:尊贤礼士,止嚣抑竞,奉公守法,十有二字。蔡君确守而不失,庶几阁部无幸位,曹司无幸禄,奔竞立息,逆旅俄空,于是士安于读,商安于市、工安于肆、农安于野,伟人名流皆戕其政界之野心,而谋实业之竞进。蔡君固又偏于进步,富于自由,绝非以因循守旧为苟安,苛刻为制裁,得此而使发狂之新民国休养一时,期休养中得适宜之滋补健全,自可卜矣。”

同年6月14日,进步党方面的著名记者黄远生,在上海《时报》发表《无理想无解决无希望之政治》,其中介绍说:“此间非国民党人对于国党健者怀好感者有三,蔡鹤卿、汪精卫、陈陶怡是也。”蔡鹤卿,就是又名孑民的蔡元培。所谓“此间”,指的是黄远生所居住的首都北京。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把1916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1916年3月22日,还没有正式登基的袁世凯,仅仅做了83天的空头皇帝,就在内外交困中宣布撤销帝制、恢复民国。6月6日,袁世凯在总统任上因病去世。在此之前的4月2 9日,蔡元培在致吴稚晖信中写道:“前日石曾先生函中言:闻英士主张以中山为总统,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与惕生等意见不同云云。但现在之发言权,均在各省将军,恐英士亦无可如何也。”

前沪军都督陈其美(英士),在袁世凯没有去世之前就急于推举孙中山继任总统。对于他的这种表现,连革命党内部同情黄兴一派的同盟会元老钮永建(惕生)等人,都不予接受;拥有军政实力和军政发言权的“各省将军”,更不可能予以接受。换句话说,在蔡元培、吴稚晖、钮永建等同盟会元老的心目中,直到袁世凯去世,孙中山无论是在精神境界还是在军政实力方面,都不是中华民国最为合适的总统人选。

关于吴稚晖所说的“尊贤礼士,止嚣抑竞,奉公守法”,蔡元培在1916年12月18日为堂弟蔡元康书写的对联中,另有更加经典的表述:“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意思是说,在事情进行不下去的时候,要首先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一个人应该多反省自己的责任,而不应当苛刻浅薄地责备别人。

但是,仅仅拥有蔡元培式的“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人格境界,是远远不足以充当党派魁首及国家元首的。据另一位国民党元老邓家彦回忆: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对于继承人选,“有图拥汪(精卫)者、有拥胡(汉民)者,亦有拥廖(仲恺)者。事实上亦无人具有与孙总理相埒之声望足以继起领导也。吴稚晖一度提议拥蔡孑民为首领,余立予反对。余鉴于蔡回国过上海之际,尝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并不反共也。然蔡早时出任北大校长,余亦竭尽绵薄,余固对事而不对人也。”

经过党内党外的反复较量,孙中山的政治接班人,最后坐实在掌握军事实力的蒋介石身上。但是,吴稚晖所理想的“与时势最适之总统应备之要素”,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合理性及生命力。

1935年7月26日,胡适在致罗隆基信中,针对蔡元培与蒋介石进行了如下比较:“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做出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全国,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种把已经去世的孙中山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的偶像崇拜,说到底只是为了维护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政治垄断和专制统治。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从而留在人们心目之中的,反而是蔡元培“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比较高尚健全的人格境界。

2016年0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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