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寓海外，喜得董乐山兄从北京寄来大型文学双月刊《大家》创刊号（一九九四年第一期）。主编李巍宣告：这个新刊物“只呼唤精品。只呼唤敢于探索的大家之作！”在严肃文学备受冷落的今天，闻此豪言壮语，令人耳目一新。《大家》分长篇、短篇、戏剧、散文、诗歌、评论等六大栏目，散文栏由当代散文大师、老友汪曾祺主持，其中就有他本人的两篇新作，万里之外，如见故人，喜悦之中又添了几分怀念。
同栏《谪客》一文，出自纳西族作家杨世光手笔，与曾祺令人赏心悦目的小品大异其趣。《谪客》写的是明代谪戍滇边的才子杨升庵长达三十五年的流放生涯。升庵名慎，四川新都人，一四八八年出生于北京，当时他父亲在朝廷做官。明正德十六年（公元一五二一年）杨慎三十三岁中了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岂料好景无常，不到一年老皇就一命呜呼，死者无嗣，堂弟登基，是为嘉靖新帝。这个暴发户一旦皇权到手，硬要把自己的生父由皇叔改尊为皇考。于是，一批书生气十足的朝臣哭廷诤谏，其中就有杨状元。这一哭非同小可，新暴君暴跳如雷，一百八十多个哭谏者统统遭廷杖，十七人当场毙命。杨慎虽“毙而复苏”，但两年后又被谪配到万里之外的云南永昌（今保山县），从此在三迤边地辗转流徙。好不容易熬到七十高龄，他满以为按朝廷律例可以赎身，便回到四川泸州，指望靠儿子度过余年了。岂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嘉靖一声令下，又把老人锒铛枷锁押回戍所。次年七月六日，一代才子杨升庵含愤死于保山。
以流放或充军的严刑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这并不是嘉靖的天才创造，杨夫子也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谪客。上下古今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像一条银河，闪烁着多少谪客的明星！屈原放逐三湘，自沉于汨罗。贾谊步其后尘：“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东汉末期，蔡邕因上书论政阙失流放朔方，次年遇赦，慑于宦官陷害，带着女儿文姬亡命江湖十二年。
唐代诗人辈出，万古流芳，其中谪宦却大有人在。初唐四大诗人中，陈子昂急流勇退，辞官回乡，却被武三思诬陷下狱死。杜审言、宋之问、沈全期都没逃脱谪戍边陲的厄运。四人中以宋之问为最惨，武后时流放“林昏瘴不开”的岭南，后逃归，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谪客诗：“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平反”之后，又一贬再贬，重谪岭南，并被赐死。
玄宗朝的著名宰相张九龄晚年罢政事，贬荆州长史，抑郁以终。“葡萄美酒夜光杯”的作者王翰一贬再贬，死在道州司马任上。以擅长七绝而名重一时的王昌龄先谪岭南，后贬江宁丞，再贬龙标尉，安史乱起，流离途中死于非命。诗仙李白长流夜郎，若非次年遇赦得还，就难免“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了。
唐顺宗时，改革派失势，柳宗元等八人都被贬为州郡的司马，柳谪永州，十年后又改为柳州刺史，“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刘禹锡与柳宗元同案，被贬为郎州司马，“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白居易犯了“爱国罪”，贬江州司马，把满怀“迁谪意”谱进了催人泪下的《琵琶行》。武宗时，李德裕因中兴有功封卫国公。及至宣宗上台，倒行逆施，中兴之臣纷纷贬逐边陲，李德裕也贬为潮州司马。谪岭南道中，他有诗抒愤：“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继又贬崖州司户参军，不久死于贬所。唐朝号称以诗赋取士，其实读书人即便获一官半职，仍不过是和“倡优同畜”。有胆敢直言犯上者，或幸免于一死，也难免发配充军。
唐以下千余年间，虽几经改朝换代，谪戍之刑却一以贯之。宋朝大文豪苏轼因与新党政见不合被贬谪惠州，并以六十三岁的高龄远徙海南岛，海口至今还有苏公庙，附近有餐馆名“谪客居”。江西派开山大师黄庭坚写过一篇《承天院塔记》，朝廷指为“幸灾谤国”，被押送宜州管制，时已贬谪十年，有词抒怀：“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晚年又因修神宗《实录》失实的罪名，先后贬谪四川的黔州和戎州，五年后死于贬所。大词人秦观在哲宗朝作过太学博士，为苏轼门下四学士之一，也因党籍贬斥到西南，死于放还途中。高宗朝枢密院编修胡铨，因坚决反对与金国议和为主和派诬陷，押送广东新州管制，后又远徙海南岛南部。
朱元璋当上了明太祖，先是大杀元功宿将；后又“大戮官民，不分臧否”；更大兴文字狱，使无数文人遭殃，充军发配更是家常便饭了。据明史专家吴焓的《朱元璋传》所载：“到洪武九年，单是官吏犯笞以上罪谪戍到凤阳屯田的便有一万多人。”继位的孝子贤孙接过老祖宗的衣钵，贬谪官员何止万千，杨慎案不过是其中一例。满清同样大兴文字狱，重则杀头，轻则贬谪。至于林则徐焚鸦片，抗英帝，爱国有罪，充军伊犁，更是近人耳熟能详的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礼炮一响，送来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领袖”继承历代暴君的光荣传统，古为今用，发扬光大，把充军发配制度化、现代化。劳改农场、工厂、矿山等等，遍布神州大地。每隔几年，搞一次政治运动，抓成千上万的“阶级敌人”，优先发配到地广人稀的大西北和北大荒。
一九五七年，五十五万几千名知识分子中了“阳谋”的暗算，戴上“资产阶级右派”的棘冠，或判刑劳改，或不经审讯送“劳动教养”，美其名曰“行政处分”，实则是无期谪戍。“右派”棘冠一戴二十多年，多少家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才志之士不堪凌辱，或含愤自裁，或死于非命。“伟大领袖”更洋为中用，虚心向老大哥学习。你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西伯利亚，我就用成千上万的劳改犯搞一个举世无双的兴凯湖农场，和你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同时在全国大力推广，为源源而来的人民共和国万千谪客设下一个天罗地网。在远离世人耳目的青海，毛王朝从一坐天下就蓄意经营一个名符其实的“古拉格”，囚禁了从各大城市抓来的成千上万名劳改犯，其中不乏像前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直到一九八九年，感谢卜宁根据一个劫后余生的政治犯的亲身经历所写的纪实小说《红鲨》，这个人间地狱才被公诸于世，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谪戍体系树立了一座红彤彤的丰碑。
“文化大革命”平地一声雷，无数知识分子和党政官员成为“横扫”对象，死于非命。即或幸存下来，也往往难逃劳改或变相劳改的厄运，家家户户扶老携幼谪戍边陲，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五七干校”。“伟大领袖”学习老暴君嘉靖的榜样，早就罢了敢于说真话的彭大将军的官，谪戍川边，终于置之死地而后快。吴晗秉承他的旨意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却被诬为给彭德怀翻案，被整得死去活来，贬谪穷乡僻壤，又不明不白地死去。只要毛皇帝一声令下，上自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都可扫地出门，永世不得翻身。四十多年来，赤色恐怖统治下，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和党政官员惨遭杀戮谪戍，还有待权威方面公布至今保密的精确数字。但可以断言的是，“伟大领袖”集中外古今之大成而创立的谪戍制度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也充分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在这一方面，“伟大领袖”真不愧为“千古一帝”，足可睥睨古今！
几千年来，历朝历代有多少谪客的冤魂在神州大地上游荡。其中还有几个没有完全被人们遗忘？真是“放眼古今多少恨”！杨升庵何幸，时隔三百余年，当年的贬谪之乡竟然出了个同姓的知己，把他可歌可泣的一生谱写成一曲慷慨悲歌。杨世光写杨夫子的谪客生涯，一击三叹，始而悲其不幸，继而喜其大幸：“一到云南，边陲各民族同胞如亲如友地把他拥入了怀抱。”天高皇帝远，杨状元不但悠游林泉，而且与“滇南七子”唱酬诗文，研讨金石，著作等身。若是他生逢社会主义昌明盛世，杨夫子就没那么便宜了。你头上戴着偌大一顶“反革命”帽子，大家人人自危，揭发检举唯恐不及，甚焉者夫妻离异，儿女划清界限，还有谁敢把你“拥入怀抱”？什么“唱酬诗文”，那更是天方夜谭了。作者终而礼赞曰：“一个被弃的谪客，……没有折服，没有沉沦，……。居然用心血浇铸出一座高挺于天地之间的著作丰碑，用金果装饰出一个发光的人生，是何等刚正的风骨，何等超脱的气度，何等执定的精神！”
惊叹之余，我不禁自问：“这个三百年前的案例，对于今日劫后余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什么启发呢？”作者仿佛用他的结束语回答了我的问题。他打听到昆明西山麓有座升庵祠，便专程前往拜谒他的遗风。瞻仰完毕，走出大门，他看到面前有一座阔叶树，“高枝头有条大毛虫正霸气地咬食叶缘，滇池那边一轮红阳恰好迭衬在树缘下，仿佛那毛虫咬啮的是那轮红阳。我忽发奇想：那条毛虫是嘉靖皇帝，那轮红阳是杨升庵。”
这真是神来之笔！古往今来历代暴君，或以真龙天子自命，或以红太阳自封，披上龙袍，爬上天安门，君临天下，生杀予夺，便以为从此永垂不朽了。无奈经不起历史的照妖镜一照，一个个庞然大物原形毕露，不过是一条条大毛虫而已！唯有杨升庵这样的万千谪客才是“士之杰矣国之魂”，才是彪炳千古的红阳！
